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是吾乡”
读史札记□刘绍义
“此心安处是吾乡”是苏东坡《定风波》词中的最后一句。苏东坡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然,三次被贬的经历,让谁都身心疲惫,让谁都心灰意冷,让谁都悲观失望。但正是有这样安适淡定、平和淡然、无亏无愧的心态,才让苏东坡有了随遇而安的豁达,有了宠辱不惊的性格,有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境界。
他的才就不用说了,作为诗人,他和他的学生黄庭坚早成了宋代诗坛的领袖,被人称作“苏黄”；作为词家,他是宋词“豪放派”的开创者,与南宋的辛弃疾并称“苏辛”；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他又居首位；他还开中国画“写意派”的先河,是“墨竹”的首创者。生活中他研制出了“东坡肉”“东坡羹”等多种美味佳肴,是个名副其实的美食家；他制作的“东坡巾”是当时文人雅士喜欢并效仿的服饰；还有他设计的“砚屏”,跻身到古代文房四宝之中,成了人们书房不可或缺的雅品……
他的老师、学生或同僚,哪一个不佩服他的文采,宋代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吕本中在《童蒙诗训》中就这样评价苏东坡:“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苏轼的弟子、大诗人、大书法家黄庭坚又是这样评价苏东坡的:“翰林苏子瞻,书法娟秀……于今为天下第一。”就连见过他和苏辙的仁宗皇帝回到后宫后,也高兴地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但由于苏东坡生性“不随”,到死也没有当过一天宰相,弟弟苏辙也只坐到副宰相之位。他因为与新党领袖王安石新法不入,无奈请求离开朝廷,出任地方官。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做了宰相,本来应该是他大展宏图的时候,但由于他认为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新法,不应该全盘否定,应该实事求是,不能操之过急,不能脏水孩子一起泼掉。这让司马光非常恼怒,无奈之下,苏东坡再次离京,去杭州赴任。
让人佩服的,苏东坡每到一个地方,都不是以一个受屈者的身份在地方混日子,他都是既来之则安之,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为地方办些实事,办些好事。他在徐州,率领军民奋力抗洪,千古留名；他在杭州治理西湖,永垂青史。我常常想,当年苏东坡在安徽阜阳任太守时,尚若不是仅仅几个月,那著名的苏堤就不一定在杭州了,它一定会在安徽阜阳的西湖。
就是在贬谪之地,流放之所,苏东坡依然没有把它们当作伤心之地。在黄州,面对衣食不继的窘迫生活,甚至差一点被杀头的情况下,他开荒种地,像老农一样亲自耕作。劳累之余,他苦中作乐,拿根小棍在牛角上打着拍子和农民一起唱歌。
在惠州,他借助身为提刑点狱的表兄程之才之力,做了不少为当地百姓引水架桥、排忧解难之事,深得百姓好评。对“佳人”荔枝,更是情有独钟,爱之有加,“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日子过得真是有滋有味了,这我们从他在惠州时填的一首《蝶恋花·春景》词中也能看得出来:“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声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在海南,“兹游奇绝冠平生”。当时的海南,不像现在这样人人向往之。宋朝时期的海南,还是一片蛮荒之地。没吃没喝但那里有奇景,他走遍山村野径,遍访黎族友人,“东行策杖寻黎老,打狗惊鸡似病疯”,乐在其中,妙趣横生。又经常和孩子们在一起,亲切、随和、富有情趣:“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海南盛产椰子,有一次苏东坡饱食椰汁后,把椰壳做成帽子戴在头上,引得路人驻足观看。据说这种高筒短沿的帽子样式传到京城,士大夫竞相效仿,这就是大家称作的子瞻帽。有一次他途中遇雨,便向农家借一斗笠和木屐穿上,引得妇女儿童大笑不已,鸡犬争吠。有人据此还画了一幅《东坡笠屐图》,风行天下。
苏东坡的“不随”,直接影响了苏东坡的仕途,但也正是苏东坡的“不随”,让后人对苏东坡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翻阅了大量文人笔记,从宋代到清代,那么多人写过苏东坡,但没有发现一个对苏东坡的讽贬之词。苏东坡之所以心安,就是因为他知道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做人,要有最起码的底线,要有良知和尊严；做事,要不亏于心,要心安理得,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只有这样,才能心境坦荡,才能心灵高蹈,才能在面对困厄时至死不渝,也才能让自己处处是家。正像白居易反复吟诵的一样,“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独可在长安”；“无论天涯与海角,大抵心安即是家”。这些诗句用在苏东坡身上,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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