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学》问答录
洪汛涛,一代童话大师。他一生秉持“儿孙应有儿孙福,乐为儿孙作马牛”的理念,勤勤恳恳为孩子写作,给后人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佳作。他的50万字理论巨著《童话学》,创建了童话学的理论体系,填补了世界文学空白,为社会科学建立起一门新的学科,还曾荣获中国首届儿童文学理论评奖专著奖。在第三届全国小学童话教学观摩研讨会召开前,洪汛涛先生的儿子洪画千接受记者专访,就《童话学》修订本有关问题进行了回答:
《童话学》和童话教育有什么关系?和老师有什么关系?
童话是每个孩子最早接触和喜爱的读物。数量庞大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出版社、少儿报刊编辑、童活理论研究者、童话爱好写作者都需要童话理论知识的指点和引导。此外,许多中、小、幼学校都在开展“全民阅读”和“童话教育”,小语界广大教师及师范院校和大学文科师生都需要童话理论知识。倘若自已没有童话理论知识,如何进行授课辅导?如何组织学生阅读呢?这些问题若是能认真学习《童话学》的有关内容,都能解决。还有在语文教学中,如何以童话为切入点,提高童话的教学和阅读质量;如何开发儿童幻想智力、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如何让童话在认知、教育、审美和娱乐方面发挥作用?这些问题在《童话学》书中都能找到答案。
我们都知道《童话学》首次出版时作者洪汛涛先生非常低调,却只字不提自己。他的童话“两笔”(《神笔马良》《狼毫笔的来历》)编入课文、拍成电影,影响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请您结合您父亲的生平,谈谈这两篇童话的来历。
洪汛涛先生一手拿“神笔”,写了受人尊敬的“马良”这个人物;一手拿“狼毫笔”,写了这个悲壮的笔的“来历”故事。这两支“笔”,是他前后期童话代表作,都曾获得国家级的大奖,都曾受到世界各地评论界的推崇和赞誉,至今还在不断出版。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洪汛涛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回忆道:“使我能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使我爱上儿童文学,还是书和民间文艺这两位老师。”洪汛涛先生的家乡浙江浦江县自东汉兴平二年建县,至今已有1800年悠久历史,这里民风古朴,文化底蕴丰厚,民间文学十分兴旺。他从小生活在战乱时期底层人民之中,备尝种种艰难困苦。他喜爱和搜集那些民间故事、传说、谚语、歌谣、戏曲,还有那些剪纸、印花、灯彩、香包、木雕等,这一切都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战时期、家破人亡,洪汛涛先生有较长一段时间因失学,逃难漂泊在浙江山区,从淳朴的山民那儿,聆听到许多民间口头文学,搜集到不少民间文艺作品,这些丰富的养料,不只哺育他成长,以至逐渐影响到他的创作风格。所以,他的命运和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由于他的这些丰富的人世阅历和个人经历,以及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的责任感,他创造出“马良”这个人物,写出了《神笔马良》这部不朽的作品。洪汛涛也是我国努力运用民族传统风格和民间文学形式创作童话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据洪汛涛先生回忆说,他少年时,同屋的人抓了一只黄鼠狼,说它偷了鸡,把它杀了。但剖开它的胃,并没有鸡,只有老鼠。后来才发现,偷鸡的是人。从此,他忘不了黄鼠狼被冤杀时的模样,一个冤屈的魂灵一直跟在他身后。当年他没有把这件事写成作品。只有到他年过半百,岁月给了他磨难和阅历,他的良知和勇气,促使他又一次回顾往事,他终于获得了新的视点,写出了经典童话《狼毫笔的来历》,这一切都是作者前后两次生活体验作了碰撞和重叠的结果。
《童话学》一书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写成的?本次修订版增加了哪些内容?
“文革”后,文化部为了恢复被破坏的儿童文学体系,抓紧培养更多年轻作者,1982年开始举办全国性的“儿童文学讲习班”,邀请国内有成就的十几位文学专家组成“讲师团”,但讲习班中必定要有人讲童话,文化部就专门邀请洪汛涛一人负责专讲童话,一共举办了十期全国各地讲学班,他期期都参加。他的讲课生动活泼、反应热烈、受到学员欢迎,这一切都是源于他认真准备,还潜心写了一个详细的提纲。就这样,每讲一回,便作一些补充,课越讲到后来,内容越趋丰富。后来,不少省市的作家协会及一些大专院校和出版社,也纷纷来请他去讲童话,他基本上还是使用这份提纲。后来大家都想请他把口头讲话这份提纲写成书面文字不可。洪汛涛忽然想起,自己在《儿童·文学·作家》书上曾经写过这样两句话:“童话,是一门科学。应该有人来写一本《童话学》。”
在不少会议上,先生也多次大声呼吁过,一直无人响应。他想,那么,何不把自己的文学创作先放下,以提纲为基础,来写一部理论书呢?而那书名,就叫《童话学》。1986年,洪汛涛经过“面壁三年”,苦读、苦写,三易其稿,以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独到见解,终于写成了《童话学》。由安徽少儿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就印了八千本,这是一个奇迹。
这次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童话学》修订本,洪汛涛在原著基础上,反复打磨,精益求精,有的章节做了进一步详细阐述和补充说明。修改幅度也是较大的,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增加内容的涉及面也很广,书的每一页、每一句、每个字他都经过了认真的修订。既有主旨立意上的提升,也有词句和文字上的改动。
2019年新中国即将迎来七十周年,您觉得当下新的儿童文学作家与老一辈的儿童文学作家相比,作品创作上有哪些新特点?存在哪些不足?
