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迟迟不能复工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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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以来，影视行业基本陷入停摆，

目测也将成为最晚复工的行业之一。新播出的纪录片《我在中国做电影》

不再只把镜头对准大导演、大明星，

而是聚焦中国电影的幕后工作者，

采访了代表当今中国电影产业最优秀水准的7位电影人。

片子零宣传、零推广，豆瓣评分8.0，

有人说，它在致力于寻找“中国电影的正确打开方式”。如何去用光来造型？

怎样去用声音模拟刺杀场景？

中国的特效到底是不是五毛？

我们的电影产业离好莱坞还有多远？

东方电影美学能不能征服世界？

……

3月，一条在北京采访了总导演米若羲，

她从事电影行业近10年，

见证了中国电影的起起伏伏，

“一往无前的唯一力量，

就是热爱你所做的一切。”

自述 米若羲 编辑 莫竣威 《我在中国做电影》总导演米若羲

《我在中国做电影》是一部讲述中国电影幕后人物的纪录片。一共五集，聚焦了五大电影幕后核心领域，包括美术、声音、摄影、特效和配音。

我们一共拍摄了七位电影人。他们几乎都是这个行业里头最优秀的代表人物，随便从他们身上拎出几部代表作，都能看到整个中国电影业在这十几二十年当中的发展和变化。比如叶锦添，他是《卧虎藏龙》的美术指导，也是第一位获得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奖项的华人。

摄影师曹郁，他执镜了《可可西里》、《南京！南京！》等影片，是包揽金马奖、金鸡奖、金像奖的“三金”摄影师。

声音指导赵楠，是国家一级录音师，奥斯卡评委成员，参与过《梅兰芳》、《孔雀》、《风声》、《影》等。

配音演员张杰，配过几百部影视剧，包括《甄嬛传》、《柯南》、《全职高手》、《大鱼海棠》，是配音界的“四大天王”之一。

还有做出现象级爆款《流浪地球》的特效团队，以及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存在特效的《邪不压正》的特效团队成员，丁燕来、魏明、周逸夫。我在电影行业近10年了，虽然对行业已经很熟悉，但是很多幕后故事，也是直到这次做这个纪录片，才第一次听这些老师们谈起。摄影指导曹郁

好的摄影师是电影的另一个导演

曹郁是中国电影界顶尖的摄影师，参与和创作的片子非常多。他第一部为人熟知的作品是陆川的《可可西里》，后来又拍了《南京！南京！》，还有王家卫导演的《摆渡人》、《妖猫传》、还没上映的《八佰》等等。《妖猫传》里杨贵妃“回眸一笑百媚生”的镜头，看过电影的观众，80%都会对这一幕印象深刻。这个镜头是怎样诞生的呢？曹郁告诉我他们一共打了4层光：

首先，他让道具组准备了灯笼和好几十根蜡烛，放在演员脸的侧面和底下。其次还有一组LED灯带，让演员皮肤呈现比较现代的光泽。这样还不够，曹郁还运用了Dedolight（特图利），一种特别小的灯光，打在演员眼睛处。最后还要手动调节电子调光台，让光在演员的脸上“动”起来。这么一个复杂的过程，才造就出“回眸一笑百媚生”。观众看到的一个几秒的镜头，背后是摄影指导和上百人的团队，花几十倍的力气来完成的。

电影开拍前，曹郁会做一件其他摄影师很少会做的事情，就是摄影阐述，从美学、视觉、光线、造型等等，去阐述自己对影像的想法和理解，并且找很多的资料给导演参考。蒙克的《呐喊》拍《妖猫传》，他第一次见陈凯歌时，就拿了一个登机箱，里面装满了画册，给陈凯歌阐述自己的想法和想要的质感。最后《妖猫传》的场景大量地使用了蓝、绿色，其实就是挪威画家蒙克的作品，给到曹郁的启发。

陈凯歌也曾经评价说，摄影师就是电影的另一个导演。我们和曹老师原来就有过合作，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我们前采就去了两三次，每一次都像上课一样。

他就是一个师者的形象，传道、授业、解惑，不厌其烦地来来回回跟我们讲，这些画面是怎么想的。为了做片子，我们都把他的作品看3-5遍，才能在聊的时候，他说到哪一个镜头，马上能够反应出来。声音指导赵楠

声音是一种幻术

声音指导赵楠，在很年轻的时候、30几岁就拿下了金像奖最佳音响效果奖项。这么多年，她一直坚守着录音这个挺孤单的工种。

我们在谈论一部电影好看与否的时候，往往只会关注看得见的视觉，而忽视了听觉。但是声音其实很重要，能够切实影响观众的情绪。张艺谋的电影《影》有一幕，郑恺饰演的沛良后心被捅。赵楠认为这是整部电影拟声最难的一部分。因为根据叙事，角色被捅之后完全不能说话，“到底把你捅成什么样，你才不能说话呢？”

