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梅做客徽派聊古籍保护 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提起古籍，很多人会想到“故纸堆”，但是对于每天跟古籍打交道的石梅来说，她可以在流传千年的文字中，获得与古人同呼吸共命运般的心潮澎湃和传承当下、功在千秋的历史使命。近日，安徽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石梅做客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的大皖徽派栏目，在工作了近三十年的安徽省图书馆，与徽派观众分享了自己与古籍的不解之缘。

古籍不神秘界定有标准

徽派：作为古籍保护专家，能介绍下古籍的界定标准是什么吗？

石梅：可不敢妄称专家，我只是一名图书馆的古籍文献工作者，仅仅是从业年限略长而已。很多人觉得古籍很神秘，甚至是高大上的。2007年，国家全面启动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确定凡产生在1912年以前，内容是研究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方法是中国古代传统著作方式、装帧具有中国古代图书传统装帧形式的典籍，即为古籍。古籍通常是由封面、题名、目录、凡例、正文、叙、跋、卷首、卷末疏等内容组成的。

徽派：刚刚提到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能不能具体介绍下？

石梅：“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古籍普查；二是培养古籍修复人才，从根本上解决古籍保护中所存在的问题；三是建立国家古籍保护重点实验室，提高古籍保护的知识含量，尽早改变目前古籍保护工作同科技发展水平不相协调的局面。

流传不容易普查有意义

徽派：我看古籍普查也就是近年来的事情，这其中有什么缘故吗？

石梅：古籍普查从2007年到现在十四年了，阶段性成果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说古籍普查基本完成，就是说古籍公藏单位的家底基本摸清。区别于国家同时期开展的文物普查和非遗普查，我们做的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是要求“见书立目”的，需要古籍普查人员逐一登记古籍的题名、卷数、册数、著者、著录方式、版本、牌记、序跋、批校题跋，甚至是识别古籍流传过程中的递藏钤印和前人修复信息，完全要依据原书做一次非常详尽的、准确的、完整的记录。

古籍流传最大的天敌有“六厄”：火烧、水浸、虫蛀、霉蚀、鼠啮、人祸。能辗转保存至现今的古籍，于我们后世人何其珍贵！我们有义务认真地揭示、妥善地保护、广泛地宣传，“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徽派：普查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石梅：一部古籍辗转流传至今，背后往往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有些是书写在书页中的，有些是发生在传递保护过程中的。我们老祖宗有“敬惜字纸”的优良传统，在偏远山区县乡，这些古籍一直是在柜子里、在书橱里被锁得好好的，不敢丢的，哪怕他们一直读不懂书中的文字、不明白古籍的价值，哪怕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著录、应该如何登记。守护的老师告诉我，他不是不肯做普查，是不具备这个专业能力，但是知道一定不能丢，因为留存下来的古书不多了。就是这么朴素的话，经常感动我。

虽然人力有限，但是我的普查团队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受援单位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他们为我们尽可能提供古籍整理和普查登记的工作环境。古籍地方文献往往关乎山水乡情，张元济先生说得好：“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

研究有乐趣与古人共鸣

徽派：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的灵感就来源于古籍中的一个方子，你在研究过程中的乐趣所在是什么？

石梅：作为图书馆古籍文献工作者，我一直很享受自己的专业工作，享受在文献中梳爬考证的乐趣，甚至会在不知不觉中忽视了时间的流逝。比如说，有一些论点苦于依据不足，却忽然在珍稀的稿钞本中发现了关联之处，茅塞顿开的那种喜悦无比幸福。幸运的是，我们图书馆员接触的古籍文献中不乏秘籍孤椠，特别是名家的批校本和他的稿本，一手资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最有力的文献支撑。

最近有个新概念叫“元宇宙”，在不同的年代时间，捧读同一部古籍，书写者的情绪是很容易感染到我们的，这是否也穿越了同一个宇宙空间呢？这种喜怒哀乐的情绪通过文字的形制穿越千年，同样的一册书叶，古人读罢有感而批，记录所思所想甚至是慨叹。而今天的我们同是一读至此，面对前贤批文，或有英雄略同之见，或有不敢苟同之意，直如神交，不亦悦乎。

徽派：这样珍贵的古籍是不是很少能见天日？

石梅：我们有传统晒书的活动，比如重阳节的时候，秋高气爽的，室外的温湿度条件跟库房差不多，这个时节把古籍取出置于通风阴凉处翻检，我会用指腹去触摸它，不同的纸张，纹理是不一样的。

古籍线装书是怎么来的呢？简单说一下，先是按照文稿雕刻好一块木板，刷上油墨，覆上裁好的尺寸相当的宣纸，用鬃刷平整地刷均匀，小心提掀起来，这是一张筒子叶，书页中间是版心。等油墨干了以后，把有字的一面向外折，版心朝左向外，书页左右两边的余幅，齐集于右边书脊。折好的数十页书页为一叠，以书口版心为准戳齐，在右边余幅处打眼，用纸捻订起砸平，加上护叶，前后再封面书衣各用一纸，将封面裁成与书页大小相同的两张，前后各一张，与书面同时裁齐。而后将天头、地脚左边余幅裁齐，即可打眼用线装订了。开本尺寸比较小的古籍，一般书脊上订四个眼；有些大开本的古籍，比如家谱、图册、官府印书啊等等，再加两个眼成为六眼线装，加强了古籍在翻阅时的保护力度。

结合新技术分级来保护

徽派：现在古籍保护面临哪些困境？

石梅：我们安徽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下设有文献修复组，专职的修复师有五位，都是文献修复的科班出身，另有三位兼职修复人员，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为我们请了国内的名手潘美娣先生以及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肖晓梅老师，到我们馆里做手把手的传习，师带徒的修复。

让我感到有压力的是，我们的古籍修复团队工作始终难以匹配书库里的待修书。修复是很传统古老的行当，一名专职修复师基本上一年能修书1500叶，整个传习所一年的修复量是6000叶，以每册古籍50叶估算，一年顶多才修120册，十年顶多1200册。所以面对10万册损毁衰变过程中的待修书，我的压力还是很大的。现在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只要古籍修复所急需的人、财、物资源，尽可能向我们倾斜。安徽省2015年建立的古籍分级保护制度，让国家级珍贵古籍区别于省级珍贵古籍，让省级珍贵古籍区别于善本，让善本区别于普通古籍，实施分级保护，分级抢救。

徽派：古籍保护和现代科技力量结合得怎么样？

石梅：国家对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其实在2007年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里都做出了规划。怎么样更好地推广修复的材料、技术，研制现在的手工纸去贴近古籍原书用纸，什么样的保护措施更合适，始终在科技的前沿，包括材料学都是有的。

在古籍保护宣传推广的层面就更多了，我们林旭东馆长以晒书荐宝的方式推出了融媒体宣传，介绍了一部馆藏四库全书的底本——明万历刻本《韩非子》，受到观众读者的喜爱；作为图书馆员如何去挖掘蕴藏在古籍中的传统文化呢？去年九月，我们部门年轻的普查员葛小禾从古籍《续齐谐记》中挖掘整理出传统重阳节的来历，改编拍成个古装短片《重阳驱魔记》，不仅告诉大家重阳节的来历，还特别宣传了古时重阳节时民间注重驱邪防疫的意识，知道要熏什么才能防治邪疫之病。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体现在哪里？就蕴藏在我们的典籍图册里，言之凿凿地记载在书叶的字里行间。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媒介的作用体现出来，挖掘它，整理它，让现代人看到，我们祖先的智慧就记载在古籍中，书叶间。

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

李燕然/文薛重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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