洪汛涛先生在《童话学》书中有一个专门章节,第四部分《童话的继承更新》,这个章节它就是重点讨论童话的民族化与现代化问题,尤其关于中国气派、地方色彩与民间风味。这些都是洪汛涛自已一生从事童话写作的体会和感悟,也是他守护并强调的艺术风格。建国后,当代的童话作家叶圣陶、洪汛涛、张天翼、严文井、陈伯吹、贺宜、金近、包蕾、葛翠琳他们能写出这么多的好童话,都是和他们的民间文学更底是分不开的,我们从这些童话故事里才能感受到真正的中国情怀、中国气派和中华民族传统高尚的道德伦理与价值观的芬芳。总之:优秀的、富有生命力的中国童话,应该是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里直接长出来的。
目前,童话创作在这个基础上,正处于比较好的发展时代,年轻的儿童文学作者特别是童话作家,在创作上有个共同特点,坚持和发扬洪汛涛先生他们当年的理念和思路,能够“以我手写我心”,在作品中展示本色的民族的味道。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也指出:“优秀的、有内涵的童话创作可以展示、传递我们的民族自信。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的特性,其中蕴藏了童话作家取之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像洪汛涛先生《神笔马良》也有自己的特色和传统,是一个重要的民族符合。”与过去相比,今天童话获得了更多的传播渠道,像动漫、绘本都可以用高科枝和童话进行多元的对接和融合。也就是说,童话可以以丰富多彩的形式获得更为强大的生命力,抵达更广范围的孩子。但我国有三亿五千多万少年儿童,和字个数字比较,我们童话作家不是多了,是少了、能传世的童话作品更少更少……
洪汛涛先生在《童话学》书中如何看待中国童话的发展?中国文学创作一直有写实传统,但是童话本身要求极强的“幻想”和“想象”能力。面对这一特征,就童话创研、阅读和推广而言,洪汛涛先生觉得它如何走向繁荣?
中国童话如何发展、如何走向繁荣,这二个问题洪汛涛先生在《童话学》书中最后一节《童话的道路和展望》讲的很明确,摘录如下:
第一,儿童的。童话的对象就是儿童,我们写童话,就是为了儿童。
第二,文学的。童话是一种文学作品。
第三,幻想的。幻想是童话的特征。
第四,向上的。童话必须有益于儿童。
第五,中国的。我们中国的童话,是我们中国独有的,它产生于中国,是写给中国的儿童读,因而必须是中国式的。
第六,当代的。童话要面向当代,要出新意。
第七,趣味的。童话应该是有趣味的。
第八,优美的。童话作家是儿童美学的启蒙教师。
第九,多样的。童话作家,应该去写出各种各样的童话来。
第十,发展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就是童话日趋繁荣的过程。
以上种种要求,就是我们童话所要向前延展的通向明天的道路。童话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走向世界、走向繁荣。”
您继承父亲遗志,为中国儿童文学阅读推广多方奔走。您这份阅读推广热情背后的动力来自哪里?
大师文字山高水长、大师远去足音犹存。父亲生前为祖国文学艺术教育事业辛勤奔走了一辈子、操劳了一辈子,过早的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留下的500余万字作品尤其是《神笔马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他为少年儿童呕心沥血创作、不遗余力奉献的一生一直影响着我,他为儿童文学事业夙兴夜寐、殚精竭虑的一生深深感染着我,他“儿孙应有儿孙福,乐为儿孙做马牛”的座右铭、“作家=作品+作品+作品……而不是其他”的理念、“爱童话的孩子都是我的好朋友”的话语长久激励着我。作为他的儿子,他没完成事业是我追求的目标。出于使命感、责任感,但凡力所能及,在我有生之年,定当继承其愿、发扬其志、弘扬其德、传播其作,尽最大程度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为新时代祖国文教事业发展尽一片心、出一份力,这是我不可推卸的,也是我责无旁贷的,更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洪汛涛先生童话名著《神笔马良》的成功也是这个道理,它成为了中国童话在国际舞台上的一张名片、一个代表、一座丰碑。先生在《童话学》书中,反复强调:我们中国人是有文化自信的,童话一定要有民族气派和丰富精神实质和内涵,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我坚信,未来,中国童话定能在有数量的基础上更有质量,在有“高原”的基础上涌现更多“高峰”。
“我们中国是一个童话的古国。中华民族的儿女是最富于幻想的,中华民族的少年儿童是最爱童话的。
我们有童话的志气,我们有童话的雄心,我们要拿出中国人民的精神,写出可以自豪于世界的童话作品来。”
这是一代童话宗师洪汛涛先生在《童话学》书中提出的目标。我坚信:经过几代人不断努力,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一个童话普及、童话振兴、童话起飞的新时代,一个繁花似锦、灿烂缤纷的童话新时代,就在我们的面前!”(洪汛涛语)再次衷心地祝愿洪汛涛先生毕生为之努力和奋斗的中国儿童文教艺术事业更加繁荣和美好!
□摘自《图书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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