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民国热”泼点凉水
以民国时期为大背景的电影《黄金时代》□本报记者 江丹
近几年来，人们对清末民初的思想文化尤其感兴趣，极力推崇那时的婚帖、国文教科书、大家闺秀、学者大师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青年研究员瞿骏则在其最近出版的专著《天下为学说裂》中讲述了让大众读者陌生的清末民初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为一度流行的“民国热”泼凉水，降降温。
求学变得茫然不可知
我们在提及科举废除时，往往会大谈特谈它积极的历史意义，却忽视了它对清末那批学生所造成的茫然感。科举时代，这些学生的目标明确，就是科考求功名，可当科举废除，新学兴起之后，求学的不可知反而越来越强烈。
学生们不知道新学堂到底考什么，是侧重英文，还是国文。夏丏尊的中学时代正是由科举过渡到新学堂的当儿，从上海回来的亲戚劝他去读“外国书”，据说从上海最有名的圣约翰大学毕业，是“包定有饭吃”的，而他的父母也觉得科举即将全废，长此下去不是事，于是让他去上海。到了上海，夏丏尊才知道他的英文水平根本进不了圣约翰大学，于是改去另一所“读外国书”的学校中西书院。在这些读外国书的地方，“英文最被注重，国文则最被人看不起”。
同样是在上海，胡适所就读的新式学校梅溪学堂则偏重国文，“英文、算学的程度虽好，国文不到头班，仍不能毕业。国文到了头班，英文、算学还很幼稚，却可以毕业。”这让已经在安徽
老家私塾里“读了许多古书”的胡适如鱼得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应对学堂里的国文课程，甚至可以指摘老师，一天内连升4班。
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年少读书时也曾被学堂的课程和标准所困惑。她当时投考的是她梦想中的维新学堂，但是入学考试则是检验学生的国文水平。题目是《女子读书之益》，杨步伟写出“女子者，国民之母也”这句新学套语之后，就笔下枯滞不知道再写什么了，最后勉强写了一百多字敷衍成篇，但依然被录取，被分到了乙班。可真正开课之后，那些因为国文出色被分到甲班的学生反而读得比较吃力，维新学堂对学生的学业标准是“各科全要好，并不单重国文”。
那个时候的学校也是各种各样，除了综合性的教会学校，有高等实业学校，有师范学校，还有军医学堂、法政学堂、测绘学堂等，有的会考国文、英语、算法，有的则还要考物理、化学、三角、几何、博物等，可有的又只考一门国文，而出学堂时诸多类型的毕业考试同样让学生头痛不已。
“注重新学还是继续读经？入一般学堂还是专门学堂？入学堂后文理科目众多，各科要学到哪种程度？努力学习英语还是其他外语？”学堂的要求不定和变化多端，让科举废除后的那段教育过渡时期的学生和家长难以抉择。
理想与现实的严重落差
对清末民初的年轻学生而言，他们确认其日常生活秩序的方式已经不是来自父辈甚至祖辈的传统经验，而是“读新书、阅报刊和听演说”。
“清末诸位大小名士依靠书报演说等来造其声光，赢得大名。不过言论界的巨子如章太炎、章士钊等在日后都不约而同地对自己‘造报宣传\’留下的后遗症有过反思。但被他们的书报演说唤起的一代学生却基本不会随之而有同样的反思，因为书报演说在他们的生活世界里已是不可或缺。”瞿骏在《天下为学说裂》中写道。
那时候，很多学生是依靠书报演说在认识和想象他们身外的世界，包括对革命的体验。对当时的学生而言，读报“既有暂时远离刻板学习生活的兴奋，亦有坐过山车般真假战事胜败消息的刺激，更有试图摆脱日后困窘命运加入时代洪流的些许希望。”
正在浙江富阳老家自读的郁达夫就日日紧张着，渴等着报纸来。在苏州读书的顾颉刚每天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买报：“上海各报，每天下午一时车运到苏州，我们就推定同学，在下午二时下班休息的十分钟里，赶快跑到宫巷桂芳阁茶馆里，向卖报人买了几份报纸，飞步回到学校，高声宣读。因为我身高腿长，走路快，就常常担任这个传达的任务。”