后来，拟声团队分析了一下生理结构，发现原来是捅肺，肺破了导致血进入肺部，被捅者不能说话，不是因为声带坏了，而是因为血涌上来，他只要一说话，就“咕咕”地冒血。赵楠的拟声团队

最后赵楠和团队用鱼鳔模仿了一个假的肺，拟声时假肺“啪”一破，血往里面灌。以这样的方法来模拟出电影里面的杀戮情节。

为了把《影》的雨声做到极致，赵楠把全世界能买到的雨的声音素材全买了。这样还不够，她还得一下雨就往外跑，“只要看见下雨了，就出去录雨去。”团队利用“人工降雨”方式收集雨声

《影》当中下雨的场景，随便一场都由30条以上的雨声音轨组成，多的一场雨戏甚至有五六十轨，层次非常丰富。

就像她自己说的，“手法是假的，情感是真的，拟声就是把这两个相结合，给你制造了一个幻术。”赵楠凭《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夺得金像奖最佳效果奖

她是我们采访的7位电影人当中唯一的女性。十几年前她第一次参加金像奖，卡片上的提名名单错误地把她称呼为赵楠先生。当晚她拿下最佳音响效果奖，站在舞台上的一刻，她说：“我要特别自豪地告诉所有人，女孩子也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录音师。”（左起）丁燕来、周逸夫、魏明

顶尖的特效，是看不出来的

特效这一集，我们选择了三个人，来自两个团队，一个是打造了《流浪地球》的本土特效团队，魏明和丁燕来。另外一个是有着国外特效公司背景的中国办公室特效总监周逸夫。

我们探讨了争议性的话题，比如中国的特效到底是不是只值“五毛”？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产特效一直都背负着这样的骂名。

上一年很火的科幻片《流浪地球》，它的特效75%都是由中国团队完成的。但据我所知，当初团队在制作时，会觉得这事儿是做不成的，从导演到资方，都顶着特别大的压力。所以每次导演和特效开会的时候，都不会先告诉他们要改什么，而是先做一轮思想工作。拍摄过程中，丁燕来很坚持的一件事是现场要有“风雪”。但其实他们需要的，只是风雪击打到人身上反弹起来的那一点细节，因为如果所有的风雪都跟人没有交互，特效再真实，都能看得出是假的。“每一点点细节的堆积，造就了画面真与假的区别。”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特效到底和美国的特效差距在哪？话题其实有点敏感，但是他们很坦率，非常直接地告诉观众，“灭霸”中国肯定是做不了，“阿丽塔”这一类的仿真高端生物形象，就算把整套技术拿到国内来，也根本没有人会用。他们是很清醒的。

但这也并不是说，中国的特效就没有优势。尤其是如果涉及到文化类的东西，比如说古城楼，你让美国的特效公司来做，不一定有中国做地好。周逸夫的团队曾经负责制作《邪不压正》的特效。为了还原老北京的风貌，他们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包括收集了12000张北京建筑的老照片，以及各种详细的建筑数据，进行参考。

当时，喜欢抠细节的导演姜文，还会故意考他们，时不时就拿着北京城的照片，指着中间的某一栋建筑问，这个楼叫什么？它的高度是多少？

幸好周逸夫早就对这些建筑数据了如指掌，比如正阳门是整个北京几个城楼当中最高的，大概是47米，而城墙的高度，有的地方是9米，有的地方是11到12米，所以制作时就会折中做成10米。

最终，他们做了6000多栋四合院、12000多棵树，还原了整个老北京城。像巧红张开双手在牌楼上走的那场晚上的戏，一个360度旋转的镜头，就把整个北京给拍全了，如果仔细看，会发现画面上有一些金色的屋顶，那里底下其实是模拟出来的整个故宫。

大家一直认为好的特效应该都是震撼眼球的视觉奇观，是突破你的想象力的。看完《邪不压正》，你会得到另外一个概念：有一种好的特效，它是看不出来的。美术指导叶锦添

美术指导：影片格调的掌控者

谈到美术这个领域，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是叶锦添老师。他在国内外知名度都很高，我们在筹备拍摄的时候，第一个就想到要邀请他。叶锦添设计的经典电影人物造型叶锦添回忆说张国荣在拍摄《胭脂扣》时，

