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理论旅行的学术史考察：马克思主义登陆中国后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登陆始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万国公报》对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颉德《社会进化论》的中译，译稿易名为《大同学》。虽然李提摩太和蔡尔康的译文与颉德的原文多有差异，但马克思的学说正是在此新旧交替时代，被引入近代中国的文化语境的。三年后，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再次提及马克思，但认为颉德较马克思“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然而，随着其后蜂起的对日本社会主义著述的大量中译，马克思在中国的形象很快清晰起来；尤其是《社会主义神髓》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系统的介绍，不但阐述了社会主义从乌托邦走向现实、从狂热走向科学的必由之路，而且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认知以及《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学说都有涉猎阐解，进而使马克思从“百工领袖著名者”确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虽然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之旅的起点阶段尚流于解释世界的启蒙，诉诸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还有待时日，但它却在苦难中国的改良主义知识语境中播下了一颗火种，这颗火种不久即燃成燎原之势。本文转载自《南国学术》2014年第4期第95—104页。
作者简介：陆扬，1982年在安徽师范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在暨南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90年在复旦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任职于广西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德里达：解构之维》《死亡美学》《欧洲中世纪诗学》《后现代性的文本阐释:福柯与德里达》《后现代文化景观》，以及《文化研究导论》等。
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纷至沓来的各种主义、思潮、观念，有的被接受，有的被实践，有的被改造，有的被批判。这里无意对西学东传的命运做总体考虑,只是想以马克思主义最初在中国的传播作为研究视角，观察一个西方学说是如何被东方受众所接纳，并且最终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
一 《大同学》的原初语境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登陆，可以追溯到一部译作《大同学》的刊布。该书最初连载于1899年（清朝光绪二十五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的第121至124册。
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国渴求维新变法，展望未来，似乎莫不言“大同”。所谓“大同”，《礼记·礼运》说：“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即是人类公理。康有为(1858—1927)直到1913年才首次将其《大同书》甲部与乙部刊于《不忍》杂志，而最初的名字即是《人类公理》。“人类公理”是戊戌变法前后的知识界如饥似渴探求不息之鹄的，由此形成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第一波热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波热潮背后的推手，主要不是经由政治的和经济的直接渠道，而是基督教文化。
1899年（清朝光绪二十五年）2月的《万国公报》
《万国公报》的前身是传教士主办主编的周刊《教会新报》，清同治七年（1868年）创刊，同治十二年（1873年）易名为《万国公报》，光绪九年（1883年）停刊。光绪十五年（1889年），《万国公报》复刊，由两年前成立的教会出版机构——上海广学会主办，周刊改为月刊。《大同学》即是《万国公报》复刊之初鼎力推介的一部作品。这里，西方传教士们的筚路蓝缕之功不可埋没。事实上，《万国公报》也是近代中国介绍西学内容最多而且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
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颉德
《大同学》的原本是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颉德（B. Kidd，1858—1916，今译为“基德”）所著的《社会进化论》，1894年由麦克米伦公司在伦敦和纽约出版。19世纪末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盛行，《社会进化论》明显受其影响。作者竭力鼓吹赫伯特·斯宾塞(H. Spencer,1820—1903)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通篇以“进步”（progress）与“进化”（evolution）并提，即为一例。在颉德看来，社会进步体现生物学的进化原则，与理性无关。甚至无所不在的宗教，其功能也无非在于引领个人行为，使之服膺于社会进化或者说进步的利益。而说到底，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以其天生具有的最高社会效率，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世界的统治力量。《社会进化论》在当时广有影响，不但在本土英国，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广有响应。在今天看来，19世纪末叶在英语世界介绍马克思的学说，是为该书的一大亮点。
