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更是青年一代的。中
1921年,郭沫若(左二)、郁达夫(左三)、成仿吾(右一)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创造社。创造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社团组织之一,对改革当时中国社会投以巨大的热情。(郭沫若纪念馆供图)■周末人物新文学先锋·纪念文学革命100周年
□本报记者逄春阶王建
一年来,围绕文学革命,我们采访了好多专家,无论是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华东师大教授杨扬,还是《茅盾评传》作者钟桂松；无论是《胡适大传》作者、安徽师范大学的朱洪教授,还是刘半农研究专家、江阴博物馆的原馆长唐汉章；无论是《钱玄同传》作者周维强,还是《钱玄同》的作者、湖州师范学院教授余连祥；无论是鲁迅研究专家、南开大学教授李新宇,还是徐志摩研究专家韩石山,说起一百年前那一代参与文学革命的人,都强调那代人身上生机勃勃的朝气。
而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师范大学魏建教授说,“青春”在创造社文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青岛市文联副主席、青岛大学教授周海波先生,曾在他的《青春文化与“五四文学”》一书中说:“青春文化与历史的联结,形成了鲁迅对老年化中国历史及其文化的批判态度和郭沫若对民族固有之青春精神的‘寻根\’倾向……青春文化与社会现实的直接融合,则构成了郁达夫、巴金式的青春激情的直接吐诉以及青春人格的创造。”
箱崎海岸上的谈话
魏建教授主编的《青春与感伤:创造社与主情文学文献史料辑》,以创造社为中心,通过对五四时期青春感伤文学发展中重要史料、经典文献、重要作家的自述、重要历史图片的梳理,呈现出这一文学思潮的意义与价值。在历史记忆的还原和寻找中,返回文学的历史现场。
魏建说:“郭沫若和张资平是相识最早、交往最早、关系也最密切的两位创造社元老。他们相识于日本留学期间。1914年张资平在日本明治大学预科结业后,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同时入学的还有郭沫若和郁达夫。”
1918年8月下旬的一天中午,为排遣午间的困慵,郭沫若在日本福冈海边的十里松原漫步。突然与分别多年的同学张资平相遇。郭沫若问起国内文化界的情景,张资平说国内“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新青年》虽然“还差强人意”,但“我看中国现在所缺乏的是一种浅近的科学杂志和纯粹的文学杂志啦”。
后来,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说:“其实我早就在这样想,我们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科学杂志,我是主张愈专门愈好的,科学杂志应该专门发表新的研究论文。”“数来数去可以作为文学上的同人的还是只有四个人,便是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和郭沫若。”“‘我想就只有四个人,同人杂志也是可以出的。我们每个人从每月的官费里面抽出四五块钱来,不是可以做印费吗?’资平很赞成这个办法,他约定就以我那儿为中心,待学校开课了以后,访确了仿吾和达夫的消息再策进止。这一段在箱崎海岸上的谈话,在我自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痕,实际上我和资平发生友谊的是从那儿起头,我知道他有文学上的趣味的也是从那儿起头。所以我一想到创造社来,在我自己的一方面,我总觉得应该以这一番谈话为它的受胎期……”
骨干因文而聚
事有凑巧,一个月后,成仿吾就来到郭沫若家。魏建说:“成仿吾年纪比郭沫若小,但学级却比郭沫若高。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他们同学两年,同住在一套小房子里,结为莫逆之交。成仿吾学的是工科,但他爱好文学。他有两个能耐令郭沫若感到意外,一是熟稔中国古诗词,常常脱口而出；二是德文特别好,比郭沫若还好。”当郭沫若把一个月前同张资平的拟议向他道及的时候,成仿吾当即表示愿作同人。
1919年暑假,郁达夫由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张资平由熊本第五高等学校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地质学系,他们与成仿吾在东京汇合了。他们有着共同的意愿,在一个共同的学校上课,又有一个共同的朋友郭沫若,所以经常在一起议论办同人杂志的事。
