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高考 留仙客
终于恢复高考了！得知这一重大喜讯是来自厂区的高音喇叭。那是1977年的秋天，其时，我正在安石化炼油装置的常压炉炉顶干活。
炼油常减压装置点火试车成功是在1976年的11月9日，那可是上了电视和电影的！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转，那套文革后期“大会战”中风风火火“大干快上”的装置，却“七处冒火，八处冒烟”，尤其是常压炉炉顶一角，钢板都烧的发红，不重新翻工怎么行？作为一名机修厂筑炉工的我，每天和大家一起奋战在常压炉里，用今天的话说，那是必须的！
可是，听到恢复高考的喜讯，我还是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我想报名参加高考！
我是文革开始后首届高中毕业生。在校期间，就有小道消息在悄悄传播：教育部决定恢复高考！我们的授课教师也用这一消息在不断的“诱惑”鞭策着我们，各科老师经常为我们开小灶，参照文革前的《高中XX复习提纲》教学。我们呢，晚上熄灯之后，仍然点起用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挑灯夜战，在知识的海洋里点点滴滴地寻寻觅觅，认认真真苦心孤诣地做着高考梦。可是，最终拿到的却是一张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通知书。
来到农村，我的大学梦荡然无存。我和农民兄弟一起在长江大堤上挑土筑坝，和林场师傅一起植树种茶，后来，虽然洗去了满腿的泥巴拿起了教鞭，但是，上大学的梦想早已进了爪哇国。那时候，能够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都不是一般的知青，像我这样“十三不靠”的人，只能眼巴巴的欢送他们欢天喜地走向大学校园。
不成想，属于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我何不去考场走一回呢？我就报了名。可是，高考是门硬功夫，是要复习功课的。那时不像现在，书店里高考复习资料堆得像一座座小山。那时书店里仍然是“红海洋”，书架上充满领袖的书。厂区距离市区也远，即使不远，我也没有时间去市里逛书店，我得按照会战指挥部的要求，坚守在装置区，坚守在常压炉里，每天一身汗水一身泥浆。
那一年冬天，我终于走进了高考的考场——那是一座大礼堂，里面摆满了课桌，考生中胡子拉碴的不少，挺着大肚子的妇女也不在少数，黑压压的一片。监考老师们就像挡车工一样在大礼堂里来回穿梭。究竟考了些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后来分数下来了，考生可以去指挥部政治部查分，我没去，我知道自己名落孙山。一个没有看过书，没有任何资料，两手空空，脑袋空空的人参加高考，能够“中举”，那无非是天才！可是，我不遗憾，因为，那是“文革”后的首次高考，我参加了。如果说它是独木桥，我曾经从它上面走过。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特殊的年代，曾经给过我一次检验自己知识的平台，这就够了。
高考过后不久，我调到机关工作。进入机关，我越发感到知识的重要性。我开始制订目标给自己加压，开始恶补文化课，在参加安徽大学中文函授和电大自学的同时，又考取了安庆师范学院中文专科，脱产学习了几年，终于圆了大学梦。现在，我的抽屉里还摆放着北京汉语言文学大学、北京经济函授大学、中央党校等好几所高等院校的文凭。它们虽然算不得弥足珍贵的人生财富，却与那年的高考失利有关。
感谢1977年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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