《万国公报》上连载的《大同学》
《万国公报》上连载的《大同学》，系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 Richard，1845—1919）节译《社会进化论》的前三章内容，由《万国公报》的华文主笔蔡尔康（1851—1921）用文言文敷出。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广学会的创办人韦廉臣(A.Williamson，1829—1890)去世后，李提摩太接替主持上海广学会的日常工作。这位在中国度过四十五年传教生涯、算得上是康有为、梁启超之辈精神导师的英国人，一力支持洋务运动，与清政府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他多次上书新政，一度被光绪帝（1871—1908）聘为顾问大臣，后来又成为慈禧太后（名杏贞，1835—1908）实际上的外事顾问。
1899年5月，《万国公报》的东家——上海广学会印行《大同学》全本，李提摩太撰写了“序言”。全书十章的标题译文和原文分别是：（一）今世景象（TheOutlook）；（二）进境（Conditions of Human Progress）；（三）相争相进之理 (There is no Rational Sanction for the Conditionsof Progress)；（四）人世第一大事（The Central Feature of HumanHistory）；（五）大道关系于兴世（The Function of Religious Beliefsin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六）泰西教化 [上]（Western Civilization）；（七）泰西教化[下]（WesternCivilization）[continued]；（八）今世养民策（ModernSocialism）；(九)教化本于道心非出于学术（HumanEvolution is not primarily Intellectual）；(十)总结（Conclusion）。
对照这个译名章目，可以见出西学东渐初期鲜明的精英文化意识。翻译即便是一手传一手又传一手，就像林纾（1852—1924）那样同原本之间还有一层中介，也能做到融会贯通、触类旁通。例如，将今译“宗教信仰”（religiousbelief）译作“大道”，“社会进化”（evolution of society）译作“兴世”，“社会主义”（socialism）译作“养民策”，“intellectual”译作“学术”等等。可以说，这是在日语中的汉字译名全面登陆之前，中国接受西学的原生态译笔，值得充分重视。
马克思（K.H. Marx，1818—1883）
文中涉及马克思（K.H. Marx，1818—1883），使之第一次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应是见于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即1899年2月《万国公报》第121期上《大同学》第一章中的一段话：
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复无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所最苦者，当此内实偏重，外仍如中立之世，迄无讲安民新学者，以遍拯此垂尽之贫佣耳。
这段话在本杰明·颉德《社会进化论》中的语境，是言当代社会两极分化，一方面是资本连手，组成辛迪加等垄断同盟，另一方面则有社会、工会和劳工联盟。但是，这一劳资分化、阶级分化的趋势，早有马克思预言在先。事实上，通览《社会进化论》第一章，言及马克思仅有一处，全文如下：
但是，卡尔·马克思及其弟子们不仅已经预见，而且已经给我们描述了这一景象。他们说，这不过是我们社会自然发展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步骤既可预见，其目的也势在必然。工人被奴役被压迫与日俱增，阶级意识日益觉醒，且针对公敌组织起来，这一切不仅波及社群，而且超越国界，正是我们期望有日的现象之一。他们说，另一方面，我们必然同样乐见大资本家继续并吞小资本家，直到随着财富聚集到少数资本巨头手里，社会最终对生产的无序状态忍无可忍，变革的自然过程必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告终结，而将生产资料转化为国家财产。在这之后，他们说，我们必须展望将来，废除所有的阶级差别和阶级对抗，在社群中消灭剥削阶级，使个人不再为生存而苦苦挣扎。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李提摩太和蔡尔康所译的《大同学》相关章节，对本杰明·颉德的原文基本上是提纲挈领、择要转述了。颉德对马克思的理解，是马克思坚信,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终将终结资本无序竞争状态，夺取政权，实现生产资料国有化，创造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平等社会。不仅如此，颉德注意到马克思主义正在形成，是以有“马克思及其弟子们”之说。而李提摩太和蔡尔康的转述，则有“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穷黎必“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正是言中了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必然趋势。
