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撰云南临安府知府江岷雨墓志铭文考

安庆晚报 2016-08-13 10:31 大字

[摘要]宋庆新文/图

江岷雨夫妻合葬墓，

2005年发现于安庆市十里铺乡凤凰村，其时墓葬已被破坏，现场仅存墓志铭残件若干。墓志铭残长72cm、宽71cm、厚11cm，现收藏于安庆市博物馆。

《惜抱轩全集·文集》和《文后集》共收入姚鼐的古文26卷，322篇，其中墓志铭5卷，共71篇。如果加上碑文、墓表和祭文，则总共90篇，约占其全部古文的28%。江岷雨的墓志铭文也被收录其中，见《惜抱轩文后集》第八卷墓志铭二，卷10-12，现摘录如下：

朝议大夫临安府知府江君墓志铭并序。君讳濬源字岷雨，怀宁江氏，曾祖讳守侗，祖讳汝湛，考讳嘉椿，祖考皆以君贵赠朝议大夫。君以县学生中乾隆三十五年举人，四十三年成进士，授考功司主事，晋员外郎又晋稽勋司郎中兼考功事。君在考功十余年，货赂不敢及门，吏不敢为奸弊。乾隆五十八年出为云南临安府知府，临安边远，民寡知义，君一以道理谕之，讼者至，君呼至案，与言如乡里。至不可教乃威以法。有兄弟以财讼者，君为言骨肉之谊，其辞痛甚，言未终，讼者泣涕求罢讼，复与好。后讼者益稀。临安所属夷氓，土司十掌塞十五，旧土官谒知府，其仪严甚。知府坐堂上如神，阶下跪拜，惶迫不闻一言而出。君独接以和易，赐坐与闻夷情具悉。土官感恩，奉命愈谨，而事大治。居寡燕乐厨舍萧然。优人迹不至其郡，而境内小大绩无不举县皆立义学。为立法甚密，任内公私修桥梁至五六十，君自为文以记，临安民以为荣。嘉庆二年，贵州兴义苗为乱。蹂近云南，君调土练防御，贼不得入境，后二年，君护迤南道，值大兵剿猛猛土司，君驻威远，督理防剿有功，以卓异荐入都，既引见，反临安待陞，君以年七十请致仕归。后五年为嘉庆十三年九月辛巳卒于家。君少工文章，为诸生时，尝事刘海峰先生，闻古文法著介亭内外集十二卷，介亭笔记十卷。其在临安澧社江六蓬渡有蚂蝗之孽，时覆人舟，君为文祭神，其夜大风雷鸣，若有物陨坠，祟竟灭，人以配昌黎之告鳄云。在威远时作边防四篇，其言守边利病尤具。在考功时为巳酉科陕西乡试正考官，取士称当焉。娶胡恭人，同里太学生熾女事寡姑赵太恭人最孝，赵太恭人谓孙女作妇者宜效之。又能以勤俭助夫为廉。嘉庆四年□月卒于临安官舍，年□十□，生七子，甲寅科举人彦和，巳酉科举人景纶，附监生郁才，监生景绶，候选县丞附学生景绂，廩生尔维。君丧时有孙十六，嘉庆十五年□月葬君于县西北四十里辜家冲山麓，胡恭人祔。桐城姚鼐为之铭。

铭曰：讲仁导义，德被边迾，以及夷裔，树绩佳吏，内原儒艺，有助贤昵，称其翟茀，爰安同瘗。

对比出土的墓志铭和《惜抱轩文后集》中收录的墓志铭，两篇墓志铭中的文字、段落，在志文上有局部出入，或个别文字增减，或个别段落不同，但这并不影响两篇志文在主旨上的相同，在墓主人世系、年表、等表述基本相同，铭文完全相同。出土的墓志铭在卒年位置残缺,仅存“辛巳九月”，而文集中收录的墓志铭恰好弥补了这个空白，为“嘉庆十三年辛巳九月”，《怀宁县志》也能佐证。关于另一位墓主胡太夫人的卒年，文集中收录的墓志铭这样记载：“嘉庆四年□月卒于临安官舍，年□十□”，在数字位置上空缺。而出土的墓志铭则详细记载：“嘉庆□年正月卒于临安官舍，年六十四”，恰好互为补充，相互印证。

