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有高楼,是否逍遥楼?

桂林日报 2020-01-11 13:29 大字

摄影:王战飞

□莫菡栖

上次发表的《千年诗话逍遥楼》引起了一些诗词、文史爱好者的关注和兴趣,有人问逍遥楼前的《重建逍遥楼记》里不是说了还有唐代熊孺登、宋代张琮写的逍遥楼吗?尤其张琮的“太师龙蛇字”都可以证明颜真卿的字迹南宋时期就已经在逍遥楼上了,这两首为什么被排除在“诗话”之外?亦有人问到李商隐《桂林》一诗中的“西北有高楼”究竟是不是指逍遥楼呢?这三首诗,有两首明确指向逍遥楼,另一首则语焉不详,现在笔者试对这三首诗作进行分析,而李商隐作为重量级的莅桂诗人,《桂林》将作重点解读。

一、熊孺登《题逍遥楼伤故韦大夫》

利及生人无更为,落花流水旧城池。

逍遥楼上雕龙字,便是羊公堕泪碑。

《全唐诗》卷四百七十六,收录了熊孺登的三十首诗,其中包括这首《题逍遥楼伤故韦大夫》。熊孺登,钟陵(今江西省进贤县)人,元和年间(806—820)登进士第,为四川藩镇从事,与白居易、刘禹锡友善,时相赠答,传世诗集仅存一卷,其中赠答应酬之作较多,有些诗句感情真挚动人,为时所传诵。

那么,为什么说这首诗写的不是桂林逍遥楼呢?

熊孺登曾游湖南观察使韦贯之幕,任湘阳判官,并在湖南写下《甘子堂陪宴上韦大夫》诗。韦贯之八世祖韦敻曾仕北周,封逍遥公。韦贯之任湖南观察使期间,河南、河北用兵致国用匮乏,朝廷因命盐铁副使程异出使诸道,督课财赋。程异所到之处,横征暴敛,命各地官员超额进献。韦贯之认为百姓负担已然很重,两税之外不应再横加赋税,拒绝了程异的要求。他因此获罪,被罢为洛阳尹,并卒于任。唐代逍遥楼非桂林独有,此诗当是韦贯之去世后,熊孺登登上某地逍遥楼———很可能是蒲州逍遥楼,该楼刻有唐太宗和唐玄宗登临御诗,恰合“雕龙”之意———看到逍遥二字,联想起出身京兆“逍遥”公房的昔日长官韦贯之的爱民事迹,因而诗中引用了三国名将羊祜堕泪碑的典故,借以缅怀韦大夫。广西当时为蛮瘴之地、贬谪之所,除非来广西做官或者游幕,否则文人大夫们一般不把桂林当作旅游目的地。史上亦未见熊、韦二人莅桂记载,故此诗当与桂林逍遥楼无涉。

二、张琮《逍遥楼》

神游八极表,乃是逍遥意。

因之以名命,何取漆园吏。

扁榜谁其书?太师龙蛇字。

弹压南容筦,江山倍增气。

心画如见人,像想有余地。

我来登斯楼,凛凛敬节义。

宋代张琮的这首《逍遥楼》诗,是最有迷惑性的,因为它聚集了与桂林逍遥楼相似的三个要素:楼名完全一致;诗中的太师和扁榜,指的是颜真卿和他题的逍遥楼榜书;而作者张琮,也与宋代两位曾任职桂林的官员同名。秦冬发老师在《“逍遥楼”与“湘南楼”释疑》一文中认为该诗是南宋端平元年(1234)出任静江知府的张琮所写,但经考证,该诗与桂林逍遥楼并没有直接关系。