但是，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李提摩太和蔡尔康的译文与颉德的原文其实还多有差异。首先，原文中“马克思及其弟子们”的间接叙述，被转移到马克思一人名下，而且变成直接叙述。其次，马克思这段话的开端“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为颉德原著所不见。所谓“纠股办事之人”是言资产阶级，由此我们可以比较《共产党宣言》中那一段著名的话：“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很显然，资产阶级权柄笼罩五洲，突破君相之民族国家范围这些表述，其来源并不是颉德的《社会进化论》或者说《大同学》，而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该《宣言》作为单篇文献，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广布的著述，发行量之广大迄今无出其右者。早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谈到《宣言》已在德国、英国、美国至少印过十二种不同的德文版本。1850年，第一个英译本在伦敦面世；1871年，至少又有三种不同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李提摩太鼎力传播西学，对这篇划时代的革命文献肯定是相当熟悉的，以至于译事言及马克思，马上就想起《宣言》揭示的这一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且将之移植到颉德《社会进化论》的译介之中。当此之时，中国正目睹了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血雨腥风，李提摩太或者期待清政府能够多接受西方新进思想，促进改良布局；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马克思的学说正是在这一新旧交替的转折关口，被引入了近代中国的文化语境。
二 从进化论到社会主义
中国本土作者第一次谈到马克思，当是梁启超化名“中国之新民”刊于改良派咽喉《新民丛报》第十八号上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此时距《大同学》全书刊布已经过去三年。当然，诚如标题所示，梁启超这篇文章鼎力推举的是本杰明·颉德，而非马克思。
文章开篇便说，20世纪揭开帷幕，年余之中名人著述、鸿篇巨制多有面世，但是能够独辟蹊径、卓然成一家之言，且影响被及世界与将来者，必推颉德的《泰西文明原理》。梁启超对颉德情有独钟，固然非空穴来风，然而包括1902年出版的《泰西文明原理》（Principlesof Western Civilization）在内，颉德后期著作影响力最大的还是他在1894年一鸣惊人的《社会进化论》。2009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再版了此书，足见它对于当时社会的反思并非就是明日黄花。颉德的社会进化论理论渊源主要来自斯宾塞和马克思——从斯宾塞那里，他读到物竞天择的达尔文主义；从马克思那里，他读到了阶级斗争。但是，颉德对斯宾塞和马克思都不以为然，反之却寄希望于基督教的心灵教化。认为唯其如此，社会才可望在一片爱的祥和气氛中，步入正途。颉德同样反对社会主义，认为未来社会将为个人才情的发展提供极大空间，故而竞争将发生在个人中间，而不是在集团中间。而社会主义呼吁平等，其结果只能是助长低层阶级的惰性，让社会变得毫无生气，失去竞争力。很显然，在马克思主义成为主导意识形态之前，颉德的这些思想对于暮气沉沉的贫弱中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因此，梁启超就认为，颉德与马克思比较，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虽然，以斯宾塞之睿智，创“综合哲学”，自谓借生物学之原理，以定人类之原理，而其于人类将来之进化当由何途，当以何为归宿，竟不能确实指明，而世界第一大问题，竟虚悬而无簿。故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嘲之曰：“今世学者，以科学破宗教，谓人类乃由下等动物变化而来。然其变化之律，以人类为极点乎？抑人类之上，更有他日进化之一阶级乎？彼等无以应也。”赫胥黎亦曰：“斯宾塞之徒，既倡个人主义，又倡社会主义（即人群主义）。然此两者，势固不可以并存，甲立而乙破，乙立而甲破。故斯氏持论虽辩，用心虽苦，而其说卒相消而无所余。”此虽过激之言，亦实切当之论也。虽然，麦喀士、赫胥黎虽能难人，而不能解难于人。于是颉德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于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初著一书，名曰《人群进化论》，以解此问题。
这是“马克思”第一次进入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的叙述系统。它的背景不是别的，依然是本杰明·颉德《大同学》的社会进化论。
人们看到，梁启超将马克思与赫胥黎（T. H. Huxley，1825—1895）并提，认为两人虽然言语过激，但是对于社会进化论有补偏救弊的镜鉴之功。只是比较颉德这位今日已经很少有人提起的英国学者，马克思和赫胥黎还是显得功亏一篑。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这一回用《人群进化论》来对译颉德的《社会进化论》，没有沿用此书三年之前《大同学》的中译名。“马克思”的译名，也转换成一个更具有本土色彩的名字“麦喀士”。这是不是意味着梁启超的马克思叙述另有来源？即是说，考察从《大同学》到《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这一从迻译到叙述的马克思最初的中国之旅，中间是不是还存在一个迄今尚未发现的迷失环节？
从梁启超的转述来看，马克思在当时中国的知识视野中，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当仁不让的代表人物。如果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论、国家论、人民论、民权论等等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它鲜明的阶级斗争意识。一如《大同学》中之所言，“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复无之”，除了奋起反抗外，别无他途。梁启超在文中援引颉德的话，再一次提到马克思时，引人瞩目的也还是阶级冲突：
