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落春仍在———纪念陈忠实
[摘要]—纪念陈忠实
谢谢你，陈忠实
◇黄复彩
活了六十多年，见到或听到的死亡多了，其中有亲人，也有莫不相干的人，渐渐的，对死亡也就漠然了。也曾想过某一天医生给自己下了死亡通知书时是什么感觉，总之就像贾平凹说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生无法选择，死也无法逃避——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佛家把死亡叫作“往生”。往生，往另一处而生。另一处在哪里？至少目前我尚无知。但一个生命，在其有限的时段里能够活得自在，活得满是情趣，什么时候死又有何妨？
我在网上读到悼念陈忠实的文章，他们或是陈忠实的朋友，或是同事。我生在小城，见识也寡，当然无缘见到他，但他对我写作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文革”断灭了我自幼即始的文学之梦，直到31岁那年，才开始写第一篇小说，到我即将退休时，虽然也有了百万文字，但却一直羞于说自己是个作家。那一年，《白鹿原》第一次发表在《当代》杂志，我一读之下，立即惊呆了，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可以这样写一个农民，可以这样地写一个地主，可以这样写爱情乃至性？现在，我可以说我是一个作家，我在任何时候都毫不避讳地承认，如果没有《白鹿原》，也许就不会有让我写出长篇小说《红兜肚》（原名《秋浦河》）。
我的老家是一个封建宗族意识十分浓厚的乡村。那时每次随父母回老家，总会听到一些关于乡绅黄雅风，黄金侯的故事。人们口中的这些乡绅并非青面獠牙的角色，也绝不同于我们自幼接受的关于万恶的地主阶级的宣传。这些乡绅自然有剥削佃农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他们对传统道德的维护，他们是乡村制度的管理者，他们总是合理且智慧地处理山场纠纷，他们毫不手软地惩罚横行乡野的地痞，他们在青黄不接的春荒季节放开粮仓，赈济灾民。六十年代初，我大通的家里到了一位老家里的亲戚。其时他刚刚从普济圩劳改农场释放回家而路过大通。从他与父亲的交谈中我听到一些故事，当年黄镇将军在上海美专读书时，因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地下革命，被他父母断绝了经济来源，是这位乡绅以氏族公堂的名义每月寄给黄镇15元大洋，让他完成了上海美专的学习。1962年，黄镇回到故乡，在一次与安庆行署及枞阳县领导的闲谈中，黄镇似乎是在无意中提到这桩往事，提到那位曾帮助过他的在押“历史反革命”。黄镇回京不久，这位老者就被提前释放了。那一年我十三岁，第一次听到黄镇这名字，当然也第一次听一个当年的乡绅叙述自己的一段故事，这个留着山羊胡子的儒雅老者就这样被我记住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我总是一趟趟前往池州秋浦河畔我的一个学生家。在那一带，广泛流传着一个老地主的故事。据说，1951年，当土改工作队要将这位在当地十分显赫的士绅就地镇压时，农民们将乡公所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人们叫着：“放了他，他是好人！”“如果不是他，我们早就饿死了！”我不知道这是农民的愚昧还是农民的善良。但这个故事却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它让我意识到，不是所有的乡绅都是“周扒皮”，都是“刘文彩”，他们人性中同样有闪光的一面，有善良的一面，在更多农民心目中，谁救过自己，谁在灾荒年代给过自己一口吃的，谁就是自己的恩人。
正如现在很多有识之士呼吁乡绅文化的回归一样，现时期乡村文化的失落，中国乡村文明的断代，是中国现阶段难以挽回的痛。关于这点，我不想说得太多。《白鹿原》给我的启迪就是，中国的历史，并非仅仅是我们从教科书中获得的那么多，还原历史的真实，让后人不再在谎言中生活，是一个作家本有的使命。陈忠实写出了他的《白鹿原》，我也应该写出我的《秋浦河》（原小说名）。我几乎是在一口气中写完了这部长达38万字的长篇小说的，最多的一天，我在电脑上敲了两万多字。我疯了般地写着，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写完这本书，哪怕立刻死掉也都值了。
为了写《白鹿原》，陈忠实背着一口袋馒头住进老家的一间旧房子里，一写就是四年。我们这一代作家所缺少的，正是陈忠实的那种壮志断腕的决心和为了文学，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精神。虽然我的长篇小说《红兜肚》（出版社为市场需要，用了这样一个媚俗的书名）获得第四届安徽文学奖一等奖，但这些年来，每当我重新再去读这本书时，总有太多的遗憾，总有太多的羞涩。
人民文学出版社《白鹿原》第一版扉页上有一幅陈忠实满脸沟壑的照片，但那时的陈忠实还不到五十岁。前天有一位年轻人问了我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为什么陈忠实这么早就死了？死亡总是复杂的吧，或者说，是老天爷要我们去死，我们就不得不死。但我回答这位年轻朋友说，陈忠实写《白鹿原》用的不是墨，而是血。他是用笔蘸着自己的血写完这部伟大的作品的。就像我在得知陈忠实离世后的微信中所说的：对于一个生命来说，死亡是迟早的事，问题是，在整个生命过程中，我们为自己的生命赋予了怎样的色彩。