这首《逍遥楼》的出处,最早见于《永乐大典》卷二三四四《梧州府·古今诗集》,引《容州志》若干诗作,其中名为“提刑张琮”的作者共有三首诗作,分别为《题经略台》《逍遥楼》《独秀峰》。这三首诗的地名,看似都与桂林有关,但实际上,三处地点皆在今天的容县,这在光绪版《容县志》里都有相应记载。而南宋王象之在《舆地纪胜》卷一〇四中记载容州府景物,亦收录了逍遥楼和经略台:“逍遥楼在城之正南,经略台在逍遥楼之阴。”因此,本诗中“南容筦”,其实是指唐代岭南五管中的容筦(通“管”)。除此,作者在《独秀峰》诗中亦有“南容独秀峰”之句,可见张琮这首诗,写的是当时容州府的逍遥楼。

有读者可能会提疑问,提刑官是朝廷派出的“路”一级的司法长官,应该在路治桂林办公,会否跑到容县任职写诗?据《宋史》,隆兴二年(1164)七月移广南西路提刑司于容州,淳熙七年(1180)七月移广西提刑司于郁林州,也就是说,广西提刑司曾短时期内设在容县,本诗也很有可能作于1164—1180年之间。虽然本诗并非写桂林逍遥楼,但其中的“太师扁榜”,因为桂林和容县相近的地域关系和同属广西行政区的关系,极有可能成为桂林颜碑的来源,此是后话,留待下回分解。

三、李商隐《桂林》

城窄山将压,江宽地共浮。

东南通绝域,西北有高楼。

神护青枫岸,龙移白石湫。

殊乡竟何祷,箫鼓不曾休。

两首最像逍遥楼的诗作与桂林无涉,那李商隐的《桂林》没提到“逍遥”二字,到底跟逍遥楼有没有关系呢?

李商隐是晚唐著名诗人,也是到过桂林的最大腕的诗人,这首五言律诗,是他于大中元年(847)离开长安,随桂管观察使郑亚宦游桂林时所作。关于这首《桂林》,历史上批注的人很多,其中不乏名家,可谓各有千秋,但由于李商隐的诗作风格含蓄而朦胧,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笔者爱好古诗词,且因工作关系,对逍遥楼相关史料非常注意收集,尤其是“西北有高楼”一句,是否指的是逍遥楼,引发了笔者解读该诗的强烈兴趣。

这里的高楼,很多人怀疑就是逍遥楼,但问题是,逍遥楼在桂州城东北角上,“西北有高楼”好像并不成立,因此主流的看法是李商隐站在城上观景而成此诗。可是,东城的逍遥楼就不能位于西北了吗?不同的着眼点可能产生不同的视角,难道采菊东篱下,就不能悠然见南山了?

这篇解读,起源是笔者一厢情愿认定了“西北的高楼就是逍遥楼”,因此非常主观地把该诗的着眼点投向了高楼的东南方向。在此视角下,笔者惊奇地发现,所有疑惑竟然迎刃而解,诗的布局、结构也都更加工整而紧密,或许,这正是解锁《桂林》一诗的正确方式!

这个着眼点,就是訾洲。

据莫休符《桂林风土记》,訾洲在子城东南的漓江中,元和中(约817),桂管观察使裴行立在此“创造亭宇,种植花木。迄今繁盛,东风融和,花卉争妍。有大儒柳宗元员外撰碑,千余言犹在”,同时收录了杨汉公和陆弘休的两首咏訾洲诗,其中杨汉公为桂管观察使,治桂时间845—847年,陆弘休为其从事。因此李商隐在桂期间,訾洲已为桂林名胜打卡地,我们可以想象,作为一名资深文艺青年,他必定慕名前来,站在訾家洲头,极目四望,触景生情,写下《桂林》一诗。接下来让我们随着他的视线,逐句倾听他的心声。

城窄山将压:李商隐在桂林时,桂林城窄到什么程度呢?据历代方志记载,唐代修城共三次,第一次是武德年间李靖修的子城,第二次是大中年间蔡袭所筑的外城,第三次是光启年间陈可环造的夹城,所以,李商隐看到的只能是子城。那子城有多大呢?“周三里十八步,高一丈二尺。”也就是说,李商隐看到的桂林城墙,周长不到2000米,高度不超过4米,这样的规模,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的画面:无论是邻近巍然的独秀峰、伏波山,还是远处高耸的西山、老人山诸峰,势必都会对子城形成压制之势。