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之个人主义（尼志埃为极端之强权论者，前年以狂疾死，其势力披靡全欧，世称为十九世纪末之新宗教）。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钳制。
尼志埃即尼采（F. W. Nietzsche，1844—1900），这一回是将马克思与尼采并论，一样是重申强与弱、优与劣的社会两极分化。但是很显然，梁启超更愿意认同颉德的评价，所谓二者虽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目的皆在现在，而未能展望将来。换言之，独有颉德鼎力鼓吹的社会进化论，不但切中时弊，而且可为将来所用。这里梁启超已经相当娴熟地在使用“社会主义”这个从日本转道而来的“socialism”的汉语译名。在“养民策”、“人群主义”等名称相继流行过之后，“社会主义”终于尘埃落定，替代“进化论”而成为约定俗成的“天下大同”之学的名称。
这一时期“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译介、传播，并且蔚然成风，与日本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之旅主要是假道日本的见解和引介。马克思成为举足轻重的划时代人物，经历了一个不断清晰的过程。例如，马君武（1881—1940）1903年2月15日发表在《译书汇编》第二年第十一号之上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开宗明义就说，社会主义发源于法国人圣西门（C. Saint-Simon，1760—1825）、傅立叶（C. Fourier，1772—1837），中兴于法国人路易·勃朗（L. Blanc，1811—1882）、蒲鲁东（P. J. Proudhon，1809—1865）），极盛于德国人拉萨尔（F. Lassalle，1825—1864）、马克思。换言之，社会主义的内涵和外延较马克思主义要广泛得多，它并不是马克思的专利。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先行一步，接受西学的东邻日本影响使然。
就目前可以找到的材料来看，从梁启超刊布《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的1902年到1904年这三年之间，中国至少出版了八种译自日文的推介社会主义的专著。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东京大学英语教授村井知至（1861—1944）所著的《社会主义》一书。村井知至是1898年成立的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会长。此书应是社会主义日本化的一个硕果，被认为是日本第一部真正的社会主义文献。作者本人是一位基督教徒，所以不奇怪全书十章篇幅中，第九章的标题就是“社会主义与基督教”。作者说，基督教历来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互为仇雠，但那只是近代的贵族基督教所为，基督教的原初形态则非如此。所以，既然圣西门写《新基督教》一书时，搜剔古代基督教精义，论证可与社会主义相合，那么，他以自己的切身体验，也很愿意将古代的基督教精神与近代的社会主义两相互勘。由此，村井知至列出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的七个相似点。它们分别是：（一）理想与目的皆为人类平等与社会协同；（二）传道热心相似；（三）同遭社会迫害；（四）传播之迅速也不分彼此；（五）同为世界的思想；（六）同样同情贫民；（七）同样富于兄弟友爱精神。正是在第五点“同为世界的思想”一段中，村井知至将视宗教为鸦片的马克思引为同道。作者的论述是，犹太教非常顽固，思想所及止于一国，非犹太人不得入其教。但是，基督教大开门户，创立之初即传到异邦，成为世界的运动。社会主义无疑同样有此世界情怀：
故卡尔氏主倡此主义，组织万国劳动者之同盟会，其纲领有曰：“吾党无国种之区别，惟依真理正义道德以立此主义，以期传于万国。”
上文中的“卡尔氏”，即卡尔·马克思，“万国劳动者之同盟会”指的是“第一国际”；引申其纲领的一段话，无疑是本于马克思1871年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的一段话：“协会宣布：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和民族。”这里，马克思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主倡领袖。而宣传基督教社会主义，可视为日本这部宣传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一大特色。
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系由罗大维编译，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扉页上印有“光绪壬寅三月初版”，是时为1902年4月。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虽然其中对马克思还是一言带过，未有专述。
三 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介绍
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介绍，出现在1903年面世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中。此书原为日本的福井凖造所著，1899年由有斐阁出版。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将通力译介西学的赵必振（1873—1956）的译本分为上下两册，铅印线装出版。这不但是后来中国，也是其时日本第一部系统介绍社会主义来龙去脉及在各国发展线索的厚实著作。
《近世社会主义》