很在意额头是否好看

他是资深的美术指导，很多明星的造型都是他设计的：《胭脂扣》里的张国荣、《卧虎藏龙》里的周润发、《夜宴》里的周迅......《赤壁》的楼船草图

美术指导掌控着整个电影的视觉语言，从布景、服装到造型。所以他们要懂的东西非常多。对历史的认识、对人情世故的认识、对生活细节的认识都是美术指导的工作。

因为对细节的执着，叶锦添在拍摄夜宴的时候，曾经就让冯小刚非常头痛。叶锦添回忆，一次在《夜宴》的片场，演员衣服皱巴巴的，这让他很不顺眼，于是就跟冯小刚讲，衣服一定要重新熨一下。当时冯小刚已经把这一场戏拍完了，听到叶锦添一说整个人就傻掉了。

最后，因为叶的一句话，所有在场的人都坐下来，周迅脱掉衣服，让工作人员熨平，之后再继续拍摄。后来叶锦添又觉得宫女走路很难看，他就在片场一个个地教宫女怎么走路。那个时候冯小刚就走出来，骂工作人员 “你看看叶锦添是怎么做事情的。”

“有些演员本身不是他有魅力，而是美术指导做出来的，之后他的形象就种在观众的记忆中，后来就变成演员自己的了。所以演员们看到美术指导都很尊重，因为知道美指给他很多东西。”叶老师外表非常儒雅，但是说话是绵里藏针。采访中，他点到一点是中国电影发展得太快，很多人没有到专业已经做到位子上去了。“我觉得中国人迟早一天会疲劳的，再看那些粉粉嫩嫩的东西。”配音演员张杰

配音不只是动动嘴皮那么简单

我们把配音领域放在最后一集。其实现在大家已经对这个工种有越来越多的认识了。

配音演员，就是一个用声音去表演的人。表演的地方就在录音棚里，环境什么都没有，怎么去把那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按照一定的情景说出来？有一些配音演员会配上小幅度的肢体动作，带动自己的情绪。比如阿杰在配《全职高手》叶修的时候，他一闭眼，就想象自己是漫画里的叶修，这边拿着根烟，想象自己就是那个形象，就能把那句话说出来。

很多人觉得配音演员最能体现他们专业能力的，就是变声，从几岁的小孩，一直到几十岁的老年人，声音非常跨度大。但在阿杰看来，这是一个误解。因为除了声音外在形式的化妆，核心还是内在的表演。如果只套了小孩的声线，但并没有完全进入小孩的内心，听起来会特别的假。

阿杰的秘诀是情感，因为配音演员的职业习惯，他们都拥有了短暂的瞬时记忆。配音的时候，他们不会完全照着稿子读，而至少把头两行对白背下来，然后看着屏幕，跟着演员的表演，演员的呼吸，甚至演员的动作，最终才能让观众信服，这个化了妆的音色里面的情感。阿杰出席公开活动

和其他6位电影人不太一样的是，阿杰在90和00后的年轻人中非常具有知名度。包括他自己参加活动，都有很多粉丝为他尖叫，受到大家追捧。这个是很少见的，幕后工作者还能得到高度的关注。

另外一点就是，其他的电影人基本都是科班出身。而阿杰是凭着自己的喜爱，踏上了配音的道路。

在采访中阿杰反复说，他是因为小时候看了上海电影译制厂老一辈的配音艺术家配的电影，才让他从事了现在的工作。你在他身上能够看到，新老两代配音人的传承。中国的电影院目前有1万多家。电影行业的从业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我们在每一集的最后，都会有这么一句话：“献给为中国电影默默付出的每一个人。”

魏明回忆在做《一出好戏》特效的时候，就曾经跟导演黄渤打趣，能不能把主创的一屏文字，换成特效公司和员工名字，不要放演员的名字。黄渤开玩笑道，“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跟拍赵楠老师参加海南电影节的时候，我说你稍微可以收拾一下，铺点粉什么的。她很惊讶，工作中她从来没有要化妆的需求，因为她不需要出现在幕前。曹郁和叶锦添两位，算是业内非常有名的了。但是一部电影拍出来，不只是有一个曹郁，他的身后，整个摄影团队还有几十个人。叶锦添老师，他参与的《封神三部曲》，背后有100多个负责美术相关的工作人员。

这些人你知道他们所有的名字吗？你不会知道的。所以这部纪录片其实是献给他们。赵楠说，她感受到现在录音的地位远不如前，是因为它不能很直观地让人觉得票房是录音贡献的。在以前同期声的年代，录音师的权利很大，甚至可以在现场随时喊停的。但现在，拍电影就像“催命”一样，戏还没拍就说，要什么什么时候上映，时间便成了一个巨大的压力。特效也是这样。某些导演或者制片人，对他们的定义就是，几个人在几台电脑面前，像玩电脑似的就可以把特效做出来。他们也不会理解为什么特效需要那么多钱，所以很多时候，中国电影在特效这一块的预算就特别少。