在此前后,郭沫若与上海《时事新报·学灯》的编辑宗白华结识了。宗白华也是一个新派青年,他欣赏郭沫若的新诗,夸郭沫若是“东方未来的诗人”,将郭的新诗在《学灯》上发表,几乎是来一首发表一首,从而使郭沫若一下子成了享誉全国的新诗人。在1920年初的一次通信中,宗白华介绍郭沫若与他的少年中国学会朋友田汉(寿昌)相识。
田汉不仅爱写诗,且爱看戏,对中外戏剧均有研究,当时正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学习。他是湖南长沙人,出身贫苦,父亲早逝,幸而得到舅父易梅臣的资助,得以上学。1916年,易梅臣奉派赴日担任湖南留学生经理处监督,田汉即随行到日本留学。
从通信中,田汉不仅喜欢郭沫若的诗,而且仰慕郭沫若这个人。尽管东京离福冈那么远,要坐三天的火车,但当年3月,田汉就千里迢迢跑到福冈拜访郭沫若去了。在游览中,他们触景生情,一会儿称道自己是孔丘与李耳,一会儿又自比歌德和席勒,从此两人以兄弟相称,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20年5月,郭沫若、田汉(寿昌)、宗白华三人的通信结集出版为《三叶集》。
与此同时,郭沫若等即因田汉的关系而与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念书的郑伯奇、穆木天联系上了；又因郑伯奇等的关系而与当时在京都帝国大学念书的徐祖正、张凤举联系上了。
就这样,分处异地的创作骨干,有的在福冈,有的在京都,有的在东京,终于因文而聚。
“桔子会议”
从1920年起至1921年春,他们紧锣密鼓地加强了同人的联络和杂志的出版准备工作。
为鼓舞同人的创作欲,他们彼此传看已发表或未发表的作品,进行品评。郭沫若的许多新诗,常常用复写纸誊出来,一份寄给宗白华,在《学灯》上发表；一份寄给成仿吾,征求同人们的意见。后来他们还试办了一个名为《Green》的小刊物,把同人的创作汇总在一起,征集大家的意见,一共出过两期。郭沫若《女神》中的一些诗,成仿吾的新诗《澎湃的黄海》、《海上吟》和小说《一个流浪人的新年》,陶晶孙的《木犀》等,都曾印在这个刊物上,供大家品评。后来,《创造》季刊在发表《一个流浪人的新年》时,连同这些评语一起刊登了出来。别的一些作品,虽然没有印出来,但也事先在同人中传看,征求意见。张资平的《他的生涯》,就因为郭沫若认为名字太俗而改为《冲击期化石》。这本书在1922年初作为《创造社丛书》之四,由泰东图书局出版,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小说之一。
人手有了,创作也作了准备,刊物的出版却遇到困难。在东京的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曾为此开过几次会。第一次在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的地窖实验室,因为成仿吾当时正在那里赶写他的毕业论文。以后又在郁达夫和张资平居住的不忍河畔的二楼寓所。第二次田汉也来了,并答应在国内找出版处和邀集同人。第三次开会时,郁达夫和张资平破费买了一块钱的桔子来助兴,结果田汉没有出席。郁达夫在《创造社出版部的第一周年》中回忆:“我们把桔子吃完,看电灯上了火,田汉还不来。我与资平,只好自认晦气,白花了一块钱,会终究并不成功。”然而,这次“桔子会议”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有人把这次会议当成创造社的成立会。
田汉为什么没有出席第三次会?1921年4月郭沫若回上海参加泰东图书局工作,兼营筹备杂志、丛书时,少年中国学会的左舜生到马霍路来看他,闲谈中才明白了田汉的苦衷。左舜生说:“寿昌(田汉)在二月间有信来,托我找出版处,我也奔走了几家。中华书局不肯印,亚东也不肯印；大约商务也怕是不肯印的。”
后来,还是上海泰东图书局的赵南公有胆有识,慨然应允由泰东来承印,并送给郭沫若往返路费,赞助他回日本去找朋友商量,把出杂志的事情定下来。郭沫若为什么感到有返回日本一次的必要呢?因为杂志和团体的名字没有定下来,杂志定期还是不定期,多久出一期,每人能担负多少稿件,等等,都需要与同人商量决定。这样郭沫若便有了1921年五六月间的日本之行,从而才诞生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社团创造社。
耕耘在“创造”的阵地上
