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黄梅戏
[摘要]李光南
我和黄梅戏的渊源既有地理的,又有人文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以石牌为中心方圆五十平方公里范围内,是中国戏剧的“圣地”,被称为国剧的“京剧”和当今最受欢迎的黄梅戏,都发源于斯。自清代中期以来,在这弹丸之地,涌现出近百位戏剧大家。像京剧名家程长庚、杨月楼、杨小楼、郝天寿、叶盛兰,黄梅戏名家蔡忠贤、胡普伢、马兰、黄新德、韩再芬。我的老家在怀宁县江镇,距石牌直线距离不超过十公里,无疑是在“圣地”范围内。
江镇是皖河边一个较大的水陆码头,曾经十分繁华,镇上的居民只有三种:渔民、商人和“三教九流者”。我的父辈是渔民。“三教九流者”包括“叫花子”和“戏花子”。在我小时候,父亲常和我讲坐在小渔船上看戏的情景,以至于后来读到鲁迅先生的《社戏》时,脑中出现的不是乌篷船,而是小渔船,那上边坐的不是闰土,而是父亲这样的朴实的江镇人。
我记事后恰逢文革,因此,我记事前坐在父亲肩头或者是船头看到的黄梅戏一概没有记忆。而当我能记事时这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又全部当成毒草打进了“冷宫”。但在父亲以后漫长的叙述中,还是帮助我重新拾起了那些不曾记忆的舞台故事。作为渔民的子弟,我曾经长时间和父亲一起待在船上或者是看鱼的小屋子里。在漫长的冬季和寂寞的夏天,父亲总是一边补着渔网,一边向我讲着戏台上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深的还有《告经承》中那个终于告倒贪官的农民“李益”;草菅人命的《乌金记》中的桐城县令;富贵忘本、残忍地杀害年迈的养父母,结果被雷无情地劈杀在“清风亭”上的张继保;家财万贯却为富不仁,结果一把火烧掉百万家财,只得沿门乞讨,最终被他嫌弃的“穷三女”收留的《荞麦记》等等。父亲讲这些戏台上的故事的最终目的,是要告诉我,长大后要好好读书,要“立身、立德、立言”,能为官者不学桐城县令,能为民者要学正直的李益,再发达也不能学十恶不赦的张继保,即便是富贵了更不能学王百万。这些直观而朴实的教育一直影响了我的一生,塑造了我的个性。即便是以前,还是现在,我始终能做到,不违心,不违言,坚持正义,踏实做事,守住信仰走下去。
对黄梅戏,我就是这样走下来的。小时父亲的感染加上我工作后对黄梅戏的直接接触,让我觉得这种艺术虽然说不上高雅,也谈不上有如何大的辉煌前程,但却是能让老百姓最喜爱、最感动的艺术,能够为她做些贡献,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光荣。
自1985年正式接触黄梅戏,到现在已经快三十年了。三十年,我伴随着她一起,经历了风雨坎坷,虽然我已双鬓飞霜,但我却害怕她变老。近三十年来,我曾跟随黄梅戏剧团巡回演出,走过全国许多地方,目睹了广大观众对黄梅戏的喜爱,同时也见证了黄梅戏市场由盛转衰的过程。近三十年,我参与策划实施的重大黄梅戏艺术活动、重点黄梅戏剧目创作、重要的黄梅戏演出等数不胜数。我切身体会到,创作一台好戏,推出一位新人之难,同时,也感到这些年在党的文艺大繁荣大发展的政策推动下,黄梅戏艺术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在机遇面前,我们一些文艺团体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正在白白的丧失大好机会。甚至有些团体还正在违背艺术规律,以改革的借口将黄梅戏引入歧途,令人痛心疾首。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可以装聋作哑,但这样,我则出卖了自己的良心,违背了父辈教导的做人原则,我只能用我的无能之笔,做一些微弱的呼喊。我知道,我的声音即便是微乎其微,即便是对既得利益者丝毫无损,却可能惹来诽谤,但我不怕。我已经是知天命之人,根本不再考虑个人得失,我必须为一个剧种、一个事业来大声呼吁!我希望我的呼喊最终能让人们醒悟。
伏尼契说过:“人民,我是爱你的,但你们要警惕呀!”我改动这句话:“黄梅戏,我是爱你的,但你要警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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