《近世社会主义》全书长达五百页，分为四编，分别介绍巴贝夫（F. N. Babeyf，1760—1797）、圣西门以降的法英“第一期社会主义”，德国马克思、拉萨尔为代表的“第二期社会主义”，以无政府主义等为代表的“近世社会主义”，以及社会党为主角的“欧美诸国社会党之现状”。在第二编“加陆·马陆科斯及其主义”的第一章，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了专门系统的介绍。“马陆科斯”即马克思，是书恩格斯（F. V. Engels，1820—1895）的译名则为“野契科斯”。很显然，这是比较典型的吴方言译名：“恩”“昂”“野”的发音大体可以相通。作者说，法国的第一期空想社会主义，不过自家一人假定，立论根基与原理原则鲜有深入说明。但是，马克思考察德义正道与资本历史，进而与当代制度资本相比较，而究经济学理与历史事实，而成自家学理前提。是以“德意志之社会主义，既已如斯，其学识之深远，其思想之精致，与从来之社会主义者，大异其趣”。虽然该书在叙述马克思生平时，注意到恩格斯是马克思“有力之同志”，两人始终同甘共苦，而且提及恩格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但还是毫不含糊地将德国社会主义的创立之功归于拉萨尔和马克思名下。作者说，拉萨尔是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发起人，其名最是显赫。又说，马克思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写出无二之经典，而闻名于世。这些“无二之经典”中，居功至伟的不消说是《资本论》。事实上，《近世社会主义》介绍马克思的学说，通篇就是在谈《资本论》。诚如斯言：
加陆·马陆科斯创设社会主义之实行，与国际的劳动者同盟以期社会之雄飞，其学理皆具于《资本论》，大耸动于学界，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为一代之伟人。其学理与主义，吾人不能不进而采之耶。
《近世社会主义》应是在中国第一次系统介绍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相关学说。作者告诉读者，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传统。它不同于以往那种大多属于架空妄说、博取虚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而是考察资本的起源与历史变迁，以说明当今世界的经济结构全然是为资本所支配。这一切，都毋庸置疑地显示对中国前途的直接考虑。1903年3月，由康有为、梁启超创办，流亡横滨的梁启超本人遥控主持的广智书局，还在《新民丛报》第二十七号上刊登《近世社会主义》的出版广告，开宗明义指出此书关系中国前途者有两端：一是此书言欧美各国劳动问题，有最详备之解释，对于中国不可限量的工业发达前景尤可为借鉴。二是中国的组织党派尚处在幼稚时代，宗旨混淆；尤其社会党与无政府党不好分辨，容易混淆耳目，故此书解析何以社会党为世界所欢迎，无政府主义乃世界所厌恶，亦有直接镜鉴意义。故而广智书局鼎力推介：“即此两端，此书之价值可知，有志者请急先睹。”
关于《资本论》的介绍，《近世社会主义》以这样一段话作结：
马陆科斯其著《资本论》，于解释资本之性质，果断定其正当之资本为掠夺之结果与否，尚未定之问题。彼非但举排斥之议论以攻击现时之社会制度者，彼亦鉴于前者社会主义之通弊，徒倡荒唐无稽之暴说，驰于空理，流于空论，不顾社会之大势如何，单诉人间之感情，而计划社会组织之改革者可比。若资本家之专横压抑，大背正理正道者，亦未尝企图社会制度之改革。此前者之通弊也。马陆科斯之所以绝叫社会之改革，企图劳民之改善者，以认识夫正道与正理，以公平之权利，为正当之要求，以分与一切之人民。非如彼狂奔于社会问题，徒激发人心以鼓舞社会，而博一时之虚名，其事业倏忽而可解散者。故彼所采之社会改革者，非仅就其面目，必以学理为社会主义之根据，以攻击现社会，以反对现制度。而创立新社会主义，以倡导于天下，舍加陆·马陆科斯其人者，其谁与归？
很显然，《近世社会主义》这部广智书局大力推广的译著，可谓在中国第一次系统介绍了欧美各家各派社会主义及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已经当仁不让成为舍我其谁的新社会主义领袖人物。比较起来，以往圣西门以降的空想社会主义是驰于空理、流于空论和情感主义，不顾社会大势,、不识社会制度之改革必然。反之，马克思呼吁社会改革，声张公平正义，提出剩余价值学说来解释阶级斗争之必然，以推翻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这一切，无疑都是显示一个革命新时代的到来。
《社会主义神髓》
这个新时代或许应当叫做“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点在1906年由达识译社翻译、《浙江潮》编辑所出版的《社会主义神髓》中已见端倪。该书1903年7月在日本初版，作者是社会主义活动家中江兆民（1847—1901）的学生幸德秋水（1871—1911）。该书说，近年出版的许多社会主义著述和译本，大都出于非社会主义者之手，往往陷于独断和片面，所以他竭力要剔除枝叶，凸显社会主义的大纲和要旨。这个大纲和要旨，毋宁说即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者交代，写作此书用了八种参考文献；前三种便是今日社会主义的第一经典：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幸德秋水的这本《社会主义神髓》虽然只有七章，加上短短的自序，不过是一个小册子；但此书在日本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史上影响深广，特别是该书参考了三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逐一引述。例如，在题为“产业制度之进化”的第三章，开篇就说：
社会主义之祖师凯洛·马尔克斯者，为吾人道破所以能组织人类社会之真相，曰：“有史以来，不问何处何时，一切社会之所以组织者，必以经济的生产及交换之方法为根底。即如其时代之政治及历史，要亦不能外此而得解释。”