1921年9月29日《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刊发在《时事新报》上,《预告》明确了自己的宗旨: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预告中还透露他们还设立专供新进作家发表创作及交换智识之用的读者俱乐部。《创造》创刊号刊发的是郭沫若的诗歌《创造者》、《诗五首》、诗剧《棠棣之花》第二幕等,郁达夫的小说《茫茫夜》和论文《艺文私见》等,田汉的戏剧《咖啡店之一夜》,成仿吾的《诗十六首》和小说《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张资平的小说《她怅望着祖国之天野》、《上帝的儿女们》等,郑伯奇的小说《最初之课》……
《创造》第一期的编辑是郁达夫,第二期编辑是郭沫若。郭沫若在第二卷第二期《编辑余谈》中说:“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朋友们!你们如是赞同我们这种活动,那就请来,请来我们手儿携着手儿走吧!我们也不要什么介绍,也不经甚么评议,朋友们的优秀作品,便是朋友超飞过时空之限的黄金翅儿,你们飞来,飞来同我们一块儿翱翔罢!……至于印刷方面,我觉得横行要便利而优美些,所以自本期始。以后拟一律横排。第一期不久也要改版,以求其画一。”
呱呱坠地的新刊物,一切都是崭新的。
“起而守护诗的王宫”
提起成仿吾,我们马上想到的是他的革命家、教育家等身份,其实成仿吾还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学评论至今读来依然酣畅淋漓,闪耀着犀利的光泽。比如1923年5月13日发表在《创造周刊》第1号的《诗之防御战》。
周海波先生说:“成仿吾以批评者的身份出现在1920年代的文坛,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崭新的不同凡响的批评思维。他喜欢以叛逆者的姿态向权威挑战,他挑战胡适,挑战鲁迅,挑战所有他认为文化界权威的人物。”
成仿吾把旧的文学比喻为“一座腐败了的王宫”,“是我们把它推倒了,几年来正在重新建造。然而现在呀,王宫内外遍地都生出了野草了,可悲的王宫啊!可痛的王宫!空言不足信,我现在把这些野草,随便指出几个来说说。”
成仿吾首先批评的就是胡适的《尝试集》,比如《他》,“这简直是文字游戏,好像三家村里唱的猜谜歌,这也可以说是诗么?比如《人立车夫》,“这简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自古说:秀才人情纸半张,这样浅薄的人道主义更是不值得半文钱了。坐在黄包车上谈贫富劳动问题,犹如抱着个妓女在怀中做了一场改造世界的大梦。”又比如胡适的《儿子》:“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成仿吾说:“这还不能说是浅薄,只能说是无聊。”
成仿吾还批评了康白情、俞平伯、周作人、徐玉诺几位诗人写的所谓“小诗与哲理诗”,把他们说成是“野草”。进而他指出,“没有内心的要求勉强去做诗,已经是不对的；而以小诗为标的去做,便更不对了。把哲理夹入诗中,已经是不对的；而以哲理诗为目的去做,便更不对了。目下的这两种倾向,很使我们感着不安,多少朋友们的活力已经消耗在这两种倾向之下了!我们如不急起而从事防御,我们的新文学运动,怕不要在这两种倾向之间沉淀起来了?而且文学只有美丑之分,原无新旧之别,如果现在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文字可以称诗,则那些文妖的游戏诙谐,也可以有称诗的权利。现在的那些小诗实在令人作呕,我真不知作者怎样能泰然发表出来,我真不知提倡者看了这层光景,心中应当怎样。”
真理越辩越明。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都是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那就不是文艺批评了!有了真正的批评,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越来越好。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不能因为彼此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子,就不敢批评。
成仿吾的批评肯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他的挑战权威的姿态,对当下的文艺批评,有启示意义。
谔谔之声,犹言在耳。我们看《诗之防御战》的结尾,简直是呐喊了:“他们大抵是一些浅薄无聊的文字；作者既没有丝毫的想象力,又不能利用音乐的效果,所以他们总不外是一些理论或观察的报告,怎么也免不了是一些鄙陋的嘈音。诗的本质是想象,诗的现形是音乐,除了想象与音乐,我不知诗歌还留有什么。这样的文字也可以称诗,我不知我们的诗坛终将堕落到什么样子。我们要起而守护诗的王宫,我愿与我们的青年诗人共起而为这诗之防御战!”