江宽地共浮:子城的确很窄,但实际上,漓江也宽不到哪去。据测,解放桥下的江面不过170米,即算唐代水域更广一些也不可能相去甚远,见过大江大河的李商隐大概不会为了对仗工整,就闭着眼说一条大河波浪宽吧?只有站在訾洲之上,看着漓江从西、汊河从东流过,这时的江面宽度达到400米左右,“江宽”方能实至名归。而訾洲,在《桂林风土记》及后世方志里,均载其“每经大水不曾淹浸,相承言其浮也”,彼时,李商隐站在江水潆绕的訾洲上,只觉得脚下的土地也随着江水一起浮了起来。

首联两句,寥寥十字,言简意赅地勾勒出了桂林的城池特点和环境特征。

东南通绝域:第二句谈到了水,李商隐顺着漓江的流向,把目光转向了东南,思绪也随之远去。漓江在梧州汇入西江,最后在桂林东南方向的广州注入大海。所谓绝域,典出《后汉书·班超传》,意指极其遥远的地方(多指国外)。唐开元二年(714)前后,广州设岭南市舶使,是唐代唯一设立市舶使联系国外的港口城市。始于广州的“通海夷道”,穿越南海、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这就是后人所称的“海上丝绸之路”。而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原地区的连接,一条主要通道是湘江—灵渠—漓江—西江—广州,李商隐在第三句中,点出桂林在其中的重要枢纽地位。

西北有高楼:律诗的颔联必须对仗,因此西北方向的逍遥楼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李商隐的视野,逍遥楼在公元712年以前就耸立在漓水之滨,并因宋之问的两首逍遥楼诗声名鹊起,直至899年莫休符在风土记里,还记载了逍遥楼在子城之上。976年的《太平寰宇记》言“逍遥楼在州城东角上,轩楹重叠,俯视山川”,因此,李商隐看到訾洲西北方向的巍巍高楼,极有可能就是逍遥楼。李商隐在此巧妙地借用了古诗十九首中的成句,这首《西北有高楼》全诗格调颇为失意,充斥着知音稀少的伤感。联想到李商隐《桂林路中作》有“欲成西北望,又见鹧鸪飞”句,因此,该句还寄托了诗人对西北方向的都城长安的眷念。用典不露痕迹,落笔情境交融,体现了李商隐深厚的文学功力。

第三、四句组合成的颔联,已经隐隐透露出李商隐流落到通往绝域的桂林后,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悲凉和迷茫之情。

神护青枫岸:李商隐的目光从訾洲的西北转向了西南,明嘉靖《广西通志》卷十二记载“青枫潭,在城南一里,漓水之最深者”。唐贞元十四年(798),桂州刺史王拱为捍御漓江水势修筑了回涛堤,堤岸从城东南角起共五百五十四步(约850米),显然这个长度包括了青枫潭的范围。李商隐在訾洲上看到的漓江西浒的堤岸,应是40年前建的回涛堤,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将之称为“青枫岸”。象鼻山附近水域又有龙潭,“在宜山之下,水月洞之西”(明嘉靖《广西通志》卷十二),其由来在《桂林风土记》中有记录:“龙朔(661—663)中,曾降天使,投龙于此。”投龙即把龙简投入深潭,是唐代皇帝热衷的活动,目的是祈求水神保佑,因此诗中的“神护”,当典出于此。

