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宪良对决“世纪杀手” □苏建欢　郑加玉　伦华美

白手起“家”,创立艾防所

2004年,老于被任命为淄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制所的所长。

那时全市防治艾滋病工作才刚刚起步,没有成型的防治制度,没有可参考的历史资料,更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一切都是白纸。

老于带领着大家在黑黢黢的胡同里找出路。

为了尽快适应工作,老于拼命地寻找资料,网上搜索、图书馆借阅、向上级疾控咨询,挖掘所有的途径网罗资料,国内外的法规政策、防治办法、有效成果、成功经验,只要和艾防工作有关,老于统统不放过。凭着30年防疫工作的基础,老于从头学起艾滋病防控,熬了几个月的夜,头发白了一大半。很快从无到有,从粗糙到精细,老于和同事们制定了基本的艾防原则和制度,摸索出有淄博特色的艾防工作模式。

工作从零开始还不是最难的,最大的困难来自社会和家人的不理解。

当时,普通民众艾防知识匮乏,谈“艾”色变,那时无论走到哪里,无论遇到的人熟悉或陌生,只要一听是防治艾滋病的,立马警惕起来,离得远远的。出去工作时,总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地说:“看,那个防治艾滋病的又来了!”“他天天都和艾滋病人在一起,太危险了,赶紧躲开他。”君子坦荡荡,人们的质疑,反而让老于更加坚持这份工作,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艾滋病和艾滋病防治。

面对家人的不支持,老于耐心地解释,“这是一份工作,总需要有人来做,既然我是干防疫的,就应该走在别人前面,这是我的责任。更何况它造福的不是一个人,是我们所有人呢。”

老于铁了心要把艾防工作在全市开展起来。

练出“厚”脸皮,破除艾防沼泽

由于艾滋病传播途径特殊,给防治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男同性恋群体是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危人群,但是由于他们有固定的组织,隐蔽性强,疑心重,一般人很难介入,取得他们的信任就更加困难。老于想方设法,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电话说服,电话打不通就提着礼品登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磨破了嘴皮,终于招募了第一名男同志愿者,男同艾防工作的僵局逐渐打开。

晚上、周末和节假日,老于都要和同事到会所、酒吧、浴池等场所蹲点,宣传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及“四免一关怀”政策,发放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材料、安全套、润滑剂及免费自愿咨询检测卡,引导男男性行为人群主动寻求艾滋病检测。特别是浴池,室温高达40摄氏度,老于和同事们穿着二层的隔离衣,手带乳胶手套,站在浴室门口,说服每一个人进行抗体检测,被嘲笑、讥讽、谩骂、驱赶的事常常发生。一会儿功夫,汗水就顺着胳膊和腿往下淌,一天下来全身就像在水里泡过了一样。

老于经常召开男同联谊会,和他们套近乎,消除彼此之间顾虑,讲授艾滋病知识,鼓励他们进行HIV抗体检测,并用发放小礼品等方式鼓励他们带领同伴进行检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联系解决他们生活、工作中的问题,与他们成为朋友,赢得信任。

老于是个内向甚至有些腼腆的人,却需要经常到舞厅等娱乐场所做宣传。第一次老于在门口徘徊了好几圈,硬着头皮走进去,当得知老于是做艾滋病防治的,工作人员变得怀疑、戒备,把老于赶了出来,还把他当成“精神病”。碰了钉子,老于也不回头,仍然利用晚上的时间,一家一家跑,派发宣传资料,确保把艾防宣传到每个角落。

除了男同,艾防工作者也对全市外来人口、羁押服刑人员、戒毒人员进行监测干预,破除一个个防控沼泽区,使得淄博市艾滋病防控走在省内前列。艾滋病筛查中心实验室被卫生部确认为艾滋病确证实验室。鉴于市疾控中心在男男同性性接触人群艾滋病防控方面的工作基础和成功经验,美国疾控中心与淄博市签订了男男性接触人群艾滋病控制国际合作项目。连续两年全省监管场所艾滋病防治工作现场会在淄博召开,淄博市监管场所的艾滋病防治经验和模式在全省推广。

患者是我永远放不下的牵挂

对每一位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疾控中心终身管理,随访、定期检测、送药、接受咨询、密切监测,为患者做好服务。

随访和送药是项艰苦的工作,全市有几百个患者需要病情管理,需要接受治疗的患者每年至少随访4次,尚不需要接受治疗的患者每年至少随访2次。大多数病人家中很穷,连电话都没有,随访病人只能通过区县疾控中心设法通知联系。有的感染者居于极偏僻的山村,汽车开不进去,老于和工作人员随访只能把车停在村外,徒步跋涉去看望病人。

老于的积极、热情、真诚和耐心,赢得了艾滋病感染者的信任,也成了他们的倾听者、疏导者和心理治疗师。有一位病人经检测确认为阳性,“以后怎么回家,家人知道怎么办,以后怎么生活,我都不想活了……”发现他萌生了自杀的念头,老于当即把他领到办公室,给他讲解国家政策,抗病毒治疗的疗效,从生活、家庭和责任,讲到生命、价值和未来,一直谈了6个小时,直到他表示对生活有了信心和决心,老于才放心让他离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还有很多疑病症的人,总是怀疑自己感染病毒而大家瞒着他,精神衰弱、脾气暴躁,反反复复地来咨询,老于都耐心地和他们交谈,不厌其烦得解释、宽慰,因此老于也多了一个外号——爱唠叨的于大叔。

一年冬天,来了一个特殊的家庭。老实巴交的父母和一个可爱的4岁小男孩,他们是来拿艾滋病检测结果的。谁都不愿把手中的阳性检测报告交给他们,这个本来就贫苦的摇摇欲坠的家庭,怎么承受如此大的重压?从此这个家庭就成了老于心底里的牵挂,农忙时就想他们的粮食收了吗,天冷时就想家里生炉子了吗,开学了就想小男孩有新书包了吗……隔几个月艾防工作者就要乘坐三四个小时的车去看上一次才放心。后来经过艾防人员多方联系、协调,终于解决了孩子入托和低保问题,为他们争取到了贫困补贴。为资助更多的贫困艾滋病家庭,市疾控中心积极开展募捐活动,目前已资助4名艾滋家庭的儿童、捐助7个艾滋病贫困家庭,捐赠衣物、生活日常用品,帮助艾滋病患者家庭解决孩子的受教育问题……当患者拿着自家地里收获的玉米、地瓜往办公室送时,艾防人员感受到不仅是谢意,更是信任和责任。

1998年江西九江抗洪抢险、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四川绵竹抗震救灾,这些惊心动魄的生死现场,老于都经历了。老于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是党员,又是老防疫人,让我去。”

老于,是10年来艾防工作者的缩影,是60年积淀的疾控精神符号,老于不只有一个,在疾控的岗位上还有很多很多的老于……

“我们的敌人是艾滋病,不是艾滋病患者。”于宪良希望人们能够公正地对待艾滋病患者。

老于,干了10年艾防工作,面对别人的质疑和不理解,老于很坦然,“艾滋病虽然传播快,死亡率高,但切断了血液和体液这两个传播途径,正常的接触不会感染艾滋病。就像水果刀,虽然锋利无比,只要不往人身上扎,它也是安全的。”

“干了40年疾控,还要坚持多久?”老于目光凝聚,回答“那要看疾控还需要我多久。”

于宪良(右一)和同事到监管场所为羁押人员采血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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