我不是陈忠实的同事，也不是他的朋友，我甚至从来都不曾见过这位长我几岁的作家，但我却一直感谢他，感谢他的《白鹿原》，感谢他为中国作家树立了一个标杆：用生命去写作，用生命去诠释什么是真正的生命。
对于他的死，我没有悲伤，如果有，那就是惋惜。他原可以对自己的生命更珍爱一些。如果有来世，希望他还是一个作家，希望他能再写一部死后可以当枕头的大书。谢谢你，陈忠实。
夜访陈忠实
◇赵宏兴
那年春天，我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中国作家看凤阳”采风活动，这次来了许多全国著名作家，陈忠实就是其中之一。
采风团的首站就是凤阳小岗村，在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里，一行人都跟着导游走，陈忠实跟着跟着就掉队了，一个人背着个黑色的方形皮包，戴着老花镜，在后面把墙上的图片一个一个地看。高处的图片，他就把头仰起来看，近处的图片，他就睁大着眼睛凑到跟前看，似乎一个不能少，似乎每张都在读。
参观完纪念馆，来到会议室里，大家都坐下来，听队长讲关于30年前大包干的情况，陈忠实就掏出小本子开始记录。我看到他是会议上惟一做记录的人，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问，中间他问严宏昌多大了，严说了岁数，他举起几个手指头说，那你是属马的，严点头说是的，他说，我也是属马的，但我这个属马的为你这个属马的骄傲，大家就笑了起来。
会后，大家出来合影，队伍都摆好了，有细心的人发现陈忠实不在，大家左等右等不来，一个同事说，他可能被记者包围了，就跑进去找他，他果真被记者包围了，许多话筒、摄像头大炮似的对着他，同事去后才使他解了围。
从小岗村回来，我们在县城住下，吃过晚饭回到房间，坐了一会儿，我就想去拜访陈忠实。我住在三楼，陈忠实住在二楼。还没到他的房间，就闻到走廊里一股浓烈的雪茄烟的味道了，我按了一下门铃，喊了一声陈老师，就听他在房间里应了一声，然后门就开了。
房间里有一个圆桌子，我和陈忠实各坐一边，可能刚吸完一根烟，现在，他又拿出一根黄色的粗大的雪茄烟点上，大口地吸了两下，一股浓烈的雪茄的香味就在房间里迷漫开来，他问我是哪里的，我说是安徽的，他对我说，这烟就是你们安徽产的，并递到我的跟前给我看，我起身看了一下，是安徽的黄山雪茄，我说你喜欢抽这种烟啊，他说，这种烟抽过瘾，其它烟抽不行。
上午开会离得远，现在离得近了，看到他的脸上沟沟坎坎的，便使人不由想起陕西塬上的地貌来。我没敢说是来采访的，这几天采访他的记者太多了，他可能已麻木了。我说我是一位作者，想来讨教他写作的秘方，陈老听了哈哈笑了起来，说写作哪有什么秘方，我们的话头就从文学开始。
说到当代文学，陈老说现在的作品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缺少一种在历史过程中穿越的人物，缺少凝聚着这一段历史的深度，现在的作品太热闹了，太浮躁了，热闹和浮躁导致了作品的平淡。陈忠实说话带有浓重的陕西鼻音，也常把我说成“饿”了。
我对作家的阅读是感兴趣的，我问他平时都读什么书，陈忠实说，中国古典文学我只瞄过《红楼梦》，感觉到有那一种微妙，其他没读过。中国现代文学我只喜欢鲁迅，有人讥笑他没有长篇小说，但他一个阿Q，一个孔乙己就够了，他已介入我们的口语中。我读得更多的是翻译作品，特别俄罗斯作品，翻译作品它们的叙述语言，对人物的剖析都到位，跟中国作品不一样，我喜欢。陈忠实这一说，让我感到有点意外，我面前坐着的这位老人形象朴实、古典，与外国文学相差得太远了，我以为他会像其他一些老作家一样，会和我谈一些中国古典文学如何的，但他的骨子里却有着一股先锋。
这样我们又说到中国的农民，陈忠实感慨地说，哎呀，我这一辈子对农民的感情最深了，我一辈子就生活在农村，直到四十岁才调到市文联，然后，我又回到农村生活。我写作最好的时光就是在农村文化站工作的那十年时光，后来调到城里生活，我还是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也不想改变了。陈忠实说到这儿，就开怀地笑了，脸上的每条皱纹都舒展开了，能被他的快乐感染着。
我们就不免说到他的代表作《白鹿原》，陈忠实说，我写《白鹿原》的时候，心情平静，不急不躁，有时候写的太快了，文字反而粗糙。我写累了，就端着茶杯坐到小院里边喝茶边听秦腔，一段秦腔听下来，感到从头到脚，从外到内都是一种无言的舒服，我回屋去再写。后来，听得我隔壁的老太太也上瘾了，我过一段时间不听秦腔，她就会在隔壁问，怎么这几天没放了。我听着秦腔写《白鹿原》，写得单纯愉快，《白鹿原》我写一遍，修改一遍就成功了。后来许多评论家评说《白鹿原》时，都说从语言里面可以感受到一股秦腔的味道，这话不是调侃，是真实的，也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
正说着，会务组的同志来了，要请陈忠实去给小岗村写点字，留点话，陈忠实起身答应着，说马上就来，就把雪茄的烟屁股，从烟嘴里拔出来扔了，然后把烟嘴装进一只锃亮的铁盒子里。我把包里准备好的书掏出来，请他签名，他拿过来，说这书早了，我说是的，我很早就买你的书看了，他很高兴，戴上了眼镜，在每本书上签了名。我和他交换名片时，他说没有名片，然后，他从本子上裁了一个纸条，在上面写了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给我。
时间不早了，会务组的同志又来催陈忠实了，我起身告辞，陈忠实把我送到门口。宾馆外，草地上的地灯，在天空中静静地照着，夜色已经深了，我感到一位文学老人的精气神，正在我的身上游走着，疏通着我的脉搏。
陈忠实书法
初版《白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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