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季宇谈新作《群山呼啸》 家族史也是民族史的缩影
作家季宇 受访者供图
■作家简介
季宇，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曾任安徽省文联主席、安徽省作协主席，省政府参事。著有《新安家族》《淮军四十年》《段祺瑞传》《共和，1911》《猎头》《当铺》《最后的电波》等著作。长篇小说《新安家族》译介为德文出版。另有影视作品多部。其中49集电视连续剧《新安家族》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和各大卫视播出。作品获得过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星光奖、飞天奖、金鹰奖、人民文学奖和安徽社科文艺奖等。根据《当铺》改编的电影《家丑》获第二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
《群山呼啸》
季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近日，著名作家季宇的长篇小说《群山呼啸》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脚印工作室隆重推出。这是一部全新的战争题材作品。纷乱的岁月里，苍茫的大别山腹地，蕴藏着澎湃的革命力量。小说以大别山红色历史为背景，通过几代人的命运浮沉，折射了大时代的风云变幻，讴歌了一代中国人为理想信念而奋斗的家国情怀。故事主线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纵贯半个世纪，以贺、卫两大家族的恩怨兴衰为线索，勾勒出革命战争年代的世间百态，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图景。
《群山呼啸》通过家族和个人的浮沉际遇折射出国家民族的兴衰命运。可以说，这部作品不仅是家族史、个人传奇，也是一部以小见大、丰富而深广的革命史、民族史。
创作四十余年，季宇始终深耕安徽这片文化热土，注重挖掘安徽本地的人文内涵，作品都带有鲜明的徽元素。近日，他就这部新作接受了《晨书房》副刊专访。
谈作品家族史也是民族史缩影
晨书房:能谈谈这部小说的写作初衷么？写作过程中难度最大的是？
季宇：大别山历史非常独特也非常丰富，这是一片血染的热土，尤其是土地革命时期，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根据地是著名的革命老区，经历了血雨腥风，发生许多动人的故事，这是一笔丰富珍贵的遗产。我关注了很久，一直在想写一部有关大别山的小说。这一次总算如愿以偿。写作过程中，难度最大的是，文学要靠形象和故事来表现，面对如此博大的红色遗产和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如何在有限的篇幅里加以表现，这个难度不小，需要在人物、视角和构架上花点心思。
晨书房:有人说《群山呼啸》是重温了宏大家族史诗，以家族史写民族史，您怎么看？
季宇：家族史的写法在小说创作中由来已久。远的不说，如《红楼梦》；现当代有《家》《春》《秋》《四世同堂》《白鹿园》等。国外同样也有不少，像《喧哗与骚动》《百年孤独》等，都是写家族，或以家族为写作对象。我对家族小说一直很有兴趣，曾写过《新安家族》《徽商》等。在东方观念里，血缘家族占据极高的地位，这是农耕文化的重要特点。家是社会最小的单位，如果放大了就是国，所以我们常说家国天下，家与国紧密相连。所谓家族、宗祠、社稷，中国人的根就在这里。我写《群山呼啸》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从宏大的历史中找到切口？在大别山采访时，很多红军战士，或牺牲的烈士都来自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有的家族是几代人都投身革命，有的一个家（包括亲戚）几十口全被敌人杀害，付出惨重的代价。这给了我启发。我在小说中写了爷爷、大伯、小姑爷爷，还有太爷爷、太叔爷等等，前后三代人，通过他们经历的血腥历史和命运浮沉，折射出大时代的风云变幻，找到个体命运和家国命运的连接点，这正是我想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家族史也是民族史的缩影。
晨书房:全书46万字，着重描写人物多达20余人，如爷爷、大伯、小姑爷爷，郑先滔、史先生、费伊蓉等，在讲述故事时您是如何做到从容自如？
季宇：这个故事我酝酿很久，前后写了三年。为了这部书，我多次前往大别山，包括六安、金寨、霍山、岳西、霍邱等地，进行采访，深入生活，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和阅读工作，还做了大量的笔记，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为了更好的表现人物，在结构上，我打破了传统的线性结构，而以块面结构来代替。每章以一个人物为主，全书三十四章，多位主人公轮番登场，从各个侧面来讲述故事，好像多声部合唱，众声喧哗，相互烘托，最后形成一部丰富的多层次的交响乐章。我觉得这个写法非常适合我需要表达的意图。
晨书房:这是一部战争题材小说，充满阳刚之气，但书中大伯与费伊蓉的爱情花了很大篇幅，这是为了好看吗？
季宇：大伯与费伊蓉的爱情是一场生死之恋，悲情之恋。他们一起上学，一起投奔武汉军校，一起参加广州起义，又一起经历了大别山游击战争的生死考验。由于费伊蓉被捕，使故事变得一波三折，迷雾重重，最终导致了悲剧发生。这些都是服务于主题和人物塑造，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人物的忠诚和理想，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都坚守信念，初心不改。我一贯主张不为爱情而写爱情。在这部小说中也是如此。