这是将马克思视为新一代社会主义的开创人。紧接着的引文，则出自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作者以这段话揭示人类社会组构的真相所在，故对此的阐释是，人生必先满足衣食需要，然后方有暇从事美术、宗教与学术。这显然是沿承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说的马克思两大发现之一即是揭示社会生活物质基础的观点。
该书又引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一段话，重申一切社会变化及政治革命，其根本原因不是出于永恒之真理和正义，毋求之于哲学，但见之各时代之经济。关于经济如何作用于社会发展，作者基本上复述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的著名内容。他指出，中世纪本无资本家和地主，唯久之时易市变，分散的小规模的生产资料集中起来，渐渐成为现代产业的基础。故美洲的发现，好望角的回航，东印度的贸易，中国的市场，必推动生产方式演变，使其从地方成为全国，从全国成为世界之有。同样，阶级斗争，劳资矛盾，是为自由竞争的必然产物。对此，作者介绍了马克思的另一主要发现：剩余价值。指出，“马尔克斯盖谓：交换之时，决不生价格；价格之创造，决非在市场。彼等资本家所以厚其资本者，唯从劳动者掠夺此“剩余价格””。“价格”为日语原文所用语词，中译本系直接移用。总而言之，社会主义的神髓就在于完成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必由之路。作者说，19世纪有欧文（R. Owen，1771—1858）、卡贝、圣西门、傅立叶、路易·勃朗、魏特林（W. Weitling，1808—1871）这一批社会党人，指责现实制度非不痛切，理想非不高尚，然是时社会主义发达犹浅，偏于狂热和空想。近世社会主义者，实从死灰中再燃也：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马尔克斯与其友音盖尔同发表《共产党宣言》，详论阶级战争之由来及其要终，并谓万国劳动者同盟以来，社会主义俨然成一科学，非若旧时之空想狂热也。
作为日本明治时期水平最高的社会主义著述之一，《社会主义神髓》对马克思主义应是有了一个系统的介绍。它以《共产党宣言》为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不但阐述了社会主义从乌托邦走向现实、从狂热走向科学的必由之路，而且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认知，以及《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学说，都有涉猎阐解。这也是此书后来一译再译，一版再版，流传广泛的原因。仅在达识译社的译本推出四年之间，就分别在日本印行了1906年和1907年两个新的中译本。前者为蜀魂译，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后者为创生译，东京奎文馆书局出版。值得注意的是，1912年，上海的《东方杂志》连续五期，刊登了由该杂志主编杜亚泉以笔名“高劳”重译的这本《社会主义神髓》，此为该书在上海第一次刊布。而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则是八年之后的事情了。高劳译本，后来收入“东方文库”丛书，192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49年后，北京商务印书馆又将此书收入“汉译名著”丛书；1963年，又出版了马采的译本。从《社会主义神髓》上述蔚为大观的汉语传播史来看，应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传播阶段中，一个令马克思的中国形象日渐清晰，从“百工领袖著名者”到确立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里程碑。
综观以上从《大同学》到20世纪最初十年的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学说中国接受史，我们可以发现：首先，上海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登陆中国最早的港口，而且也是此一时期中国译介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重镇。这与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有直接关系。它不但在西学译介及出版发行方面具有其他省市望尘莫及的得天独厚条件，而且培育了近代中国第一支产业工人队伍。对于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从阶级斗争到剩余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即将成为远东第一都市的上海，具有天然的亲和性与接受土壤。其次，假如说基督教会和英国因其政治、宗教和文化上的多种原因，成为马克思学说进入中国的最早渠道，那么，随着近代日本走向西化及热情传布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留日学生、学者日众，使日本很快替代欧美，成为20世纪初叶向中国传输马克思主义的主渠道。这一转向，与辛亥革命的酝酿有直接关系。最后，虽然此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传播流于解释世界的启蒙，诉诸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尚且有待时日，但它却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苦难中国的改良主义知识语境中播下了一颗新的火种，这颗火种不久即燃成燎原之势。
（该文系作者承担的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11BS016）的阶段性成果，发表于《南国学术》2014年第4期第95—104页。转载未收录原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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