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家乡事,品故乡情


那面争取自由平等的旗帜在高高飘扬

玉林日报 2013-03-04 03:41 大字

又到一年一度“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翻开玉林妇女运动的史册,读着那一个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一股股敬重情愫油然而生。因为,这是许许多多优秀的玉林女性用智慧、汗水甚至生命争取自由、平等的奋斗史——

 那一声鞭打妓女的喊叫划破玉林夜空

那是上世纪20年代初的玉林,交通、文化等非常落后,直到1922年才有了第一所女子学校——玉林女子小学。由于受宗法封建礼教思想影响,女小的成立受到社会的攻击诽谤,直到1925年秋女小才毕业24人,其中有7人考入县立初中,同年私立中学晴川中学也开始招收女生。女孩进学堂读书犹如和煦的春风吹来,让玉林女性看到了春天的希望。到1926年县中师范班有女生4人,第二年春,从外地转来了3名女生,这几名外来女生更犹如春天的使者,给玉林女学生带来了新的活力、新的思想。

一天,几个县中女生到当时的玉林酒店访友,在路过酒店的小客厅时,隐约听到一些淫秽的话语,走近一看,原来是客厅内的旅客正在戏弄几个小妓女。这几个女学生义愤填膺,连夜赶回学校,同全校的女生商量,一致认为娼妓的存在是女界的耻辱,妓女是女界的败类。当天晚上,六七个女生手执竹鞭赶到妓女的集中地玉林风流巷,见一妓女在屋外,便举鞭朝她打过去,那妓女惊慌失措,大声喊叫着逃进屋里。女生们紧追不放,妓女们紧闭房门,其他妓女闻声也纷纷躲了起来。女生们因找不到妓女,带着失望回到学校。这突如其来的“壮举”第二天便在玉林城传开了,当时的县中老训育主任吴辑南支持女生们的行动:“你们反对娼妓是对的,但打她们不能解决问题,只有要求政府取缔娼妓才是唯一的办法。”女生们当即写了呈文,派出代表钟孝姮、陈幼兰去找县长吴祖谋交涉,迫使县政府同意限制娼妓的两条:一是妓女不能穿裙子(当时的女生制服是黑裙);二是妓女的右襟头带白花以此识别。但有些妓女拒不遵守,女生们又朝她们举鞭抽打。这种行动只不过是女生们出出气罢了,始终不能禁止娼妓。事后不久,一名惨遭鸨婆虐待的年轻妓女偷跑到县女中宿舍,寻求女生们的帮助。这名妓女小时候因家贫被卖为娼,在风流巷里每天遭到嫖客的蹂躏,过着非人的生活。自女生们鞭打妓女后,她也曾想跳出苦海,结束这含羞忍辱的生活,不料又被抓回,遭遇比之前更惨,走投无路之下只好投奔县中女生。女生们听着娼妓的血泪史,方知妓女们的生活真相,态度才由鄙视、憎恨变为同情,并大胆地留宿妓女,筹资援助妓女。随后,陆续又有妓女来求助,面对惨重的现实,女生们才真正意识到,单凭一次行动是不能解决娼妓问题的,必须唤起广大妇女的觉醒,谋求妇女的解放,争取男女平等,才是解决娼妓问题的根本出路。

  那一声“妇联成立”的宣告响彻玉林大地

在大革命形势的影响下,玉林妇女运动逐渐兴起。那是1927年的春天,在县女小内,以“反对封建,提倡男女平等”为宗旨的玉林县最早的妇女组织玉林各界妇女联合会筹备会在这里宣告成立,喊出了“女子有参政权、女子有财产继承权、女子有同男子受教育的机会、打倒多妻制、解放婢女、禁止娼妓”的响亮口号。当年秋天,玉林县妇女联合会(后来曾改名为妇女协会、妇女会)在县女小召开了成立大会,国民党县党部派人参加了大会,大会选举了覃坚为常务委员、钟教姮等6人为委员。会员由当初的100多人发展到后来900多人,会员中有女教师、女学生、农村妇女,也有少数是资产阶级的家庭妇女和市民。