由于对报纸的阅读热情，参与办报也是当时很多年轻学生的一个理想选择，遗憾的是，鲜少有人能获得进入报界的机会。当时苏州本地有一家《大汉报》，顾颉刚和同学叶圣陶“都心痒得很”，希望能到报馆里做编辑。“因为没有人介绍，就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作为自荐书。但除了得到一张回片之外，还有什么效力呢。”顾颉刚如是回忆，之后他转而去北京读书，叶圣陶则想继续在上海报界寻找机会，结果那里的报馆也一样进不去，只能去当小学老师。
科举废除，辛亥革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读书人的前途不再只有功名一条，但似乎也
并没有宽广多少。那些读报听演说的年轻学生，以为革命能给他们带来更光明的前途，理
想与现实之间却产生了严重落差。那时候的很多学生都如顾颉刚和叶圣陶一样，要找一份如意的工作十分艰难，甚至不得不面对毕业后无事可做的困境。
沈从文到了北京，想投靠那里亲戚，读点书，寻找理想，结果被亲戚怼：“你可知道，北京城目下有一万大学生，毕业后无事可做，愁眉苦脸不知何以
为计。大学教授薪水十折一，只三十六块钱一月，还是打拱作揖联合罢教软
硬并用争来的。”一场印刷资本主义的竞争
今天的人们对清末民国的教科书尤其是语文教科书赋予了太多美好的想象，而瞿骏在他的《天下为学说裂》中帮助读者去掉了这层想象滤镜。
1919年的《大公报》上有人说：“国民学校用的书，总不离中华、商务两家的出版物。”徐特立也说：“有人著论说我们中国的教育权是操在商务印书馆同中华书局，确是实情。因为全国学校，除高等学校外，多采用他们的书。”
根据瞿骏的研究，商务印书馆从清末开始一直顺风顺水，直到
辛亥革命的发生迎来当头一棒，“中华书局横空出世，与商务全力争夺上海
乃至全国出版业的龙头老大位置，而争夺焦点正落在教科书上。”瞿骏在他的《天下为学说裂》里介绍，新民国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与《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其中的很多内容实际上是出自中华书局创始人之一陆费逵的手笔，中华书局在筹备期间就已经秘密组织人员加班加点编写教科书，这样一来，中华书局刚成立后不几日便有符合“共和民国宗旨”的教科书上市，其大力宣扬“教科书革命”风行一时。商务印书馆的掌舵人张元济虽然与教育部总长蔡元培私交甚笃，却好像未能参与到相关办法和标准的制定中来，尽管商务印书馆随后也推出了《共和国教科书》，但在与中华书局的商战中错失先机。
由于教科书利润丰厚，不仅是这两大出版商，其他大大小小的出版机构也参与到了这场印刷资本主义的竞争中来，共同衍生出民初教科书出版的奇景盛况，更有甚者，有人捏造学部审定教科书的人员名单，愚弄书坊，诈取钱财。
对于民国教科书的内容，今天的人们大多喜欢谈它介绍的新知与新知对现代启蒙产生的影响，但在教科书的印刷和推广如火如荼时，也有一些即时批评的声音。比如有人认为，相较于以往蒙童所读经典，那些教科书有“速成滥造”之嫌，而且只知道追慕世界情势，不能解“中国常识”等。
当时那些“趋新”的人是看不到教科书的种种编写之病和传授之惑的，在他们看来，学生在现代学校里要学的科目太多了，而且要以英文和算法为重，因此不断地要求减少或者简化教科书里国文、修身等内容。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人眼中，“清末民国教科书的发展就是一个白话取代文言，简明代替繁难的不断向前‘进步\’的过程”。恰恰相反的是，今天的人们对民国教科书尤其是其中的国文内容大力推崇，就是因为看中了它所流露的传统韵味。
新闻推荐
人的血压呈季节性变化。一年四季中夏天血压相对较低，冬季的血压则普遍较高。血压波动大，危险并发症也随之增多，尤其是脑出血、脑卒中、心肌梗死和急性左心衰等。冬季，高血压患者应从哪几个方面进行积...
安徽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安徽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