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家乡事,品故乡情


张廷玉:六尺巷走出的相国(上)

安庆晚报 2014-11-21 13:53 大字

[摘要]卢赟秋

 

初冬的桐城,暖阳斜照。这条以礼让闻名的六尺巷,树影斑驳,卵石光润。漫步此处,不免怀想起历史深处的父子两相国,以及他们拥有的君子情怀和礼让气度。

桐城张英、张廷玉是清朝有名的父子两相国。直到今天,家乡人还亲切地喊他们“老宰相”和“小宰相”。

据《桐城县志略》记载,宰相家人与邻里吴家因宅地发生纠纷,老宰相张英回复书信,主动让出三尺,吴家被感动,也让出三尺,这便是著名的六尺巷的由来。张英的礼让气度,深深地影响了后辈。若干年后,张廷玉也身为大学士,当得知儿子张若霭殿试获一甲第三名时,毅然向雍正帝请辞,说:“这鼎甲三名,虽然拔于三百余人之中,却实在是十数万天下士子想望而不可得的”,由此可见,宰相的心胸是何等宽广,其君子之德是何等的令人感怀……

“调梅良弼”为苍生

张廷玉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考中进士,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这一年,他二十九岁。三年后庶吉士散馆,以满书一等第一的优异成绩,授职检讨。从此在翰林院中勤勉供职,直到升为内阁学士,又出为刑部、吏部侍郎及礼部、户部尚书,再担任了二十三年的大学士(相国),到乾隆十四年(1749年)退休,为官近五十年。

人们在谈论张廷玉时,常会提及清朝军机处的创设和奏折文秘制度的完善等,其他方面却淹没无闻。这一方面是张廷玉身处内阁,施政思想都体现在决策谋划中,难为外界知悉;另一方面,张廷玉始终谨言慎行,从不张扬,从不居功自傲和张显自己。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从史料中,读到他在康雍乾三朝,展现出的关注民生、明辨是非、敢于谏言的真实一面。

康熙六十年(1721年)二月,康熙帝获知山东发生两千余人劫夺村庄盐店的大案,即命张廷玉同都统陶赖、内阁学士登德前往济南,严审治罪。这时张廷玉刚刚升任刑部左侍郎不过半年,对这样的重任颇感不安,担心不能称职,加上同事二人都是初交,怕有意见相左、猜疑掣肘。好在张廷玉途中对二人以诚信相交,抵达山东后,经过昼夜检阅卷案,他告诉同事,说:“这是盗案,并非叛案。”见到大家颇为不解,张廷玉说:“口供里的义勇王、飞腿将军,不过是市井混名,不足深究!”经过审讯,作盗案归结,除解送150余人外,未再查捕一人。一些官员不免替张廷玉捏把汗,担心未到案的数千人仍滋事生扰,使张廷玉蒙上处理不善的罪名。张廷玉则说:“如果为了避免隐患,就来滥杀无辜、草菅民命,这并不是刑律的本意。”张廷玉审结此案,往返仅一个月,办理结果令康熙帝非常满意,此后山东盗伙也暗中解散,未再生事。

张廷玉学识广博,办事效率极高,很快获得新执政的雍正帝信任。他的安抚江西、浙江等省棚民建议,为清廷采纳,使流民受惠,稳定了一方社会。雍正四年(1726年),张廷玉正式担任大学士,成为雍正帝的左膀右臂。雍正帝曾在赐诗中称赞他“大政资经书,吁谟待讨论”,希望他“还期作霖雨,为国沛殊恩”,又赐以御书“调梅良弼”四大字,其辅政之功可见一斑。而他也敢于力排众议,据实直言。雍正十年(1732年),山东省有欠粮不完的士绅,照例应当褫革,众官都说:“不革的话,没办法警示众人。”张廷玉却进言:“山东连年荒歉,情有可原,能否宽限一年?等明年还不完粮,再来议处,以昭示法外之恩。”雍正帝遂降宽限三年之旨,此次得免的进士、举人、贡生等读书人共1497人。雍正十一年(1733年),刑部清查案件,释放了二百余人。张廷玉由此发现,刑部对锁送的人犯,不论是否奏闻,不论情节轻重,一律收监候审,以致被狱卒欺凌、吏胥讹诈,乃至屈死狱中,苦不堪言。为此,他上奏建议革除滥禁之弊,对于刑部引用律例含混简略、避重就轻、避轻就重的,应令都察院、大理寺驳查改正,以避免司员营私、吏书高下其手;如果院、寺也蒙混疏忽,一经发觉,则将院、寺官员一并加以处分。经过九卿讨论,张廷玉建议全部得到推行,一举消除了刑部弊政。

