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我们阅读,不过是在映照自己

济南时报 2020-09-27 13:49 大字

□新时报记者 江丹

弋舟的短篇小说集《庚子故事集》新近上架。《庚子故事集》共收录5篇作品,分别是《核桃树下金银花》《鼠辈》《人类的算法》《掩面时分》《羊群过境》。仔细读来会发现,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寻找。小说里的人寻找精神困境的出口,寻找自我与世界的相处方式,读小说的我们则从中看到了有着同样的问题、做着同样努力的自己。

这是生命的辩证

上帝知道我有多潦草,对这个世界有多不耐烦,于是差遣了一个胖天使蹲在路边,让她陪我走上一程,软化我,给我这个失败的胖子加添肉身的尊严,她给我指认了此生的第一棵树木,启发我对原野展开想象。事实证明,这一切多么有效。当她完成了使命离我而去,我始终身在一种对于非凡风景的憧憬中,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地穿行在玉林街上。我不甘心,我拼命地找,拼命地找。要“找到点儿什么”的这个念头本身,充斥在我全部的一百九十三斤的灵肉里。

而这个“找到点儿什么”,不过就是一个肥胖少年应当早一点比别人学会的对于“规定性事态”的服从。你可以说那是提前学会认怂,但你也得承认,那里面,于劳作中蕴含着责任与业务自重的美德。

——《核桃树下金银花》

新时报:《核桃树下金银花》《鼠辈》里都塑造了“胖子”的形象,他们都有一个“寻找”的执念。身体的膨胀,与灵魂有关吗?为什么一定要让主人公的身体,甚至一只仓鼠的身体都膨胀起来?

弋舟:我们毕生都在处理肉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寻找”大约也是生命的重要议题,肉体的沉重,一方面加剧着我们在尘世行动的难度,另一方面,也许在某些时刻却使我们免于轻浮。这是轻与重的辩证,同样也是生命的辩证。一个人类的胖子,或者一个鼠类的胖子,看上去,都像是被打上了“失败”的标记,但在小说里,我们可以重新定义失败与成功的含义。

新时报:读《庚子故事集》里的这几个故事时,感觉不像是真的,又像是真的。作为创作者,您觉得读者有这样的阅读感觉是对的吗?您试着为自己的读者画过群像吗?

弋舟:当读者们捧起书来的那一刻,唯一正确的就是他们自己。我们阅读,不过是在映照自己。真实与虚幻,在阅读的时候,大多是我们主观的感受。譬如,有时候我看新闻报道中的世界却感到宛若梦境。

我大致想象过自己的读者:他们是一些读过书的人,对羞耻的事情敏感,对美有愿望,不太喜欢大声喧哗,常常会恍惚与伤感,也常常会陷入在无端的自我谴责之中……

小说毫无“解决的方法”

春夜的风是软的,我在黑暗的天空爬行。爬过十五六米之后,没准,我就能焕然一新,成为一个真正刚健的人。闭着眼睛,向前一寸一寸蠕动,渐渐地,软风变硬,我的脑海浮现出辽远的幻觉,我真的看到了,本来,那如同一个巨大负数一般空洞的前方,那像皮子被鞣制过了一般的锈色夜空,开始泛出沉着的普蓝,在那普蓝色的天边,苍穹之下,高原的地平线上正有滚滚的羊群无声地越境而来。——《羊群过境》

新时报:跟您之前出版的《丁酉故事集》相比,《庚子故事集》似乎有一种痛苦的感觉。《丁酉故事集》更像是在描摹一种时代情绪,但是《庚子故事集》似乎在试图找到这种情绪发生的原因、解决的方法。《庚子故事集》的创作过程中,最困扰您的是什么,或者说您最想打破的是什么?

弋舟:也许会“痛苦”一些,但我不想强调它。强调了,就仿佛我们曾经不怎么痛苦似的,也仿佛我们当下真的很痛苦一般。这其实都不是事实,至少,不符合我的感受。我的感受是,“痛苦”本是生命的本质之一,所以我们才有了使自己快乐与美好起来的愿望与前提。

小说去发现“原因”是可被允许的,但小说毫无“解决的方法”,更多的时候,它只呈现困境。写作的过程当然会遇到困难,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不同,具体到这本集子,显然它会受制于外部世界这场宏大的灾难,投射于心,会令我对写作的意义产生怀疑与动摇——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还有比这更大的困难吗?

我们不在小说里提供“解决的方法”,但写作本身却是可以给出一些办法的,这个行为本身,至少令我顽强甚而坚强起来,让我多少“打破”了对于自己“不断攀爬”的执念,那种攀登的、“一步比一步迈得更远”的念头,披着“向上”与“前进”的外衣,怂恿我们,鼓动我们,其实包裹着的,更多的是过度的虚荣,让我们难以诚实与恳切。

那么好了,至少在这本集子的写作过程中,我开始能够做到如实地呈现自己此时的能力——就是这样,这个作家,在这一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准。

好作家和差作家

第二天清晨,她听到了电动剃须刀的蜂鸣从卫生间传出来,那声音很枯燥,一如她还没有挣脱的沉睡感。这一刻她才感到了陌生,还有一点儿难以说明的沮丧。临走前,她在卫生间找到了那部崭新的剃须刀,掀开刀头,将里面蓄积的胡茬倒在一张纸巾上,包好,放进了自己的衣兜里。做完了这一切,她抬头看到了那只两米外的猫,它伏在马桶盖上,离她顶多半米,并不友善地盯着她的一举一动。她的确受到了惊吓,觉得自己一瞬间变得有些僵硬。

——《人类的算法》

新时报:《人类的算法》和《掩面时分》都是在用女性的视角讲述跟女性有关的故事。从您的经验出发,男性作家的这种创作方式会有优势或者劣势吗?男性作家会比女性作家更知道如何讲述女性故事吗?

弋舟:这样的划分太笼统也太粗糙了。我们理解世界,如果真的能够这样简单地一分为二就太省心了。男人,女人,非此即彼,男性用一个理解的“模型”,女性用一个理解的“模型”,连童话世界都没这么泾渭分明。只有好作家比差作家更知道如何讲述女性的故事,他们不但知道如何讲述女性的故事,还知道如何讲述一只猫、一只仓鼠,甚至一块石头和一杯水的故事。

全部的自尊与自恋

坐在地铁里的我一定是惹人侧目的。一个胖子,膝盖上放着另一个胖子。我局促地垂着头,是一种自惭形秽的心情。鼠笼中有一只大约直径三十厘米的跑轮,做成了一个封闭的奔跑曲面,雪糕安静地伏在上面,一副自暴自弃的样子。它早已忘记了奔跑的滋味。车厢里并不拥挤,所以身边的人尽量和我拉开了一些距离。有个女人突然大声对她的孩子说:“北京发现了两例鼠疫感染者!”

我冒汗了。尽管挂着一只貌似依然能正常工作的负离子空气净化器,我还是感到有些喘不上气来。我只能提前下了车。——《鼠辈》

新时报:很多读者都希望从小说里寻找小说家的影子。《庚子故事集》里,哪一篇小说的主人公最像您自己?

弋舟:如果一定要找到个影子,那么就是《鼠辈》中那只肥胖的仓鼠吧。

新时报:如果没有写作,您的生活或者生命会失去什么?

弋舟:失去谋生之道,也失去全部的自尊与自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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