妇联的成立唤醒了沉睡中的玉林妇女,各县也纷纷成立妇女组织。在博白,1600多名妇女背男带女参加了妇联的成立大会并交纳了会费,女校校长陈继贞和女生们带头剪去辫子,博中女师班学生朱为楷、朱光清、秦伟玑等带头向男方婆家写退婚书。她们组成宣传队,利用节假日深入农村宣传发动更多妇女入会,让谋求自由与平等的思想根植广大妇女群众心中。在兴业,大贺、栈塘、鸦道岭、东山、蒲塘等乡村妇女和学校女生积极参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农民运动,娼妓和婢女得到了解放,娼妓可以自由择配,鸠婆不得索取任何钱财,一些自小由父母包办的婚事、童养媳纷纷退了婚,青年女子获得了读书的权利。

学习文化知识和技能成为觉醒后的玉林妇女的时尚追求。在城区,妇联在县女小、县中女生宿舍举办平民妇女义学班,教师由女小教师、县中师范班女生义务担任。无论是课间、还是每天下午放学后、或是晚上,女小和县中的校园里活跃着许多忙于学习的妇女,她们在学习文化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也在接受着新思想的熏陶。在博白,妇联在朱屋祠堂(今人民电影院)举办妇女职业班,组织童养媳、婢女、被虐待、迫害又无家可归的妇女学习织袜手艺,帮助她们解决就业问题。

 那一声“打倒日寇”的呐喊撼动着玉林妇女的心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各级妇联成立妇女抗敌后援会开展宣传、募捐等工作,通过组建妇女合作社(实际是党的地下联络站)、组织妇女参加战教团、青训班和锄奸团、组织妇女游击队,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日。在陆川,以陆中女生为中心,她们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到街头演讲、演话剧、组织晨呼队、火炬游行队等,利用联欢晚会、山歌对唱、在街头刷标语、贴口号、出墙报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放下你的鞭子》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抗战街头剧之一。在广西学生军第二团第七中队男女学生进驻陆川后,陆中女生积极参与到他们的宣传活动中,组织妇女们参加读书会、歌咏队、组织儿童团,教他们唱抗日歌曲。在当时的陆川,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涌现了许多母亲送儿、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

为支持前线抗日,各级妇抗会发动和组织妇女给前线战士捐款、做军鞋、献寒衣、写慰问信、义卖抗日纪念章等,有的妇女自愿拿来家里的鸡蛋、猪油、鸡鸭、瓜菜等捐给前方战士。她们还自行组织慰问军烈属,帮助插秧、收割,让前方战士放心抗战。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妇抗会积极发挥妇女优势,为党做好地下交通联络工作。陆川县妇抗会在地下党员何淑良的主持下成立妇女合作社,由进步爱国青年集资购买了三台缝纫机,在县城租下一间店面对外经营裁缝生意。在白色恐怖时期,陆川县妇女合作社聚集了许多进步青年,发展了36名女共产党员,千方百计筹款支援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掩护过不计其数的共产党员安全转移,为后来的革命保存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各级妇抗会积极鼓励青年妇女参加战时教育团、青年政治训练班,让更多有进步思想的妇女系统学习社会发展史、抗战政治常识、农民问题、哲学等,鼓励妇女参加群众的秘密组织——锄奸团,为党正常开展工作秘密侦察、挖掘坏人,捉拿汉奸。

随着抗日的烽火燃遍祖国大江南北,南路风云日趋紧急,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氛围感召下,陆川县妇抗会组织成立了首支妇女游击队——陆川西稔妇女游击队,游击队员们既学文又学武,她们利用白天训练杀敌本领,晚上学习妇婴卫生常识、急救护理、防空防毒等知识。在西稔妇女游击队的影响带动下,大桥米冲、清和山口及陆城又先后成立了三支妇女游击队。队员中有不少是从封建家庭斗争中走出来的,有的是在丈夫和婆婆的凌辱中挣扎出来的,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积极学习、积极抗战、做自己的主人,她们时刻准备着与敌人进行武装战斗,共同立下了“生做陆川人,死做陆川鬼,为抗战的最后胜利随时牺牲自己”的誓言,她们被称为“现代的花木兰”、“妇女解放的先锋”。

