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高考
又是一年高考时。上午因事路过安庆二中考场，望着乌压压一片考生和满街焦虑的家长们，我的思绪一下飘到40年前，我参加高考的那些日子。
1977年国家宣布恢复高校招生考试，来得十分突然，事前几无预兆。当这个消息传开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无法相信天上会掉馅饼。我更不会相信，会允许我们这样一些出身不好的另类，有资格公平地参加高考。那时，我还没有从十年文革动乱的噩梦中走出来。直到我昔日的同学、伙伴们怀揣着鲜红的录取通知书进入大学校园时，我才相信：无论出身、不讲关系，每个人都有平等参加高考、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这一天真的来了！
1978年，在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开始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时间，考生的各科考试成绩全部公布，使招生制度进一步完善。我真正看到了希望。
我是1966年小学毕业的，正当我们踌躇满志，为准备考进一所理想的学校而在课堂上紧张复习时，突然，学校的广播站开始一遍一遍播放《五·一六通知》。我们从教室里冲出来，挤到操场上，对着高音喇叭，师生们都一片茫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更没有想到，这是十年文革浩劫的开始。从此以后，诺大的中国，竟会安放不下一张书桌。
接下来发生的事件，就像一场场噩梦。先是一位十分儒雅、平时无事便捧着个紫砂壶、踱着方步、哼着诗词的老先生，因为所谓的历史问题被批斗，紧接着就是抄家。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随着人流来到这位先生家时，现场一片狼藉，庭院里是一堆尚未燃尽的书籍……
这场火迅速蔓延。几乎没有一个老师能逃过被批斗的厄运。社会上更乱，“破四旧”暴风骤起……
这场大火终于烧到了家中。我的父亲，一辈子救人无数、受人尊重的老医生，当时已退休在家，突然接到单位的通知，因其历史问题（抗战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79后方医院院长，参与救助负伤的抗战将士），第二天参加批斗会。老父亲已经亲眼目睹昔日的同事挂牌批斗、游街示众的场景。尽管他已历经运动磨难，但还是无法忍受如此侮辱，于是选择了自行结束自己的生命。一夜之间，家中的顶梁柱轰然倒塌。他的子女却因此成了“狗崽子”，被打入另类，开始了屈辱的人生。
为养活自己，我开始四处做工。1968年的一天，一位小学同学突然来到我家，给我送来了“中学录取通知书”。原来是复课闹革命，我又变成了安庆二中的初中生。学工、学农、学军；早请示，晚汇报……就是不用读书。转眼到了1970年，初中毕业，当时是“四个面向”——升学、到军工、到工厂、下乡。前三个面向的前提条件是“根正苗红”，自然与我无关。我唯一的选择便是奔赴“广阔天地”。我便流落到社会。其间，我到过农村、在工厂打临工、当过代课教师，1976年招工进了一个区办工厂，成为一名技术工人。
尽管命运多舛，所幸的是，我一天也没放弃读书。我始终记着我的老母亲反复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孩子，知识在任何时候都是有用的，你一定要读书！”
我几乎想尽一切办法寻找书源：家中没烧掉幸存的书，所有能借到的书。最值得庆幸的是，我的一位儿时朋友，他是一位老干部的孩子，他也十分喜欢读书。我从他手里看到了许多社会上根本见不到的“内部特供书”，如《多雪的冬天》《怎么办》《病夫治国》等等。
面临机遇，我却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选择哪个学科？前面说过，整个初中阶段，数、理、化知识几乎是一张白纸。有这样一个笑话：我在考场外等待考试的时候，两位考生探讨数学中有理数和无理数问题，我一头雾水：“数字就是数字，还能有理无理？”当监考教师听到我的问话时，像看到怪物一样的盯着我看。“你是来考大学的？！”当看到我肯定地点头后，他深深地叹口气，摇着头离我而去。而选择文科，必考科目中的历史、地理，我也从未学过，连本教材都没有。好在我还在中学呆过，于是我找到那所学校的两位老师，他们极为热情，不仅提供教材，还提供了当时市面上少有的油印资料。剩下的就是与时间赛跑了。
那时的社会风气与现在迥异。一个基层小厂的工人想上大学，会被扣上不安心本职工作的大帽子，复习迎考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直到考试前3天，按照当时的政策，允许请假离岗复习，可是当我将请假条送到厂长手里，不批准——理由是影响工作。无论你说破天，他不为所动。厂办的秘书实在看不下去，私下偷偷劝我，请病假。不得已，我只有出此下策。紧张的考试回厂后，便得到不好的消息：厂长对我不听从他的指示极为震怒，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大发脾气，称有人借国家要人才之机，装病不好好工作。你以为你就是人才啊？！并扬言如果考不上，立即发配到翻砂车间做粗活。我便在这惴惴不安中焦急地等待着。
录取通知书是在10月2号寄到工厂的。那天工厂放假，适值我和师傅在传达室值班。上午11时左右，邮递员送来一封挂号信，上面赫然写着我的名字。我一时愣在那里，性急的师傅一把拿了过来撕开，抽出邮件，看后高兴得大叫；“取了取了，你录取在安徽师范大学。”一旁的邮递员也十分高兴地向我祝贺。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区当年参加考试的近百人中，仅有两人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当年全国600万人报考，仅仅录取了40万，录取率7％。
高考的恢复，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那次高考的意义更是非同寻常——意味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此回到常识，回归理性。于是就有了恢复常识后的这40年的沧桑巨变。
1978年金秋十月，我走进了安徽师范大学。从此，一个崭新的未知世界向我张开双臂，我开始了4年的求学生涯。
那年，我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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