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安庆家暴案
[摘要]赵健生
晚清同治七年（1868），安庆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家庭暴力案。时任两江总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曾国藩，于这一年的农历六月十八日，专门向清廷呈报了《补用副将胡开泰殴妻致死恶迹多端按军法就地正法片》，全录于下：
“再，准兵部右侍郎彭玉麟咨称，五月初三日途径安庆省城，士兵数百人遮道环禀江西补用副将胡开泰凶暴异常，路人侧目，近更有毒殴继妻王氏身死之事，当经亲提胡开泰研讯，供认不讳。并经怀宁县知县王鸿飞研讯属实，旋晤皖省司道面禀情节相同。查该副将强暴绝伦，万民痛恨，亟应立正重典，未便久稽显戮。适署安徽抚臣吴坤修因公回省，会商意见相同，当将胡开泰按照军令就地正法，咨请奏报前来。
查定例，夫殴妻致死者，罪应拟绞，仍就情节轻重，分别实缓办理。胡开泰无故殴妻毙命，据怀宁县知县勘验，尸身遍体鳞伤，情极残忍。就案定罪，已在情实之列。该副将平日横行不法，恶迹多端，至省城数百人公禀请除此害，其凶狠尤可概见。业经彭玉麟、吴坤修会讯按照军法从事，足以警残暴而快人心。所有副将正法缘由，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曾国藩的这道奏折，把这起发生在两百多年前安庆的家庭暴力案的情节、性质和处置情况，交代得很清楚了。
在过去的男权社会里，女性身受“夫为妻纲”和“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等伦理纲常的束缚和捆绑，显然是命中注定的弱势群体，遭受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当是逆来顺受的家常便饭。不错，过去的社会，也把“夫妻”列入“五伦”之列，不但提倡“修身、齐家”，还津津乐道“夫唱妇随”、“举案齐眉”之类的故事，甚至出现过像宋代陈季常，因为娶了个善作“河东狮吼”的柳氏而害了严重“妻管严”这样罕见的个例。不过，这些所谓“正面”的理念和典型，不过是用来平衡和维系男权社会的延续和发展，让它不至于过度倾斜而导致崩盘而已。因此，从历史的层面上看，曾国藩在战事正酣、一将难求之际，毅然决然地以皇权介入，用刑律伺候，将殴妻致死的胡开泰立正重典、军法从事，也算是难能可贵的空谷足音吧？尽管此举挂一难免漏万，难以起到杀一儆百的实效。
这起家暴案，是由彭玉麟具体承办的。对于这位晚清重臣，我想多写几句。他的祖籍在湖南衡阳，但生于安庆市怀宁。其父彭鸣九在三桥镇做巡检（相当镇长），是位从九品的低级官员。16岁时，祖母在老家病逝，彭玉麟方随父母回原籍奔丧。不久父死，母亲王氏是浙江人，在衡阳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因而38岁时，他仍是一介布衣，落拓不迂。直到曾国藩在衡阳招募湘军水师，他才投身军营，由此发迹，直至官拜兵部尚书。承办胡开泰案件时，他是正二品的兵部右侍部（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受朝廷之命，负责巡视长江防务。据清史介绍，彭玉麟为官刚直不阿、嫉恶如仇，而且淡泊名利、洁身自好。其《赋性》诗云：“眼孔着高看义利，分明黑白好安身”、“污吏贪官仇欲杀，贤人君子敬如神”，可以看作是他立身为官的信条。他一生“素无声色之好家室之乐，性尤不耽安逸。治军十余年，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以庇妻子。身受重伤，积劳多疾，未尝请一日之假回籍调治。终年风涛矢石之中，虽其病，未尝一日移居岸上。”不妨再举两个例子：他首次巡视长江防务，便会同沿江督抚，参掉庸劣总兵、副将等高级将领116名，千里长江为之一震；告老还乡时，他将应由个人所得的60万两白银，全部交给沿江六省用于公务，实践了“以寒士来，以寒士归，不敢携分厘以贻害子孙”的承诺。附带再写一笔：彭玉麟极具才情，据说生平作诗万首，画梅万幅。宿松县小孤山，便留有他的一首诗作：“书生笑率战船来，江上旌旗耀日开。十万貔貅齐拍手，彭郎夺得小姑回。”碰上这样一位铁面无私的性情中人，也该殴妻致死、作恶多端的胡开泰活到头了。
按清制，胡开泰这样的副将为从二品，属朝廷直管的将领；而彭玉麟这样的兵部右侍郎，也不过是正二品。两江总督曾国藩不但批准彭玉麟先斩后奏，而且是以“附片”的行文形式上报朝廷的。属臣呈报朝廷的奏折，一般分为正折和附片两种形式，附片的分量较正折为轻。分明是打了一只重量级的“老虎”，曾国藩却轻描淡写地以附片形式上报朝廷，这多少说明了他老谋深算、成竹在胸，故意举重若轻、有意为之的吧？！
曾国藩，包括彭玉麟，都属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对于他们自己所置身的时代以及后世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历来褒贬各异、莫衷一是。我绝无参与争议的本钱。这次只是就事论事，觉得曾、彭两位在这起晚清安庆家暴案的处置上，多少能给我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感觉，这种感觉有点爽，爽在替男权社会里的妇女同胞们出了口恶气。那么，就让我仅赞这一点，不及其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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