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变革者变革中国
□新时报记者 江丹
许知远最动人的地方，大概就是他的理想主义。如果生活在19世纪，他大概会是另一个梁启超。远隔时空，今天的他为梁启超作传，第一卷本《青年变革者》新近上架，讲述1873年到1898年间的梁启超。许知远可能已经尽量克制，但字里行间，依然热血澎湃。
走出世外桃源
很多年后，梁启超回忆在故乡岭南茶坑村的生活时写道，“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自称“不带杂质之乡人”。
据许知远在《青年变革者》里的介绍，梁氏是茶坑村的大姓，而梁启超则是他那个小家庭里的第一个男孩，“也是长孙，是家族未来的继承人，注定肩负起与宗族其他支脉竞争的任务”。小时候的梁启超如果玩耍过度兴奋，就会被祖父梁维清警告：“汝自视乃如常儿乎？”
梁维清对长孙梁启超寄予厚望，被许知远称为梁启超“最有力的童年塑造者”。他并不满足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些启蒙读物，在梁启超四五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为其讲述《诗经》和“四书”了。他尤其爱讲南宋、晚明之事，因为那些朝代的谢幕中，也暗藏着他们家族的悲壮故事。
梁启超不负期待，9岁能下笔千言，10岁便是远近闻名的神童，12岁则在院试中胜出，成为所谓的秀才，而当时秀才的平均年龄是24岁。那时候的他正是科举考试的坚定支持者，也是他的目标，就跟所有读书人一样。
为了科举之路更进一步，13岁那年，梁启超来到广州继续学习。作为18世纪唯一的通商口岸，古老与新潮在广州交汇。在见识了更广阔的世界之后，梁启超开始对之前的科举目标产生了质疑。
许知远在《青年变革者》中写到，初到广州，大量的应试指南挤入梁启超的生活，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模仿“闱墨”。“闱墨”就是所谓的优秀考试范文，还附带考官的点评，深受学子的欢迎，类似我们现在教辅材料中的真题集和作文模板。
“‘闱墨’的泛滥也象征了这个时代的学风，这些被认为是帝国最聪明、最有前途的青年，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对速朽的‘时文’的模仿中。”许知远在书里写道。要想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不必读书，掌握“闱墨”即可。
知识就此陷入停滞。敏感的梁启超已经感受到“八股文的乏味与荒诞，功利世俗的同学也多少令人厌烦”。但那时候的他只是生出这样的情绪，还无法从更高的角度予以批判。17岁时，他参加乡试，榜列第八名，他的文章被刻入“闱墨”，为后来的考生研读学习。
第三视角看“公车上书”
乡试之后，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与他同年参考的还有张謇、郑孝胥、蔡元培等。梁启超未能延续之前的好运，他落榜了，但他却遇见了比他年长15岁的康有为。
借助许知远的笔触，我们得以知悉那个时候的康有为，他“带着失落与傲慢，混杂着古今中外的奇怪学识。他痛陈时代弊病，雄辩滔滔，既能大谈孔子之道，也能描述西洋事物，比起寻常学者的木讷、低调，他似乎显得有些过分生机勃勃了”。
而当按部就班的“乖学生”梁启超面对如此不羁的康有为时，只觉震撼，如“冷水浇头，当头一棒”。这是从未有过的感觉，“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可以说，在康有为这里，梁启超摧毁了旧自我，建立了新自我。
很多读者知道康有为和梁启超，是从“公车上书”开始的。但许知远在《青年变革者》中的第三视角描述，却让这对师徒后来对这一事件的描述显得有些夸张。长久以来，“公车上书”的历史魅力在于，它被认为是清代学子的一次集体激情而又大无畏的创举，在那之前，学子不能议论朝政，更不能结党行动。
许知远介绍，由《马关条约》而引发的“公车上书”不是从这些举人开始的，而且最初的上书举人也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策动无关。早在当年的四月初三，便有举人“公车上书”，并受到一些官员的动员，广东、湖南、江西、山西的举人多次上书，与接待他们的官员“相对涕泣”。梁启超出现在上书名单中已经是四月初六了，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和康有为的加入，扩大了“公车上书”的影响力。
除了“公车上书”，梁启超投身变革的另一起重要事件是戊戌变法。在那群人均40岁左右的维新团体中，梁启超才20多岁，尤其年轻。在许知远的笔下，比起康有为和谭嗣同，梁启超并不是维新变法的主要人物。但这个年轻人亲历了其中的种种，并为之奔走，他的变革之路或许才刚刚开始。许知远的《青年变革者》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但我们都知道，这只是梁启超人生故事里的一个逗号。
近代中国悲喜剧
《青年变革者》远不止是写梁启超的一段人生，许知远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了那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视角，我们已经太习惯仰视或者俯视他们了，以至于我们总是带着些许膜拜和偏见。在《青年变革者》里，我们看到了勤恳忧虑的梁启超，也看到了善于自我营销的康有为，还有富有胆识和行动力的谭嗣同，而那些早已经被脸谱化的清政府官员也因为细节的加注而生动起来，比如他们面对屈辱条约和错误决策时的痛苦挣扎，无可奈何。
借助梁启超的人生，许知远还为我们把那些看似独立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串联起来。梁启超第一次赴京参加会试，回乡途经上海时，他买到了徐继畬的《瀛寰志略》，“意外地发现世界上原来还有五大洲之说，中国不过是这五大洲中的一国”。
“当梁启超成为声名鹊起的主笔时，比他年长四十五岁的改革者王韬已走到了生命的最后岁月，他看着自己一生呼吁的理念正展现在这个年轻人的报纸上；同样阅读这份报纸的还有安庆的少年读者陈独秀，二十年后，他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在1898年北京躁动的夏日里，身经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太平天国运动、甲午之战的李鸿章，旁观着康有为、梁启超这两个青年过分活跃的举动，心中不屑却又暗自钦佩。”许知远写道。
许知远介绍，他的梁启超传记共有三卷本，希望它们能成为一部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和悲喜剧。“我期望它能复活时代的细节与情绪，展现几代人的焦灼与渴望、勇气和怯懦，”许知远坦言，“人性之弱点与光辉，个性之必然与命运之偶然，彼此交织。那些相濡以沫的同志，在历史考验面前也经常反目成仇，彼此疏离，然后在人生下一个路口再度交汇。”
许知远的《青年变革者》，为提纲挈领的教科书历史补充了大量丰富且生动的细节。不仅他是这样，还有更多的历史学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阅读的意义，我们应该知道的永远比我们已经知道的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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