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李鸿章
赵焰
在我看来，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很糟糕的时代，除了开疆拓土上有重大贡献之外，在各个方面泛善可陈。相比明朝，它更加腐朽和封闭，毫无活力。清朝在康熙年间关上国门之后，完全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治世思想倾向于保守而实用，国家治理呆板而笨拙，一直没有出现大思想家大智慧者。清朝年间，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越拉越大，最后被西方打得落花流水，实在是情理之中。
清朝制度守旧，统治落后，官员也泛善可陈，少有新思想、新思路，也少有思维活跃、行为高蹈之人。历朝官吏，只有特殊年代出现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算是能臣，其余唯唯诺诺，不值一提。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蛰居在敬亭山下的宣州，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研究曾国藩，读《曾国藩家书》、《曾国藩传》，也读他的文章、奏折以及据说是他所撰的《冰鉴》一书。系统地读一个人的东西，就好像去一个人家拜访，依次参观人家的庭院、厅堂、书房、寝室等，继而与这个人谈心，了解他的思想、经历、习惯和生活。那时候我正是三十岁左右，处于人生的关键时期，系统地学习曾国藩，对于确立“三观”，有极大的好处。在曾国藩身上，我明显感觉到了一个人深厚度与宽广度——曾国藩不单单是一个读书人，一个大儒，或者是一个官人，他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
儒家的最高理想是什么？是“内圣外王”。可是中国历史，真正称得上“内圣外王”的却很少。“圣”不是神，是人，是有很高道德境界的人；“王”是什么？就是有统治力的人。以“内圣外王”为标准，孔子都难当——孔子只能是“圣人”，道德高尚，绝冠天下，但他不是王；孟子是“亚圣”，也不是王。唐太宗李世民，可以称得上“王”，却不能叫“圣”，因为发动了“玄武门事变”，杀了自己的兄弟，道德上有瑕疵。曾国藩之前，历史上能称得上“内圣外王”的，只有诸葛亮、郭子仪、王阳明等少许人——既有崇高的道德修为，也能带兵打仗威震一方。在此之后，就应是曾国藩了——不仅力挽国家于狂澜，建功立业，还有自己的学问体系，有自己的道德修为。
曾国藩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科举和仕途都很顺利，学问做得也很好。曾国藩本来可以在朝中当一个不大不小的太平官，研究一些不咸不淡的学问，饱食终日，志得意满。可是太平天国起事，正规军打不过太平军，岌岌可危的朝廷就把曾国藩等一干京官强派到地方，让他们组织人马抵抗太平军。当时的朝廷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只能卖官帽，以卖官帽的钱来征兵调粮。不过出卖的官都不是实职，只是待遇，前面都加上一个“候补”。虚职变实职，要等空缺，真正地上任，不知道等到猴年马月。
曾国藩于是以兵部侍郎的身份，在湖南招兵买马，跟太平军打了很多年，最后攻入天京，把太平天国给灭了。作为一个文官，有这么大的功劳，当然了不起，所以当时有人说曾国藩的行为，跟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一样伟大。东汉时的刘秀，也是一名大学士，王莽改革把政局搞垮了，发生了一连串的内乱，像绿林赤眉起义什么的。刘秀于是带着一帮大学士和地方豪强，以“诗礼传家”的史命感把汉朝给光复了。
我曾写过一本《晚清有个曾国藩》，主题是什么呢？写曾国藩的不容易，他在巨大压力下的坚守，以及他内心中的悲苦。曾国藩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也患有严重的皮肤病，或者叫牛皮癣，每天睡觉起来，床上总要落下一层皮屑。有人说曾国藩是巨蟒投胎，睡觉时落下来的是蛇鳞皮，这是瞎扯！曾国藩哪里是巨蟒呢？分明是一个已入膏肓的病人。曾国藩的压力很大，导致内分泌失调，就得了牛皮癣。牛皮癣这东西奇痒啊！湘军打到安庆时，曾国藩的夫人一直不在身边，曾国藩天天晚上痒得睡不着。没有办法，就跟部下商量，准备娶一个小妾，什么也不干，就替自己挠痒痒。部下说，大帅这有什么了不得的，像你这样地位的人，怎么也有个三妻四妾的，娶就娶呗，该干什么干什么！曾国藩说：胡说，我就是让她替我挠痒痒，其他的什么都不干。曾国藩还真是曾国藩，就让人找了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孩，娶了，还立下字据，写明确娶她就是挠痒痒。没想到的是，这个女孩身体不太好，没过多长时间肺结核病死了。曾国藩给了她家人一些钱后，就没有再娶了。
