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记忆
▇梁海鹏
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三十个年头了。别梦依稀,他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仿佛仍在眼前。
战争留下两种人:死去的和活着的。活着的又分为残缺的和健全的。在健全的之中还有英雄和平凡之别。我的父亲属于后者。
对父亲的清晰记忆,是我们家从海南岛迁回淄博老家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刚刚踏进大高村学校上小学。大高村由高南、高北、高西三个自然村组成。父亲是高西村的赤脚医生。他高大魁梧,四方脸,单眼皮但炯炯有神。常年留着小平头,走起路来风风火火。虽说在村保健站工作,但印象深刻的是他整天背着那个褐红色的牛皮药箱走街串户的身影,进房家门出高家院,再到梁家舍。那只药箱里装着听诊器、注射器、银针和一些药品等。村里乡亲几乎天天都会有或老或少的人到我家“请”父亲出诊看病。父亲则是随叫随走。除了高西村,高南、高北村的乡亲也经常来请他。父亲总是笑嘻嘻地满口答应。由于医术高明,父亲很快成了大高村的“名医”。
其实,父亲是军人出身,在部队学的医。1956年,父亲吻别了新婚燕尔的妻子,告别了生他养他的淄博,在“雄赳赳,气昂昂”的歌声中跨过了鸭绿江。一衣带水的三千里江山,硝烟弥漫炮火连天。父亲被分到316部队卫生连担任战地卫生员。每次战斗,父亲和战友们猫腰抵进,迅速救下受伤的战友,止血,包扎,查看姓名,决定是否转后方医院。在朝鲜战场四年,父亲参加了数十次战役、战斗救助,亲自救助了很多受伤的战友,他曾经为伤员献血300CC。神奇的是,直到志愿军回国,他毫发无损。连队评功评奖时,不少同志立了功,父亲却连个嘉奖也没捞着。
1960年4月,志愿军回国,父亲连家门也没进便又随大军南下海南岛,加入了支援边疆建设兵团的行列。解甲未归田,磨刀向荒山。又是峥嵘的岁月。茅草、野猪、毒蛇。在开发建设边疆的日子里,有的人经受不住艰苦环境的考验逃跑了,有的“失踪”了。但父亲却把在山东老家的妻子接到海南岛,一干就是十年。他带领医务人员刀砍斧劈,白手起家,建起了几个规模相当的医院、卫生所,为兵团战友、家属和少数民族同胞防病祛灾。1964年至1966年3月,父亲在海口市秀英村卫生学校医士班进修,毕业后晋升为医生。1967年4月,父亲在东方县抱板红泉农场任代理院长。十年间,他的足迹踏遍黎寨、苗寨等。五指山下万泉河旁都留下了父亲高大健壮却又平凡的身影。
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海角天涯的时候,父亲挈妇将雏返回了淄博故里。多少个蚊叮虫咬的夜晚,小小简陋的保健站灯光彻夜；多少个酷暑雨天,父亲在阡陌旷野中采集草药；多少个凛冽雪飘的寒冬,父亲背着药箱走巷串户送医上门,皑皑雪地里留下串串深深的脚印。
1984年农历8月20日清晨8时许,父亲因脑溢血在家中去世。去世时,我正在军校深造,为了不影响我学习,他叮嘱我母亲和家人不准写信打电报通知我。母亲最终没有给我拍电报,她不是“赵趁妮”,她只有朴素的思想,忠实地遵守着父亲的嘱托。当我军校毕业路过淄博回家时,父亲已经去世三个多月了。我对他的记忆,也永远定格在他高大、和蔼、青春的印象中。
父亲匆匆走完了他短暂的48年人生路程,留给我们家人无尽的惋惜和哀痛。如果那时的医疗条件能像现在这么好的话,父亲也许能被抢救过来,可惜那时没有快捷的120,加上地处偏僻,导致了悲剧发生。
父亲是战争中幸存的健全者。他一生没有立过功,没有受过奖,没能够入党。对此,他感到有些无奈和遗憾。他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兄弟身上。1976年,在我们家欠大队近千元债务的情况下,他却硬是让刚能在家挣工分的大哥参了军。1980年,他怀着无限希望又鼓励我走进了军营。当南疆的炮声隆隆响起时,父亲曾热切地鼓励我能到战场去建功立业。
父亲,天堂里有没有赤脚医生?你还是那么青春健硕地背着那只红药箱为病人们看病驱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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