龙移白石湫:白石湫即今天的白石潭,在訾洲的北偏东方向。曹学佺《广西名胜志》记载:“白石潭水甚深,相传(灵川)县南二里许有蛟精塘,昔藏妖蜃,伤堤害物。南齐永明四年,始安内史裴昭明梦神女七人,云冠玉佩,各执小旗圭印,自言为荆楚以南司祸福之神,此方被妖蜃所害,今当禁之于白石湫。既觉,询其故,得之。先时湫水险急,舟触必败,乃为建祠秩祀,水遂平。”此七神女,即为大河乡七娘庙供奉金身的最初由来。李商隐在桂林期间,还作有《赛白石神文》,对此传说应有耳闻。

第五、六句组合成的颈联,从实景逐渐过渡到虚实结合,引入的神怪之说,更增添了作者对莫测前途的迷茫和困顿。

要特别指出的是,《桂林》一诗居中的颔联、颈联四句,为并列而非因果递进关系,分别对应了东南、西北、西南、东北四个方向,可见该诗的对仗不仅仅体现字音的平仄和字义的虚实,在整体布局上,也分别辐射与作者落脚点相关的四个对称的方位。这种处理方式,使整诗结构更加工整而稳定,更符合律诗的要旨,展现出李商隐驾驭古诗的不凡水准。

殊乡竟何祷,箫鼓不曾休:由颈联中的神、怪之说引出后,再展开描述桂林当时的崇神事鬼风俗。李商隐在桂林、平乐期间,写有《异俗·时从事岭南》二首,用纪事体的形式记录了当时岭南地区信奉神巫的特殊风俗,其中有“家多事越巫”句,可见其普遍性。不独普通百姓迷信,包括当地的知识分子,也“贾生兼事鬼,不信有洪炉”,因此,李商隐耳中尽是不知何故而起,亦不知何时罢休的箫鼓之声,更觉异乡难以融入。

通篇来看,这首诗的结构有其鲜明特点,四联皆用对仗,中间四句辐射四个方位,看似四平八稳,实则经过了精心设计,诗人正是用工整稳定的结构来反衬漂泊难定的情绪。这首诗同时也体现了李商隐喜爱用典的创作习惯。短短八句诗,就至少用了浮洲、高楼、神护和龙移四个典故,或许还有笔者不知的隐晦之典,正是这些典故,让后人在解读时难以准确把握诗人的创作思路。

四、李商隐与桂林高楼

李商隐在桂林、平乐的时间不足一年,写了30余首诗作,关于高楼或高阁的描述,除了《桂林》,还有《北楼》《访秋》《思归》《晚晴》等,似乎对高楼情有独钟。

其中《北楼》一诗,有“此楼堪北望,轻命倚危栏”句,訾洲西北方向的高楼,是北楼的可能性也很大。《广西名胜志》云:“东江门有楼冠其上,唐时名东楼。”照此推论,北楼应当是子城北城楼。可是按《静江府城池图》《桂林郡志》《广西通志》等记载,子城并无北门,那李商隐笔下“堪北望”的北楼———只是相对东楼的位置而言———就是子城东北角上“俯视山川”的逍遥楼。

城墙东北角的楼说成北楼,看似有些牵强,却也并非个案。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说道:“朔雪至(严)关辄止,大盛则度至桂林城下,不复南矣。北城旧有楼,曰雪观,所以夸南州也。”事实上这个雪观,《静江府城池图》画得清楚,坐落在余靖筑的北宋桂州城东北角上,而南宋末年李曾伯始筑静江府新城,起点正是雪观。

另外值得说明的是,李商隐对诗歌起名比较随性,一些诗直接叫《无题》,另有相当比例的诗题就是从诗中拣两个字,并不提纲挈领,这也为后人解读带来了困扰,该诗不称《逍遥楼》而称《北楼》,也许正是属于此类。

从初唐宋之问到晚唐李商隐,从“北去衡阳二千里”到“此楼堪北望”,唐代的逍遥楼,似乎最大的功用就是北望,承载的都是无尽的乡愁。这也难怪,当时的桂林相比中原地区,的确蛮瘴荒凉。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桂林逐渐发展成为西南会府、广西中心,而逍遥楼,也终将迎来属于它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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