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博物馆“止水映人间” 从古代铜镜看社会万象
铜镜是古人日常生活中常见之物，它的起源与其功能密切相关。铜镜起源于静止之水，又并不止照容这么简单。在过去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都无处不见铜镜的影子：做人体、车辇、宫殿的配饰，用于婚俗嫁娶以求吉利、以及作为佛教、道教之法器，不一而足。澎湃新闻获悉，复旦大学博物馆近日推出了铜镜展，从源、物、人、史、情五个维度将118面铜镜进行了立体地展现。本文为策展人手记。
复旦大学博物馆近日迎来了本科生策展模式下策划的第六个展览：“止水映人间——王纲怀先生捐赠铜镜展”。展览很快引起社会的关注，校内观众络绎不绝，校外观众纷纷来电咨询如何才能到达展厅。在目前复旦大学仍处于疫情防控管理的情况下，笔者希望能借助文字，将“止水映人间”展览的策展理念、重要内容予以呈现，以飨读者。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
铜镜是古人日常生活中常见之物，“止水”是铜镜的别称。因此，展览名称以“止水”入题。“映”即“反映”之意。“人间”的内涵非常丰富，但简言之，就是关于“人”。整个展览分为“长河浮镜”“铜华纹章 ”“镜象晏然”“镜照尘寰”以及“止水逢缘”五个部分。
展览现场
“长河浮镜”讲述铜镜的起源、功能及制造与装饰工艺，是为“源”。铜镜的起源与其功能密切相关。早在上世纪50年代，梁上椿先生便对中国古代铜镜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作出如下排列：止水——鉴盆中静水——无水光鉴——光面铜片——铜片背面加钮——素背镜——素地加彩绘——改绘彩加铸图纹——加铸字铭文。简言之，铜镜起源于静止之水。整个展览以此为切入点，一来是用观众所熟悉的“铜镜用于照容”的常识拉进与观众的距离，二来则是点了整个展览的题。然而，在整个铜镜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铜镜的功能又并不止照容这么简单。中国古代铜镜最早发现于齐家文化，到商代晚期已基本成型。战国时期铜镜种类已相当丰富，汉代、唐代是铜镜发展的两个高峰，宋元时期转型，明清逐渐衰落。铜镜文化四千年，今天，当我们回溯铜镜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些许痕迹，不难发现，在过去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都无处不见铜镜的影子：做人体、车辇、宫殿的配饰，用于婚俗嫁娶以求吉利、以及作为佛教、道教之法器，不一而足。
铜镜的生产工艺在战国时代基本成熟，而在后续的各个时代，又不乏创新工艺的介入。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为我们大体揭示出铜镜铸造的过程，文献记录印证了我们的分析。从采矿-制范-冶炼-浇铸-冷却-取范-磨镜-洗镜，此次展览所呈现的辽代制镜工艺图，堪称完整记录铜镜制造流程的最早文献。而在各个时代，铜镜的生产装饰工艺都有自身的亮点：战国铜镜上同心圆的绘制体现了当时高超的画图技术；秦镜工匠比德国数学家卡尔 弗里德里希 高斯（1796年）解决素数连弧等分问题早了将近2000年；明清时期景泰蓝工艺改变了过去铜镜绝大部分是单色系的印象，创造出了艳丽动人、栩栩如生的花鸟世界。
喜上眉梢纹景泰蓝工艺镜
“铜华纹章”展示的是铜镜背面多姿多彩的纹样，是为“物”。众所周知，铜镜有正面和背面之分：用以照容的光面为正面，纹饰精美的一面为背面。铜镜研究学者倾注大量心力研究探讨的就是铜镜背面丰富的纹饰。各时期铜镜纹饰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因此，本部分采用时间轴的形式，来展示各时期铜镜多种多样纹饰的变化过程。商晚期铜镜纹饰以素面、直线纹或弦纹为主，西周铜镜见有线刻动物纹样，战国时期有变形龙纹、蟠螭纹、花叶纹、山字纹等，出现了由主纹和地纹构成的层次丰富的图案。
蟠螭菱纹三凤镜
羽翅地四山八叶纹镜
汉代铜镜的一个变革是草叶纹的出现和大量铭文镜的产生，四灵纹、星云纹、博局纹等。三国两晋时期神兽镜是典型的镜种，四叶八凤镜亦富有特色，也是此次展览的一个专题。
四叶八凤镜
隋唐时期盘龙纹、团花、鸾兽等，创新有海兽葡萄纹、瑞兽纹（狮、虎、盘龙纹等）、十二生肖纹、纯植物纹（如宝相花纹）和花鸟纹等，都是典型的纹样。宋代铜镜纹样简单，但通常把作坊名称标示得非常清晰。明清时期亦流行吉语镜。除了常见的花鸟纹、龙纹、瑞兽纹之外明代独创了八宝纹和杂宝纹。清代种类甚少, 纹饰不但无发展 ,而且较之明时又少了许多,多为简陋粗糙, 只有皇家御用的铜镜尚且精美。“镜象晏然”，揭示了各时代铜镜所反映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是为“人”（即个人）。铜镜是古人托物寄情的重要载体，铜镜上丰富的纹样，具有多层次的内涵。镜背的铭文除了有祝福的寓意，也反映着在时代影响下，古人内心的价值观念。围绕这一批铜镜，展览总结出了作为个人的三种情愫：居而必安、长乐未央和相思勿忘。