还发现几处很有意思的不同，在墓主人去世时，记录其后人的数量上，出土的墓志铭记有：“孙二十四，曾孙二十七，元孙三□”，文集中收录的墓志铭记有：“孙十六”，未见曾孙、元孙。在墓主的安葬时间和地点上，出土墓志铭记：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城西七里樟木冲之觐龙冈，没有明确安葬的时间。文集中收录的墓志铭记：嘉庆十五年□月葬君于县西北四十里辜家冲山麓，明确了安葬的时间和地点，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安葬地点。根据墓志铭出土的地点我们可以判断，今天的凤凰村在距离安庆市区西边3公里处，符合城西七里这个描述，可以确定是墓葬的最终埋葬地点。而文集中收录的墓志铭记载的很有可能是首次下葬的地点，综上可以初步断定：出土的墓志铭成文要晚于文集中收录的墓志铭，或者在墓葬迁葬后，作者姚鼐对墓志铭文做出修改补充。但奇怪的是，收录到文集中的墓志铭仍然沿用了早期撰写的内容。抑或是迁葬时，墓主的后人在姚鼐撰写的墓志铭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再看出土的墓志铭落款时间：“道光七年九月十六日”，此时姚鼐也已经去世多年，自此可以断定，出土的墓志铭系江氏后人在姚鼐原文的基础上做出的修改，至于迁葬的原因则不得而知。

墓志中提到的历史事件：“嘉庆二年，贵州兴义苗为乱，蹂近云南”，指的是嘉庆二年（1797），爆发了以王囊仙、韦朝元领导的布依族、苗族起义，朝廷称为“苗乱”。“后二年，君护迤南道，值大兵剿猛猛叛夷”指的是嘉庆四年（1799）九月，李文明在缅宁大黑山领导人民进行反抗傣族土司压迫的武装斗争。李文明（云南缅宁厅今澜沧县人），其所在的拉祜族受傣族土司——勐勐土巡检管辖。

志文中提到“土司十掌寨十五”，文集中为“土司十掌塞十五”，“寨”写成“塞”，疑为笔误。“土司十掌寨十五”即清代临安府辖区中著名的“十土司及十五掌寨”，其区域，即为今哈尼族的大聚居区红河南岸及北岸部分地区。所谓十土司，即思陀、溪处、落恐、瓦渣、左能、纳更、稿吾卡、纳楼、亏容、阿邦（后分出慢车）。十五掌寨，即猛丁、猛弄、猛喇、马龙、斗岩、茨通坝、宗哈瓦遮、水塘、猛梭、猛赖、猛蚌、者米、五亩、五邦、阿土等；又称“十五猛”。十土司中的前七司，十五猛中的前七猛，其土司或寨长都是哈尼族。纳楼土司是彝族，亏容、阿邦的土司和水塘等八猛的寨长都是傣族。居民则以哈尼族最多，彝族、傣族次之。清嘉庆《临安府志》为时任知府江岷雨编撰，在其“土司志”中集中地叙述了红河地区以哈尼族为主的各少数民族的自然环境、历史沿革、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情况。

道光《云南通志》卷一百二十九《秩官志循吏上》云：“江濬源，怀宁人，进士，乾隆五十九年知府事，性勤敏，听讼明察，增置书院膏火，凡拯灭恤患有益于民者靡不举行，复捐修郡志，以疾归。”江濬源，字岷雨，号介亭。事迹见《重修嘉庆一统志》卷四十九，董教增《题祀乡贤录·事实节略》、江景绂等《皇清诰授朝议大夫云南临安府知府前吏部稽勋司郎中考功司员外郎考功司主事显考岷雨府君行述》（介亭文集卷首）。《怀宁县志》卷十八，仕业，三十四，卷421记载其：“著有介亭文内外集十二卷，笔记十卷，居暇尔言二卷，于役迤南记二卷，北上偶录三卷，独秀山房四书文二卷，诗二卷。可谓著述甚丰”。用姚鼐的话说，“……工文章，……闻古文法著介亭内外集十二卷，介亭笔记十卷”。此古法写作乃桐城派所极为推崇的。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者，他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提出了桐城派的旗号，阐述了方苞、刘大櫆以及姚鼐之间理论继承关系，揭示桐城古文形成。姚鼐中、晚年先后主讲钟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四十余年，传授古文法，培养写作人才。为文提倡“考据、义理、辞章”兼备，编《古文辞类纂》。世人称为古文读本最精赅之书。桐城派至姚鼐，文章风气始遍及全国，形成所谓“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