田汉后来回忆成仿吾,颇耐人寻味:“仿吾是沫若的朋友,也是我的湖南老乡,但我们的火气都不小。我在东京出过本《蔷薇之路》,仿吾批评我,说我写作态度不够严肃。仿吾的话是对的,但因他措词过于肯定,又没有直接对我说,引发了我的火。”
一群率真的年轻人,带着火气冲上文坛,成一道独特风景。
青春激情的直接吐诉
谈到郁达夫,周海波先生说,创造社作家大多具有叛逆精神,以“异军突起”的姿态面对社会,属于青春激情的直接吐诉。郁达夫善于在“哭穷”与“病”的极端性书写中批判那个社会,为知识分子争取一点生存空间,也为现代小说提供了独特的叙事艺术,可贵的是,他的小说在写自我中隐含了丰富的内容。
郁达夫第一部小说集《沉沦》,这是五四文学革命以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一面世,就引起国内强烈震动。有的说他是颓废派的“肉欲描写者”,骂他是在“诲淫”,污蔑他的作品是“不道德的小说”,有的则嘲讽他是“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但是得到了青年的欢迎。郭沫若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沈从文也说,在当时,郁达夫的名字,“成为一切年青人最熟悉的名字了。人人皆觉得郁达夫是个可怜的人,是个朋友,因为人人皆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因此,《沉沦》出版不久就行销两万多册,甚至有人从无锡、苏州连夜乘火车专程到上海买书。
著名学者李欧梵先生《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说:“就主题而言,这部小说可算是在中国文学中第一部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提出了一个向来被人认为是社会禁忌或不能公开和轻率胡闹的主题的小说。即使是林纾和苏曼殊,也避开这‘性\’的问题,或掩压之于一腔热情底下。因此,《沉沦》代表了中国文人第一次的认真努力,以朴素坦诚的笔调,把性和情感并在一起处理。”
曾鹏华和范伯群先生在合著《郁达夫评传》中说,郁达夫初期的小说并非那种不痛不痒的平庸之作,而是具有一种撼动人心的力量的；同时它又像是一股夹带着泥沙的溪流,是以其异常复杂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并非清澈见底。然而,人们从这里,也正可以聆听到诗人富有个性的自己的声音”。
魏建先生说:“文学革命精神在五四文学先驱那里得以确立,在创造社作家那里获得了深化、补充和超越。创造社作家从一开始就不是与五四文学先驱及其继承者并肩前进的,而是将补救‘文学革命\’的缺失作为自己文学事业的起点。五四文学先驱与创造社作家都提倡‘反对旧道德\’。前者着力批判旧道德‘吃人\’的残酷性,后者着力揭露旧道德‘骗人\’的虚伪性。前者对‘吃人\’的深刻批判,深刻得一针见血；后者对旧道德‘骗人\’的大胆揭露,大胆得惊世骇俗。他们都提倡个性解放。创造社作家把五四先驱抽象的‘人\’的觉醒深化为具体的‘自我\’的觉醒,将笼统的‘个人的发现\’落实到‘灵与肉\’冲突的内心世界的发现。他们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整套张扬个性的诗学理论和表现个性的创作范式。创造社作家还光大了五四文学先驱倡导的‘拿来主义\’的开放精神。他们比五四文学先驱更广泛地向外来文学艺术吸取精神营养和艺术力量,‘拿来\’了多元的外来文艺复合体,并且紧紧地追踪着世界文学的最新潮流,并不断地进行创作实践,真正实现了与世界文学的全面对话。有了创造社的参与,成就了完整的五四新文学。”
田汉一开始以批评家起步,后来着力于戏剧,成为五四戏剧的重要代表作家。在田汉看来,中国传统戏曲“不独不能和我们的时代和生活共步调,甚至根本不反映我们的生活,何论我们的愿欲与苦闷”。他和创造社其他人一样,最早接受西方唯美主义,写出了《梵峨嶙与蔷薇》《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等带有那种挥之不去的忧郁、哀婉冷凄气息的戏剧,常有一种连田汉自己也承认的“无政府主义的颓废的倾向”。魏建先生说:“创造社作家不满于五四文学先驱过于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认为以文学为思想启蒙工具是抹杀了文学‘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继‘人\’的觉醒之后,五四文学‘艺术\’的觉醒,是由创造社文学实现的。这帮留日学生高喊‘为艺术而艺术\’,看似与‘为人生\’的主张截然对立,实为必要的互补,以此完善了五四文学的格局。”
遥望百年前,那群站在历史关口上的年轻人,各自寻求着报效国家实现自我的出路,不论写什么,做什么,都没有一丝的老气横秋,而是显示了一种迎接新时代的青春气质,这种气质不仅仅是源于年轻的激情,而且是有着清醒的理性:让国家好起来,人民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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