对富贵长乐的美好期望，对人生理想的积极追求，都是古人“入世”价值观念的体现。汉代铜镜铭文将汉代人追求无尽的安乐、富贵如意、体现相思的文化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从酒高堂，投薄至明”，要在高堂一边饮酒，一边玩当时流行的投壶、博局等游戏，还要玩到天亮，这得是何等的快乐。真希望这种快乐能“与天无极，与地相长”。这种安乐与闲适，不断升级成神仙思想。
从酒高堂铭博局草叶镜
“（乘） 游云，上大山，见神人”，但是又落回俗套，“宜官秩， 保子孙”。这样能够长长久久的快乐，终究还须有“常富贵”“日有熹，月益富”做基础，并且这种基础最好能“千秋万代”，代代相传。汉代人的长富贵、见神人、宜子孙的愿景，表现在唐镜上，便是鸾凤、仙骑、云龙等图像。金人的仙人鹤兽、明人的麟趾螽斯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汉代人还有一种非常典型的思想，俗语姑且称之为“相思文化”。“长相思”“勿相忘”“愁思悲”，句句都体现了汉代人对亲人的思念。但是这种思念有的带着豁达，“久游何伤，长勿相忘”；有带着告诫，“慎勿相忘”；有的带着无奈，“君有行，妾有忧”。
君毋相忘铭连弧镜
“镜照尘寰”，讲述铜镜背后所承载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买卖关系、社会管理与文化交流等，是为“史”。对于汉代是否已有成形的商业，过去学界一直带有疑虑。但是铜镜上的铭文却早已揭示出当时经济社会的商业化面貌。贾市盈盈，铜镜上祝福“用镜者”“乐未央”“常得意”，“服者君卿”“诸君敬买镜”等等，为吸引买者之心已昭然若揭。“此镜甚明”“新有善铜”都是为了告诉买者自己铜镜材质优异。而到了五代，南唐在首都昇州（今南京）铸造“都城铜坊”镜，镜中所刻的工匠姓名达二十余种。可见，当时在铜镜上留下名号印记已经司空见惯了。宋代集市流行，商号更加重要。光湖州便有石家、李家等不同家族名流。湖州薛氏家族颇负盛名，有“薛仰溪”“马思塘”等铸镜工匠。署名第一字为工匠姓氏，第二字系“仰”“怀”等带有感情色彩的动词，第三字常为“泉”“溪”等与自然相关的名词。这或与明代盛行风水学有关，即在镜背署名顺风水、利五行，方能造出大吉之镜。铜镜虽小，却是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缩影，亦可窥见当时社会事件、管理的方法与制度。商代晚期的重圈直纹放射状纹与草原聚落或首领墓葬的结构非常相像，因此可能是一种源自草原观念的纹饰。汉代早期铜镜铭文多用“修”“常”字，不见“长”字，系避淮南王刘长讳所致。这一方面让我们通过铜镜了解到汉代避讳现象，另一方面则为铜镜断代提供了确凿的依据。西汉景武之际的昭明清白镜极有可能是纪念晁错所制。“内清质以昭明……絜清白而事君……”，呼应了《汉书·晁错传》“错虽不终，世哀其忠。”
清白铭圈带镜
文化是交流互见的，铜镜文化亦不例外。中国铜镜受佛教影响甚深。早在东汉晚期，陶瓷器上便开始出现佛教塑像等些许痕迹，这种痕迹到三国吴时期开始在四叶八凤镜出现，四叶内有了带佛像、协恃乃至供养人的图像，十六连弧中也有了飞天。唐代海兽葡萄纹成为铜镜的典型组合纹饰，海兽（如狮子）和葡萄自西汉经丝绸之路，伴随佛教的传入而盛行。与传统蟠龙纹融合形成蟠龙海兽葡萄镜，此后逐步发展为纯海兽葡萄镜。到了元代，藏传佛教的兰查体真言便直接铸造于铜镜之上了。我们知道，早在汉代，中国铜镜便已流传至日本。《三国志·魏书·倭传》记载，日本邪马国遣使者到洛阳，魏明帝赠送了“铜镜百枚”。唐代，许多铜镜由遣唐使带回日本，并被神社、寺庙收藏。可见中国铜镜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但后来日本创造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铜镜——和镜。明末清初，又出现了日本铜镜的反向影响，江浙、闽南等地区出现了日本和镜以及仿制和镜，这与频繁的民间海上贸易相关。清代，福建沿海一带开始模仿日本和镜，制造出了中式和镜。
兰闺睕睕铭六瑞兽镜
“心归止水”讲述的是捐赠者王纲怀先生缘结铜镜以及复旦与铜镜之间的几次交集，是为“情”。笔者认为，王纲怀先生在以下四个方面为中国铜镜的研究做出了较为重要的贡献：一是提出“单位面积重量（m 值）”的概念，将过去用“轻薄”“厚重”等感性的描述语汇进行了量化；二是进一步细化秦镜分期的标准，详尽到铜镜的镜钮、边缘等每一个参数的演变规律；三是系统研究汉镜铭文的内容与书体演变；四是全面收集考古出土与私人收藏家的铜镜资料，为学者们的深入研究提供资料基础。复旦大学博物馆此次推出的铜镜展，从源、物、人、史、情五个维度将118面铜镜进行了立体地展现，描绘古代铜镜包罗的社会万象，揭秘古代铜镜所蕴含的情感志趣和社会变迁，透物见人，透史见事，透事见情，层层推进，最终落脚于古人与镜、今人与镜的双重缘分。
（作者系复旦大学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本文发表有删节）(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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