提到江岷雨，则不能不提其于嘉庆四年（1799）重修的《临安府志》。嘉庆《临安府志》是迄今为止保存临安府地区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府志，其之前所修府志多已亡佚或残缺不全。嘉庆《临安府志》在继承了雍正《临安府志》的基础上，更加详化和记述了雍正以后多年的事迹，一方面保存了史料，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临安府地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而且有的资料在明清两代的云南方志均不获见，所以更显得弥久珍贵，是研究古代临安府最为翔实的资料之一。嘉庆《临安府志》不仅是嘉庆年间云南少有的几部志书之一，而且是现今《临安府志》保存最为完备的一部，至今仍是研究云南地方史、民族史不可缺少的一部重要的参考志书。

虽然史料中没有证据表明江岷雨与桐城派领军人物--姚鼐有过交集，但从姚鼐亲自为其撰写墓志铭文，并在志文中提到墓主人“为诸生时，尝事刘海峰先生”，明确江岷雨年轻时曾身受桐城派开山鼻祖刘大櫆教化，另外录自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的《桐城派名录》中，刘大魁这一支赫然列有江濬源，《桐城文学渊源考》卷三称其：“师事刘大魁，受古文法。其为文波澜意度近似大魁，诗亦清雅拔俗。”“其文因事类情，即物穷理，无心为文，而天下之至文莫能过。姚鼐称其文为有德者之言，足为世益”。从年龄看，江岷雨卒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75，与姚鼐年龄相仿，可否以此认定其曾与姚鼐同为刘大魁学生，而从此建立深厚友谊，过往密切。文集中收录的墓志铭记载的墓主安葬时间为嘉庆十五年，此时姚鼐在哪呢，姚鼐年谱中记载：“嘉庆十年(1805)，再主江宁钟山书院，并于嘉庆十五年(1810)与诗人赵翼赴江南乡试鹿鸣宴。嘉庆二十年(1815)七月卒于钟山书院”。推断此墓志铭文写作时间为嘉庆十三年至十五年之间，应为姚鼐一生撰写的众多墓志铭中的收山之作。

从墓志铭看江岷雨人生经历可分三个阶段：一、入仕至考功司、任稽勋司郎中兼考功司事，60岁以前；二、知临安府事，60至70岁；三、以病归至去世，70至75岁。志文记江岷雨第一、三阶段经历只用寥寥数笔带过，而用较大篇幅，重点叙述第二阶段墓主人官至临安府知府后的十年间诸多政绩，以及坚持文学创作，并对民族、边防工作细心总结。一位亲民、爱民、与多民族和谐共处的桐城派儒官形象跃然纸上。安庆与临安，地名中都有个“安”，临安为西南边陲、蛮荒之地，与安庆地处吴楚、人文鼎盛形成鲜明对比，作为桐城派文人的江岷雨，官至郡守，镇守西南边陲，守土一方，无论在政治、军事、司法、民族关系、人文教育、基础设施建设都给当地做出了巨大贡献，究其自身原因，笔者认为其受桐城派的影响是关键。

墓志铭是中国古代散文创作中极为重要的体裁之一，它源于东汉，盛于唐代。姚鼐作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运用这一传统文体写下了许多篇章。其中部分落入俗套，成就不高，但更多的篇章是自发新意，不蹈古人。此篇墓志铭文中，为突出墓主在官期间兢兢业业，勤政爱民，他举了这样的事例，“其在临安澧社江六蓬渡有蚂蝗之孽，时覆人舟，君为文祭神，其夜大风雷鸣，若有物陨坠，祟竟灭。”他用奇幻的笔法，写出了墓主特有的风貌，使写实性的墓志充满浓厚的浪漫气息。姚鼐的基本思想虽然没有超出封建主义的范畴

,但他的文章却被推崇“为天下之至美”,桐城派毕竟被他推上巅峰,占据文坛二百多年的煊赫地位，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其文学成就等内在原因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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