 那一声“跟党走”的呼唤牢记玉林妇女心中

1926~1931年间,在共产党员朱锡昂、杨第鷝、王懿仁、张弟杰等的宣传组织下,许多长期受封建思想压制的妇女也在心里播下革命的种子,她们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秘密组织——劳农会,勇敢地投身革命斗争。樟木镇罗充村的张十一娘、张十三娘张惠英、成均大岭头的二十七婆梁惠华、南江竹美的钟七婆李静芳、十九婆邓志芳、梁十二婆等,积极参加党的地下工作,亲手缝制镰刀旗,参加攻打大岭头地主的战斗,随游击队转移,和男同志一起到各乡村宣传。钟七婆李静芳、十九婆邓志芳、梁十二婆所居住的南江竹美村是当时地下党玉林县委机关所在地,她们负责掩护革命同志,安排他们的食宿,同志们开会、印刷时,她们站岗放哨。1930年县机关被敌人围捕,梁十二婆不幸牺牲,钟七婆李静芳发现敌人来了,不慌不忙将放在家里的文件和登记名单烧掉,当敌人把她两岁的儿子狠摔在地上时,她强忍着悲痛不看一眼。在押送路上,敌人又抓住一个“可疑”的妇女,她找机会靠近这名妇女并鼓励道:“你什么都不要讲,就讲你是哄小孩的。”敌人没能从她们嘴里得到任何有用的消息。

九姑李庆惠,这位出生在博白县旺茂乡大康村一位地主家庭的女孩,毅然与封建地主家庭决裂,走上革命道路。年仅15岁的她参加了广西学生军,同100多名热血青年一起参加抗日支前工作,在战地救护伤员,以当教员作掩护开展地下党工作,历尽艰辛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1946年,李庆惠化名陈惠芬同黄辛波以夫妻名义到玉林开辟新区。1947年春,这对革命青年喜结连理,这一年7月,李庆惠加入共产党。1949年3月,黄辛波在玉林大府园不幸被捕杀害,李庆惠化悲痛为力量,安排好嗷嗷待哺的儿子,踏着先烈的足迹又奔赴博白陆川交界地开辟新区,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培养了一大批妇女骨干,群众热情地称她为九姑。1949年8月3日晚,李庆惠、庞龙飞等到大屋地联络站研究工作时不幸被敌人围捕,李庆惠当即烧毁文件资料,让其他同志隐藏转移。在监狱里,李庆惠遭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但她始终未向敌人说出共产党的半点秘密,气急败坏的反动派于当月12日将年仅26岁的李庆惠杀害。

何淑良,这位十七岁嫁作人妇、十九岁守寡、26岁入党的陆川县龙河乡同心村姑娘,积极参加劳农会,组织妇女与地主恶霸开展夺田斗争,协助组织成立陆城抗日妇女游击队,组织妇女合作社掩护地下党的活动,组织婆家四户妯娌冒着危险在自家宅院建立地下党组织秘密交通情报站。桂东南陆川抗日武装起义失败后,县委书记温翊俊牺牲,党组织受到破坏,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临危受命何淑良为附城区委书记,及时掩护了党的地下同志,保存了党组织的力量。为支持党开展工作,何淑良先后三次卖完了家里的十七石五的田产,将所得全部无私捐献给党组织作活动经费,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同志。这位瘦高个的忠诚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卫生保健工作,为陆川培养基层医务人员、开展合作医疗等作出了重要贡献。

黄经薇、庞炎、范克川这三位陆川知识女青年,她们毅然放弃优越的家庭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博白姑娘朱澄霞、李祀英,陆川姑娘陈润英、吕振坤,还有许多有名字的、没名字的大姐们,她们在用年轻的生命谱写一个个传奇故事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的同胞姐妹树起了一面面鲜红的旗帜,因为她们心中始终装着一个信念:只有跟着共产党,妇女才能得解放。

让我们都来记住她们、祭奠她们、缅怀她们……

(资料来源于林定一汇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玉林地区妇女运动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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