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平常常几辈人 □韩国光
乡音就像甜美的酒,身在蚌埠,一句熟悉的南京话便让我心生波澜,几句南京话再一听我的心便有些醉了,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包括父亲、姑妈、姑父等等都是一口南京话。我奶奶活着的时候,一双小脚拄着拐杖的她最爱穿湖蓝色斜大襟子衣衫,这种如天上云彩又似湖水的颜色,或许南京口音的奶奶穿了才显得耐看、利索。奶奶绾的发髻永远是那样圆润、匀称,早晨吸吮着新鲜空气梳着头,落下的银发总习惯窝成一团塞进厨屋的墙缝里。那时我二姑妈家住在人民电影院西面的向阳路三号,早先这里住的多是南京和扬州人,她家房门朝东,初冬季节,奶奶总喜欢搬个小凳子坐在门前晒太阳。我的奶奶识字很少,年轻时在丝绸厂做过工,她起小就失去了父母,是跟她一个叔叔长大的。她唯一的弟弟在日本侵略南京大屠杀中被杀死了,家中只留下了一身血衣。奶奶一只眼睛从小害眼病就害瞎了,可她另一只眼睛视力却非常好,八十多岁了还能帮邻居老裁缝穿针线,邻居常夸“婆婆的眼神真好!”
爷爷和奶奶一家人是投奔我二姑父的大哥来到蚌埠的,二姑父的大哥胡长荣是二马路上一家印刷厂的大老板,后来的人民印刷厂就是由他开的印刷厂演变而来的。二姑父的大哥我喊他胡大伯,个子高高的,白皙的脸庞一副儒雅的样子。二姑父个子不高,是机具厂的老会计,冬天肥棉裤的裤脚习惯夹着竹夹子,他骑一辆拱梁“单飞齿轮”自行车,这车子脚踏板往后一倒就停下了。二姑妈在乳品厂后来改为食品厂里上班,她年轻时工余时间专门给人手工编织毛线衣,手指相当灵巧,竹针和毛线就像蝴蝶在胸前翩跹翻飞。我父亲这一辈姐弟共三个,我大姑妈原先嫁到了山东滕州,她一年才来蚌埠一次,来时都带着很多杂粮煎饼,住在我二姑妈家。二姑妈家当时成了亲情相聚的热闹“据点”。
我的爷爷在我出生前几年就病逝了,早年他在南京时见了熟人总喜欢先拱手作揖,爷爷身边常带着一根竹扁担,他是一个靠出体力谋生的普通市民。我的父亲解放前先在蚌埠二马路上美新文具店里当徒工,后又到“奎瀚斋”印刷店里学徒。父亲的算盘打得好,两个算盘接在一起打“表演”给人看,旁边人常看得眼花缭乱,非常敬佩。解放后,父亲就是凭着打算盘的本领进了税务局工作,身份变成了“国家干部”,分配到雪华山一带收税,父亲也不怕路远,雨雪天去了那里因为路况太差实在难骑车,他有时就住在农民家里。单位的人都说“这个南京人小韩,大城市来的人还这么肯吃苦,不错!”父亲还帮当地的生产队买过紧俏的菜种,1960年四处闹饥荒的日子,这里生产队的村民还感谢过父亲,给税务局送过野菜和萝卜缨子。我的母亲比父亲年龄小有九岁,她祖上都是怀远乡下“沙沟”那里的人,我外公是乡村教师。两人的婚事是经外婆的亲戚介绍的,当时见面后外婆一直没有回话,是我父亲自己追上家门的。父母结婚时没有摆酒席,在税务局单身宿舍里摆张床,给同事发些喜糖就算结婚了。婚后一个“蛮子”一个“侉子”住在一起,说话各是各的口音,邻居问他俩说话互相能否听懂?他俩就笑,说都能听懂。父亲南京话“窗台”叫“半墙”,小凳子叫“小杌子”；母亲怀远话“干什么的”叫“弄幌的”。父母一辈子是感情很好的“吵闹夫妻”,他一辈子做的最拿手菜就是米粉肉。
曾在多年前女儿喊他爷爷时我问过父亲,您爷爷那一辈过去是做什么的?也是南京人吗?戴着老花镜的父亲当时在看报纸,可能太关注了没顾回答我。在父亲去世后多年里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遗憾,只知道父亲的老家在南京一处叫仓顶的地方,曾经我也想去南京寻找父亲祖辈的根在哪里。老母亲就劝我说,别去找了,人生活在哪里,哪里就是生命的根。我家几辈人虽然说话都是故乡的口音,可还是蚌埠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这里的一切才是更值得感恩的!
作者单位:蚌埠中环水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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