曾国藩一点也不喜欢打仗，他最感兴趣的，还是读书、研究学问，另外就是做一点实事。战争改命了曾国藩的生活，也改变了他这个人。有时候，曾国藩自己也觉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洋人入侵，纲常崩溃，牛鬼蛇神必然要趁乱兴事。曾国藩坚信，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将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作为文化道统的一分子，在此乱世纷纭中，当然要挺身而出，捍卫数千年的尊严。曾国藩坚信孔子的一句话：“礼失求诸野”，什么意思？就是天下坍塌了，道统崩溃了，怎么办？到民间去找，去运用民间的力量。曾国藩对打败太平天国一直持有坚定信心，在他看来，太平天国是邪教蛊惑，只是暂时地蒙蔽一些人，既缺乏民众的拥护，又没有列强支持，肯定不会长久。曾国藩这个人，性格上非常“耿”，能坚持到底不动摇，他的战略思路，就是跟太平军慢慢耗，慢慢磨，避其锋芒，击其软肋。太平天国是流寇，特点是攻城拔寨速度快，抢掠一番就走。曾国藩就采取“坚壁清野”的方式，以“三光政策”跟太平军拼防守，拼消耗。结果曾国藩的湘军越打越强，太平军越打越弱。耗到最后，太平军内部矛盾变得尖锐，互相之间开始火拼，胜利的天平一下子向曾国藩倾斜。
曾国藩还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或者说是君子概念的一个完美人格——于君主，曾国藩一直很忠诚。曾国藩含辛茹苦十数载，替朝廷分忧解难，出生入死，力挽狂澜。太平天国覆灭之后，曾国藩手握重兵，权倾一方，可曾国藩一直很清醒，主动急流勇退，不仅解散了湘军，而且多次陈明心迹，要求告老还乡。曾国藩正是以他过人的智慧和洞察力，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自己的名节。
于同僚，曾国藩一直宽厚仁义。比如说，在跟左宗棠的关系处理上，曾国藩虽然对左宗棠有知遇之恩，可左宗棠经常恃才自傲，狂狷尖刻。每到此时，曾国藩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妥协忍让，淡化处理。曾国藩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在他的调教下，一批“耕读为本、诗书传家”的乡贤成为了栋梁之才，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等，比如说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沈葆桢、丁日昌、曾国荃、彭玉麟、杨岳斌、刘蓉、李瀚章、李续宾、刘坤一、李宗羲、钱应溥、梅启照、倪文蔚等。曾国藩还以擅用人见长，幕府中藏有一批才高八斗的学人，比如薛福成、吴汝纶、李善兰、徐寿、华蘅芳、黎庶昌、俞樾、赵烈文、容闳、陈兰彬等。有容乃大，这是湘军集团在军事、政治上获得成功至关重要的原因。
曾国藩不仅富有智慧和韬略，他的文章，也是老辣沉郁。清代散文分两派，一派为文选派，一派为桐城派。文选派以《昭明文选》为圭臬，讲究文彩。另一派呢，就是讲究义法和神气的桐城派。曾国藩以渊博的学问、弘通的见识、雄直的气势，将桐城派发扬光大。曾国藩的《家书》也写得好，从他的家书中，既可以看出曾国藩家常和真实的一面，也可以看出他的厚重功力。曾国藩还有一本书，叫《冰鉴》，这是一本奇书，是讲知人察人的，也可以说是一本相书。曾国藩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书呢？因为一辈子察人无数，有很多经验和想法。曾国藩在这本书中写了一首诗，算是本书的总纲：福分看耳朵，正斜看眼鼻，功名看气宇，事业看精神。曾国藩看人，其实最根本的，就是看气息。
曾国藩还是清代“经世济用”的一个典范。明清科举盛行之后，中国文化落入一个窠臼：读书人普遍变得不“通”了，原先攻读，特别讲究一个“通”字，学问到了后来，“点石成金”的，就是一个“通”字。可是严格的科举制度选拔出了很多“百无一用”的腐儒，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明朝末年，很多大儒“平时读书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危难之时什么用也没有，只知道一死了之成为“自了汉”。清朝吸取了明朝的教训，开始有意识培养一些实用型读书人，要求知识和实践相结合，能做事，会做事。当然，清朝“经世济用”口号的提出，也有一定的阴谋性，即让读书人不顾是非原则，只为朝廷所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的“上马杀贼，下马读书”，重新让读书人成为国家的中硫砥柱。
再说李鸿章。李鸿章是曾国藩的晚辈，也是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考进士的卷子，还是曾国藩批改的。曾国藩是一个大儒，学问和道德都好，李鸿章就不好说了，李鸿章的人格就比较复杂，懂得妥协，会伪装，隐藏得比较深。我在《晚清有个李鸿章》中曾写到：李鸿章年轻的时候，诗写得很好，可是他到了中年之后，尤其是当了江苏巡抚之后，就不怎么写诗了。为什么？怕诗中流露出一些蛛丝马脚，暴露事情，暴露性情，被人抓住辫子。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李鸿章决意走官场之路，基本不作文不写诗了。从这一点上看，李鸿章跟曾国藩就有了很大区别：李鸿章一心一意想当官，想往上走；曾国藩却不一样，他一直坚持写诗作文，坚持研究学问。
