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何以闪耀许多年？
半岛记者刘依佳
“红军没有任何大工业基地,没有大炮,没有毒气,没有飞机,没有金钱,也没有南京在同他们作战时能利用的现代技术,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并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的呢?……”
“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
1936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带着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红色政权的建立,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共产党的信仰在现实中的实践等无数问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探寻红色中国。在此后的四个月中,斯诺遍访红军将领和红军普通战士、当地百姓,描述了他们所创造的奇迹,第一次向全世界解释了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展示了红军不可征服的精神、热情和力量——此即1937年10月初版的《红星照耀中国》。
七八十年前,无数热血青年因为阅读了这本书而走上了革命之路；七八十年后的今天,《红星照耀中国》仍然一版再版,持续热销,在国内的总发行量已经超过200万册,在全世界拥有亿万名读者。与此同时,同名电视剧也将于本周起陆续登陆各大卫视的黄金档。
“红星”何以闪耀至今?让我们翻开这部红色经典著作,探寻其独特魅力。
去苏区,值得用脑袋冒险!
毋庸置疑,埃德加·斯诺是20世纪顶尖的外国记者之一,《红星照耀中国》显然是主要原因。这位1905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城一个贫苦家庭的美国记者,年轻时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印刷学徒,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28年,时年23岁的斯诺踏上了中国这片神秘的土地,在上海担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2016版《红星照耀中国》责任编辑脚印介绍,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在北平燕京大学兼任新闻系讲师。这一时期,他不仅学习了中国语文,还认识了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并与鲁迅、宋庆龄以及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有了接触,同时把鲁迅的著作介绍到了西方。
在与进步人士及中共地下党员接触的同时,斯诺内心积聚起的疑问越来越多:
“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
所以,当1936年6月,斯诺从一位好友那里(在《红星照耀中国》出版数年后,斯诺在其著作《旅行于方生之地》中较具体地透露了“孙夫人安排我访问红区”。——记者注)得知自己可能有办法进入红区,他兴奋异常:“这需要我立即动身。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持续了九年的新闻封锁。”
在斯诺看来,这个“中国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这个代价不算太高。”于是,在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鼠疫等等“凡是能够弄到的一切预防针”后,于一天午夜,斯诺登上了一列破败不堪的火车。他先是抵达西安,拜访了杨虎城,随后搭乘一辆军用大卡车,躲过了白匪的追逐、冲破了国民党的严密封锁,终于抵达了当时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即志丹县),与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搜集到了关于红军长征的第一手资料。
记录长征“不可征服的精神”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客观真实地记录了红军长征的整个过程,其中既有十分具体的数字:“路上一共三百六十八天,有二百三十五天用在白天行军上,十八天用在夜间行军上。剩下来的一百天——其中有许多天打遭遇战……”“平均每走一百一十四英里休息一次”；也有身临其境的现场描写——比如在飞夺泸定桥的时候,写冲在最前面的红军战士“身上背了毛瑟枪和手榴弹,马上就爬到沸腾的河流上去了……第一个战士中了弹,掉到了下面的急流中,接着又有第二个、第三个。但是别的人越来越爬近到桥中央……四川军队大概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战士——这些人当兵不只是为了有个饭碗,这些青年为了胜利而甘于送命。他们是人,是疯子,还是神?迷信的四川军队这样嘀咕。他们自己的斗志受到了影响……”
正因为“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如烈焰般的贯穿了整个长征之路,也感染了斯诺,他在《长征》一章结尾处写道:
“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他同时预言:“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
或许,正是作者本人对那段历史及人物的独特视角、强烈的追问意识、深切的情怀以及客观又不乏激情的文字,才使《红星照耀中国》有着足够的魅力吸引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正如斯诺在中译本《西行漫记》初版序言里所说的,从这些记录和对话中,“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
“红星”坎坷的出版之路
其实,说起《红星照耀中国》,许多读者或许对它的另一个名字更为熟悉:《西行漫记》,直到现在,《西行漫记》和斯诺这个姓名仍是可以互相指代的。但你是否知道,当初选择《西行漫记》这个名字的背后,还有一段非比寻常的出版之路。
据脚印介绍,1936年10月下旬,结束采访后的斯诺秘密返回北平。而此时,国民党当局竟在西安刊登了“斯诺已被‘赤匪\’处决”的不实报道,美联社信以为真,将该条消息转发回国,斯诺的“讣告”甚至在他的家乡堪萨斯城排版待印……在此关键时刻,斯诺当机立断,即刻前往美国使馆出席记者招待会,公开其陕北之行的主要事实,并极其神速地在京沪等地的英文报刊上发表了毛泽东访问记和有关红区各方面状况的特写报道,引起轩然大波。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到11月就已发行了五版。
1938年2月10日,在胡愈之组织筹划下,以“复社”名义翻译出版了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书名译作《西行漫记》。虽屡遭国民党当局查禁,却丝毫不影响该书的畅销——1938年2月到11月短短十个月间,该书就印行了四版。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很多读者冒着生命危险争相传阅或者辗转传抄,有不少进步青年怀揣此书奔赴延安这个红星升起之地,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1979年,著名翻译家董乐山据1937年的伦敦初版本全文翻译了中文版,并恢复其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这一译本增译了第十一章中第五节的《那个外国智囊》,并校正了英文本中个别史实错误以及人名、地名、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版本。2016年6月份,人民文学出社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就是基于董乐山译本的全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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