上千万适龄男性可能“娶妻难”
目前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少2377万，这意味着10年后，处于婚龄的男性将比同龄女性多出2000多万，上千万适龄男性可能面临 “娶妻难”——这么多光棍怎么办？
男女比例失调20余年
“女大往外跑，儿大娶妻难。 ”如今，在中国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大龄未婚男青年屡见不鲜；在乡村小学和幼儿园里，男孩比例明显升高；在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等制造业和服务业聚集区，18—25岁的年轻女工严重短缺，服装厂不得不用部分男工来替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目前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经测算，届时将有上千万适龄男性面临 “娶妻难”。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男女比例协调本是自然进化的规律，然而在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已成为社会一大“顽疾”。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叫婴儿性别比，正常情况下，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出生103到107个男孩。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到了婚育年龄，男女数量趋于均等。因此，联合国设定的正常值为103—107。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时，更高达120.49，超出警戒线1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相对于女性，男性盈余13%。除西藏之外，其他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偏高。
光棍增加问题多
“近年来，北京市登记结婚的人群中，男方年龄在25—39岁之间的夫妻，年龄差距比 10年前增大，其中，年龄差超过5岁的 不 低 于10%。 ”据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从近几年全国各地民政部门婚姻登记情况看，男女婚龄差距拉大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的直接影响，就是‘婚姻梯度挤压\’现象凸显。 ”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介绍说，目前0—19岁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2377万。未来20年内，平均每年新进入结婚年龄的男性，比女性多120万人。同龄适婚女性短缺，男性就会向低年龄女性中择偶，挤压到一定程度，就要向别的地区发展，城里哥找乡下妹，富裕地区的男性找欠发达地区的女性，“婚姻剩余男性”最后沉积在低收入的贫困阶层。
田雪原忧虑地指出，婚而不能婚的男性剧增，会危及婚姻和家庭稳定，大大增加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
“婚姻挤压之痛不仅在于产生多少‘光棍\’，更在于其后果主要由贫困人口来承担。 ”田雪原说。
B超成为直接“杀手”
我国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已经上千年了，为什么近30年才出现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少子化和B超普及是直接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具有男孩偏好的亚洲国家或地区普遍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因为那时B超设备开始普及。许多人怀孕4个月后，经B超鉴定胎儿性别，男胎保留，女胎引产。
性别比失衡问题突出反映在农村。考虑城乡差异，国家对农村的生育政策，实际上是生男即止的规定：头胎生男孩的，不再生二胎；头胎生女孩的，可以再生一胎。 “头胎生了女孩的，二胎便要千方百计生男孩。 ”据原新介绍，“有些村庄甚至3年内没有出生一个计划内的二胎女孩。”
据介绍，在江西、湖北、安徽交界地区，从事非法鉴定性别的活动由隐藏变为半公开，由“坐等上门”变为“上门服务”，鉴定时的怀孕时间由16周以上缩短为12周左右，由本地小范围变为有组织的跨区域大范围作业。从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到人工终止妊娠，提供“一条龙”服务。
重男轻女是祸根
传统观点认为，农村的男孩偏好是为了解决劳动力、增加收入和养老问题。目前农村养老保障最主要的困难是经济上的，女儿大了要出嫁，而生活在身边的儿子（媳妇）能提供养老支持。
不过，一项对安徽省太湖县、宿松县、潜山县等欠发达地区人口问题的调查报告显示，近些年来，这些地区的年轻人基本外出打工，男性年均收入8500元，交给家里2000元左右；女性年均收入6300元，交给家里4000元左右。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女青年的嫁妆基本是自己挣的，男青年的父母需要投入3万—4万元。因此，不能将男孩偏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问题。
事实上，在我国沿海等富裕起来的地区，发达的经济条件和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未有效遏止出生人口性别比攀升的势头。 “根子在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 ”田雪原说，在许多人眼里，生男生女，是继嗣问题，也是“面子”问题。对于财富迅速增加的家庭，“儿子传后”的意识变得空前活跃和强烈。
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杨菊华表示，目前，我国妇女除了教育程度增长的幅度基本赶上男性外，其它指标都明显落后于男性。
性别比失衡需强力干预
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是社会背负的“高利贷”，在灾难爆发前排除危情，是百年大计。国家人口计生委性别比治理办公室主任罗迈说，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应标本兼顾，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
杨菊华指出，推进两性的公正、平衡发展，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才是“治本“之策。
翟振武认为，当务之急还是打击技术越轨，整治“两非”（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非法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武海亭表示，我国现行相关法律虽然严禁“两非”行为，但未重拳出击。
摘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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