晨书房:书中主要以“我”（贺家第四代）的视角来展现，以探索家族史的方式完成叙事，您是如何考虑的？
季宇：小说以“我”为视角，是为了叙述方便。以前我的小说多是第三称，有时也用第二人称，但较少。近几年来，不知什么原因，我开始喜欢上了第一人称的写法。我觉得以第一人称娓娓道来，与读者有一种亲近感，好像与读者面对面的谈话，可以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至于以探索家族史的方式完成叙事，是为了构成吸引力。历史有许多谜，家族史也如此。一步步地深入，拨开迷雾，还原真相，如同探秘，很有意思。
谈创作小说和影视要写好都不容易
晨书房:您的小说虚实相生，用细节撑起了这部大别山革命史，您怎么看待小说中的虚构和真实？
答：小说是虚构的，但虚构同样要求真实。但这个真实是艺术的真实，与非虚构的真实不是一回事。我也写过不少非虚构的作品，如《淮军四十年》《共和，1911》等，这类作品需要的真实是历史上确有其事，最好是字字有来历，事事有出处。但小说的真实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是艺术的真实。大别山的故事很多，有关书籍资料也很多，但写小说时最重要的是能跳出来，不能为其所束缚。这就是虚构与非虚构的区别吧。
晨书房:小说时间跨度很大，从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些重要的节点都贯穿其中，其中对许多历史事件都有提及，如通过“爷爷”“大伯”这两条线串联起各色人物和历史事件，看得出来您对史料的梳爬下了很大功夫。在创作过程中，是否会花很多时间去收集和考证资料？
答：确实如此，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查阅各个阶段的史料。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这段历史非常庞杂。搞不清楚，就会乱。虽然小说是虚构，但却不能胡编乱造。我写的人物和故事虽然不是历史上真人真事，但都有所依据，不是凭空臆造。好在我对这段历史比较熟悉。在这之前就陆续写过有关这段历史的十几部作品，这对我很有帮助。
晨书房:您的《新安家族》《徽商》《当铺》等很多小说都改编成了影视剧，它们比小说影响更大一些，您觉得影视和文学对观众或读者而言，承担的功能有什么不同？
答：影视的受众面更广，传播面也更大，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影视不能代替文学。文学是基础，能够满足深度阅读，这是影视做不到的。影视是一门综合艺术，需要许多人共同努力。小说相对简单些，属个体劳动。当然，小说和影视要写好，都不容易。
谈文学安徽是一个文化富矿
晨书房:《当铺》《救赎》《金斗街八号》等故事的发生地都在一个叫五湖的地方。五湖对于您来说，有什么特别寓意么？是否如威廉·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文学概念？
答：五湖是一个虚构的地名，开始用这个名字是为了写作方便，但它慢慢地具体起来。这当然不能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相提并论，但对我而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学的故乡肯定无法离开地理的故乡。一个南方人很难写好北方的生活，反之同理。文学概念与地理概念无法分割。
晨书房:您的《徽商》《新安家族》《淮军四十年》《铁血雄风》等作品注重挖掘安徽本地的人文内涵，都带有鲜明的徽元素。您似乎对安徽故事情有独钟？
答：安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省，特别是近百年在这块土地上发生了许多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和事。比如说，新文化运动能离开陈独秀和胡适吗？京剧诞生能离开徽班进京吗？还有明清之际，徽商独步天下，称雄三百余年……如此种种，所以说安徽文化是一个富矿，很值得挖掘。多年来，我的创作一直很关注安徽本土的文化资源。我觉得作为安徽作家，责无旁贷，也是近水楼台。
谈个人写作也需脚踏实地才能走得远
晨书房: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发表小说算起，您的创作生涯已40余年。有过想放弃的一刻吗？创作生涯中有过瓶颈么？
季宇：在写作上，我开窍比较晚，一直不温不火，但我做事有长性，而且容易满足，每有进步就很高兴。周易说：“求小得。”这话我喜欢。人有时要脚踏实地才能走得远。写作也是如此，几十年的创作有苦，也有乐，只要还能写就接着写，因为爱好，也做不了别的事。创作中肯定会不断遇到困难。瓶颈不怕，怕的是不知瓶颈在哪里。
晨书房:《群山呼啸》写了三年，平时写作速度如何？有什么特别的写作习惯么？
季宇：写作速度有快有慢。快的时候一天能写三四千字，不顺的时候有时只能写几百字，而且第二天回头看时可能还是废品，需要全部推倒重来。但我不强求自己，能写多少写多少。
晨书房:最近手头在看什么书？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吗？
季宇：最近在看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2666》《荒野侦探》，这是一个与马尔克斯齐名的大师，还有一些欧美作家的短篇小说。在可能的范围内，我希望尽量扩大阅读面，接触更多的作家作品，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的。我写作没什么计划，也不给自己定任务，兴趣来了，想写就写，随心所欲吧。
晨报记者 侯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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