再一个就是薪酬水平。为什么在国外的声音指导，他们很多混录师能够做到五六十岁，而我们就是达不到呢？那是因为他们的行业已经非常成熟，人才的福利和薪酬也是很完善，但是在中国这一块还是跟不上。年轻时的阿杰与童自荣

阿杰告诉我，译制片给配音的片酬，多年来涨幅都很小。包括我们在拍摄筹备时，做了很多资料搜集，当时就查到阿杰的偶像童自荣老师的介绍，虽然已经是著名的配音演员，但他在上海一家几口，还住在弄堂里一个很小的房间。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准确的，但给我的感觉就是，电影人的薪酬和待遇，远远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那样丰厚。

虽然是这样，但我相信很多的电影人都会认为这个职业是体面的，他会告诉朋友和家人，我在做电影，他会因为这个职业，感到骄傲。 中国电影工业化？为时尚早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片名是“做”电影，而不是“拍”电影。因为每一个工种的从业者，他们都是工匠，反反复复地去雕琢手头上像手艺一样的技术，这就是电影人的工匠精神。

现在大家都在谈中国电影的工业化问题，我觉得要实现工业化，起码要做到这几点：

首先是流程化，就是电影的整个制作过程，它是一个非常合理、可遵循、可复制的一个流程。现在我们也在不断试验这个事情。我曾去《封神三部曲》的剧组探班，他们的制片主任介绍，剧组最高峰的时候有一两千人。这么多人如何管理呢？他说片场都有清晰的流程，每一天要拍的东西，都在一张纸上，每一个流程按部就班地进行，所有人就像要去公司上班和下班一样有序。

再一个就是专业化，赵楠老师反复地说，我们的专业人才，尤其是在高端领域的优秀人才、目前是缺少的。特效的丁燕来，他也特别想去做一件事，到大学里头寻找合适的苗子，从学生时期就培养专业人才。其实言下之意，就是当下的中国，特效领域的人才是不多的。

还有就是产业化，整个电影制作的每一环，从开发、拍摄、后期到放映，它应该是一个完整产业，要让产业链当中的每一环都能挣到钱，形成一个生态。《哪吒之魔童降世》是19年中国票房最高电影，达49亿

现在中国才到哪一步？ 目前还是叫以票房论成败，就是一锤子买卖，所有的收入几乎都是来自于票房。而现在的电影市场基本都是基于中国市场。

如果真的去对比好莱坞，那差得太远了，好莱坞每一个片子出来，除了票房，还有线上发行、流媒体会员、DVD等渠道，还有海外市场的票房来支撑。

商业的利益没有最大化，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谈工业化还为时过早。 疫情之下影业归零，不完全是坏事

其实2019年开始，整个影视行业，大家都觉得它不是那么景气，不像前几年那样风生水起，很多人对电影也失去信心。所以当时我们就想拍这部片子，让大家看看整个幕后世界，希望有助于大家建立起对于电影的全面的认知。

没想到今年年初就碰上疫情的出现，我在电影界从业近10年，虽然不算长，但现在也算是我见过最萧条的一个时期了。双重打击之下，影院停业、剧组停拍、影片撤档。现在电影市场处于一个停摆的状态。但我是乐观主义的。如果我们不去讨论疫情，把现在的状况放到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看，今天只是一个短期的低谷。因为在上一个10年，中国电影的票房刚刚突破100亿。到了19年年底，我们是600多亿的票房，整个电影的行业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我更愿意把现在的处境理解为调整期，未来中国电影业势必还是向上的，毕竟有那么多优秀的从业者在做这件事情。通过这样的调整，我相信好的内容会回归，因为通过洗牌也好，重组也好，其实最终留下来的肯定都是最有实力的。这次疫情的出现，还有一个引起关注的就是电影的线上发行和放映。科技和互联网公司纷纷进入到电影行业。

未来科技和互联网会更深入地影响电影的制作、宣发、发行和放映。疫情之后，中国电影产业要复苏的话，我觉得互联网巨头的介入，会是一剂强心针。

这部纪录片上线以后，我们没有一分钱的预算做宣发和推广，反馈真的是超出了我的预期。很多的导演、制片人、公司老板、投资人都自发转发，积极评论，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大家对于电影的心是在一块的。每一次去看电影，我都会在座位上留到最后一刻，一个一个地看着每一个工种、每一个人的名字，出现在结尾的字幕中，然后再离开。

做电影幕后，是特别苦的，真正能够留下来，都是有梦想、有热情的人。就像片子里有一个镜头，在More VFX的办公室，他们的墙上写的是“一往无前的唯一力量，就是热爱你所做的一切。”

《我在中国做电影》这部片子，哪怕能够唤醒观众的一点点认知，说幕后原来是这样的，幕后真是不容易，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欣慰了。

采访场地提供：5House原标题：《疫情后迟迟不能复工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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