张廷玉担任过乾隆帝的老师。这位新皇帝刚继位时,才二十多岁,血气方刚,亟图新政。一些官员暗察于此,常投其所好,提出一些看似新颖、却无法施行的主张。而此时的张廷玉,日见老迈,在新皇帝看来,似乎过于保守,仅仅是一老实人。加上乾隆六年(1741年),都察院左都御史刘统勋提出张廷玉亲族居官人多、应予裁抑,张廷玉在朝中不得不尽量避嫌,更加如履薄冰。但对于国计民生的大事,张廷玉却不能含糊,哪怕不得新皇帝的欢心,哪怕遭到朝中新派官员的排挤。乾隆七年(1742年),刑部侍郎盛安请行限田之法。张廷玉心知其弊,赶紧上奏《罢限田议》,指出此议将给百姓带来的危害,并在廷议中动色力争,他说:“田如何准确分为好差?以多少田为限?各地风土互异、贫富不一,非清查不知。如果查,就会骚扰百姓,胥吏也会乘机讹诈,改户移名、互相告讦的事情将会越来越多。”乾隆帝虽未全面实行这项政策,但仍对限田之议颇感兴趣,在淮安府加以试行,直至一年后因“名虽正而难行”,不得不予以取消。于此,我们更见耿耿老臣之节。

系心桑梓偿夙愿

张廷玉虽然生在京师,但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随父亲张英请假归乡起,就基本生活在桐城,直至走上仕途。

故乡城南的五亩园宅第、龙眠的山色烟霞、松湖的渔舟唱晚,都是那么的熟悉亲切。张廷玉在后来繁忙的公务间暇,还写了《忆江南十八首》,一口气细述了桐城十八处故地,寄怀思乡之情。如其十六云:“江南忆,最忆是松湖,万顷波光明似镜,三秋秔稻白如珠,耕钓总堪娱。”

桐城的俊才荟萃、诗文流韵,让他获益良多。父亲张英为他选择的两位业师,都是同乡学识淹通之人。一者刘辉祖,明末状元刘若宰之孙,与张廷玉兄弟诗文往来甚多,后来在江南乡试中一举夺魁。一者倪浑,明朝南太仆正卿倪应眷曾孙,处州知府倪祚善孙,屡试不中,耕读以自娱。张廷玉在花甲之年,为《倪氏宗谱》作序,还深情回忆道:“惟伯醇先生,予兄弟曾执经而事之者也。”

方苞是桐城派的巨擘,长张廷玉数岁。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张廷玉十八岁时和方苞初识于安庆。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方苞始入直南书房,和张廷玉共事,两人更加相熟,交好终生。方苞秉性耿直,对他人的缺点常常当面指出,直言无隐,所以很多同僚都难以接受,连亲近的人也暗地里觉得方苞迂腐。但张廷玉却深知方苞为人,觉得方苞虽然面指他人之过,却也严于律己,表里如一。张廷玉曾应方苞之请,为其跋书法作品《韩昌黎五箴》,其中对两人友情评价道:“与余交自癸巳,至今凡十有七年,常以天下之公义、古贤之大节相砥淬,而未尝一及于私。”可谓是知己之言。

张廷玉对家乡的热爱,更在于他的身体力行、赈济纡困。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秋,父母双双离世,张廷玉在悲痛中回乡奔丧之时,正值东乡陈家洲(今属枞阳县)遭受水灾,贫民困苦,赴县城觅食者甚众。张廷玉即与弟侄辈及乡人好义者商定赈恤之计,并施药以济病,受惠者良多。即使是身居高位,他也不忘乡情。雍正十三年(1735年),他在为《陈洲刘氏宗谱》作序中表露心迹:“余久宦京师,时时系心桑梓。凡里中近状,每令达之邮筒,以备省览。”乾隆四年(1739年)三月,他闻知故乡米价昂贵、穷民乏食,便寄信回桐城,将庄租减价平粜,以济乡人。乾隆五年(1740年)二月间,故乡来信反映岁欠米贵、贫民乏食。他立即寄信回乡,捐一千石仓谷,并嘱弟侄辈实心成此善举。

当然,更令乡人称颂至今的,是张廷玉捐资修筑“良弼桥”之举。桐城沿山溪为城,城东门为当时的七省要道,每次山洪爆发,木桥就会被冲毁,百姓及驿使、商贾便阻绝不得渡。张廷玉年幼时,便立下志愿,希望将来修石桥以利行人。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帝对张廷玉赐金万两,作为赐祭张英费用。祀事举办后,还剩下一半的赐金。张廷玉便全部捐出,修筑东门石桥,以“广君恩、惠行旅而慰夙愿”。乾隆二年(1737年)六月,石桥建成,乡人感戴张廷玉之德,命名为“良弼桥”,取雍正帝赐书“调梅良弼”之意。张廷玉获知后,不以为功,写下了《良弼桥记》,详述建桥始末及众人辛劳,并称“兹桥之成,非予一人力也”。如今,“良弼桥”几经修缮,依然伫立在桐城东作门外。特别是2012年12月,在桐城龙眠河上游防洪工程建设工地上,还出土了乾隆二年桐城乡人记录张廷玉建桥功德的石碑。碑文中热情地期待:“他日公继文端公(即张英)予告还乡,乡之士大夫、父老子弟迎拜于此桥。公必顾而乐之,间与乡人啸歌燕喜于其间,盛事高风,殆过木桥平泉远矣。”

读此乡情浓郁的文字,令人不禁生出怀古之幽思。

(作者系桐城文化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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