与曾国藩相比，李鸿章在那个体制下的行政能力，似乎要更强。起先在南方抵抗太平军的，基本上都是湘军，后来曾国藩让李鸿章组织了淮军，打起仗来，淮军比湘军还厉害。为什么？因为李鸿章更聪明敏捷，用兵更大胆，也更敢奖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士兵打仗更不怕死。曾国藩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选人用人喜欢用读书人，讲原则，讲底线；招募士兵呢，喜欢忠厚老实的种田人。李鸿章就不这样了，自己有“痞气”，也喜欢处理灵活、不迂腐、重实效、脑子活的人。打仗，也喜欢用一些地痞流氓。当然，李鸿章也用一些老实人、学问深的人，比如周馥，不过只用来担任自己的管家。比较起曾国藩性格的始终如一，李鸿章有很强的多面性，既可以说“大奸若忠”，也可以说是“大忠若奸”。
曾国藩其实不太适合做官，尤其是太平官。为什么？因为书生气太重，原则性太强，又喜欢事必恭亲，做官做得累。曾国藩的死，其实是累死的，抑郁死的——曾国藩在官场上的最后几年，碰上了“天津教案”，方方面面的压力很大，很难处理好，最后朝廷将他从直隶总督位置调任两江总督，跟李鸿章换了个位子。曾国藩到了南京后郁郁寡欢，没多久就死掉了。李鸿章接任曾国藩的位置后，方方面面处理得很好，比他的老师出色多了。为什么？因为李鸿章身上有“痞子精神”，既有抗压能力，又有协调沟通能力，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关系处理得都很好。一个例子：李鸿章进京去见慈禧太后，每一次进宫，都要给看门的太监送点银子。你说他会不会做官？可以说，在那种体制下，李鸿章对人情世故的把握，对于原则和私利的把握，比曾国藩好太多。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李鸿章在岌岌可危的晚清政治中，一方面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另一方面，也是乐此不疲、如鱼得水。
就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关系来看，可以说，曾国藩对李鸿章很欣赏，李鸿章对曾国藩很尊重。李鸿章这个人，虽然聪明散漫，不过很讲义气，很懂报恩。淮军和湘军围攻南京时，淮军的力量和装备已超过湘军，朝廷一再敦促李鸿章从东南部抓紧进攻南京，可李鸿章就是磨磨蹭蹭拖延进攻时间。为什么？因为想把攻克天京的头功让给湘军。李鸿章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敬重曾国藩，另一方面，也深谙中国官场的规矩。
李鸿章懂得隐忍，也懂得如何“出头”——李鸿章在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经过他的提携和举荐，身边的将领纷纷出任封疆大吏和朝廷高官。据不完全统计，从1870年到1911年，李鸿章部先后出任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的淮系要员共有38人；在淮军和北洋海军两大军事系统中担任过提督、总兵以上的将领多达1300多人。部属的升迁，让李鸿章成为名副其实的“晚清第一汉臣”，形成了一个持续把握和影响中国局势的政治集团。当时朝廷中出身于淮军的将领有张树声、刘秉璋、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吴毓兰、吴毓芬、吴长庆、丁汝昌、叶志超、卫汝贵、聂士成、程学启等；后来民国初年的袁世凯、段祺瑞、李经羲、江朝宗、龚心湛、汪大燮、许世英、贾德耀等，也是李鸿章势力的延续。李鸿章及淮军对于中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民国北京政府结束。
综合来看，李鸿章可以算是一个完全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聪明，却无才华；灵活，却不见性情；有志向，可理想和精神贫乏。以李鸿章的老谋深算，当然明白大清江山长不了，因此在官宦生涯中，把自己的后路安排得很好——李鸿章为朝廷办洋务，自己也没有闲着；对于自己的家族和亲朋，也没少照应；和列强签订了很多协定，有很多也不干不净，比如《中俄密约》的签订，据说进项了50万卢布的回扣……李鸿章是以“荒凉之心”在做事，到处割地、赔款，内心充满郁闷和伤感，所以“庚子赔款”一签订，他就吐血而死。
李鸿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在于无法超越环境和背景，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李鸿章这一代人的文化背景来说，最高的提倡和理想，就是“修、齐、治、平”。它不可能让李鸿章生发出对旧时代的不满和决断，也不可能让李鸿章去跨越时代，产生广义的拯救苍生的力量。李鸿章只是一个“器用者”，是一个开明的官僚，不是一个思想家，更不是有情怀和理想去改变历史的人。李鸿章对于现代人文思想的缺乏，注定了他既没有严复的通透和厚重，也没有梁启超的肆意大胆；并且，最终决定了他不可逆转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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