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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故宫回眸:一个小镇与文物的邂逅

乐山日报 2015-08-23 19:12 大字

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外矗立的纪念碑 本报记者宋亚娟 摄“功侔鲁壁”牌匾失而复得资料图片■ 陈德忠

八年抗战期间,故宫文物南迁乐山,得到乐山人民尽心尽力的守护,最终无一毁损地完璧东归,功不可没,是乐山抗战文化的重大事件、闪光亮点。

烽火南迁路

在国难当头、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为保障国家文物不因战火侵凌、遭受毁损,故宫博物院经理事会商议协定,于1933年2月5日夜开始将精要文物迁地储藏,一路向南直抵上海。文物前后5批,共一万三千多箱,其中有青铜器、陶瓷、书画等故宫博物院历代文物珍品,包括皇史宬和内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档案,明清两朝帝王实录、起居注,以及太平天国的档案史料等。还有《四库全书》及各种善本、刻本,当时国内发现最早的印刷品之一《陀罗尼经》五代刻本,国内最古老的石刻“岐阳石鼓”。这些都是传承中华文明重要文脉的珍贵文物,从此开始长达8年的颠沛流离。

文物抵沪后,暂存于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的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同时在南京朝天宫抢建文物库房,并于1936年将存放上海的文物分5批迁往南京新库房,接着在1937年成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战火逼近,南京文物又分三路西迁,万里迢迢,运往四川。

其中南路西迁文物共80箱,多数曾参加了在英国举行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是故宫文物精品中的精品,先后经武汉、长沙、桂林、柳州,辗转运抵贵阳,最后储存在安顺华岩洞。1944年冬,日寇进犯贵州,文物又被迫转移到重庆巴县飞仙岩,直至抗战胜利。

北路文物经津浦线北上徐州,转陇海路运往宝鸡。后又奉命转移汉中,当时只通公路须由汽车运输,翻越秦岭,路面窄滑,这一路运输最为艰辛。为避免日机轰炸,这批文物又从汉中启运成都,一路翻山越岭,车载船运,历尽艰辛运抵成都,最后转运至峨眉县储存。这批文物共7286箱,于1939年7月11日运抵峨眉后,分别存放于大佛寺和西门外武庙两处。后从安全考虑,于1942年11月至12月期间,将大佛寺库存文物改迁至城西的许祠、土主祠,一直储存到抗战胜利东归。

中路基本走水路,共9331箱,由马衡院长带领部分员工护送,分19批经4个月运往宜昌,后转运重庆。随着日机不断对重庆狂轰滥炸,为保障国宝安全,必须撤离重庆,经马衡院长亲自实地考察,最终选定“乐山南乡安谷镇,有十几个祠堂可以借用。”“得到当地人士的协助,找到了七个祠宇做为库房。”后来担任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的欧阳道达也在他的著作《故宫文物避寇记》中提到:“一再履勘,始择定一寺(古佛寺)六祠(三氏祠、宋祠、赵祠、易祠、陈祠、梁祠),为存渝文物迁储仓库。仓库选定,一面兴工修缮,一面进行移运。”1939年7月10日至9月18日由重庆经宜宾沿江而上,用轮船将9361箱故宫文物和100多箱南京博物院文物,分27批次安全运抵乐山县安谷,分存于一寺六祠,完成了世界历史上一次罕见的文物大迁徙,一次伟大的文化长征。

功侔鲁壁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曾经这样评价:“故宫文物南迁和保护是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全民抗战的生动体现。”

当故宫文物用轮船运抵乐山冠英、杨卡渡和杜家场渡口时,因大渡河水浅,必须转卸到木船和竹筏上,才能经大渡河溯流而上运到安谷。一路上全靠人力拉纤,逆水前行,由小铜河、鹰嘴岩,经张二湾、王洛渡、魏洛渡、新开渡、中渡坎、河湾儿、顺河场等渡口、码头,分别卸载,再由民工将沉重的木箱抬上岸,搬运到一寺六祠库房中。数百名安谷乡民为此付出辛勤劳动,作出了巨大贡献。不仅如此,还有部分当地青壮年应聘到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打工,担任木工、泥工、炊事员、翻晒工等,协助保护文物。

故宫文物在乐山存放期间,地方政府、民众、社会贤达、文物保护者为保护国宝尽心竭力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特别是安谷镇各宗族祠堂主动移走祖先牌位,让出祠堂存放文物,这在传统宗族观念十分浓厚的乡村,需要作出何等重大的牺牲。乐山县政府为安谷、峨眉办事处和各存放点都驾设了长途电话,以便遇到紧急情况,及时与县政府取得联系,并加强了对存放点的警卫工作,守卫部队于1941年春换防后,由军事委员会直属特别工作服务团五连(驻安谷)和六连(驻峨眉)担任。两支部队军纪严明,换防时曾派员到驻地周围住户、店铺调查均无士兵借东西不还、赊欠债务等情况,很受民众拥戴。

故宫博物院驻乐山办事处还聘请安谷乡乡长刘钊为文物管理顾问,积极协助搞好各文物库房的安全保卫、维修服务等工作。身为当地袍哥组织的“舵把子大爷”,刘钊严格要求袍哥成员以民族利益为重,为保护国宝出力。保证了故宫文物存放安谷期间,从未受到社会闲杂人员、地痞流氓、土匪棒客的任何骚扰破坏,为故宫文物存放点营造了安全的社会环境。

抗战胜利后,马衡院长奉命负责故宫博物院复院事宜,自1946年开始组织西迁文物东归。分为两步进行,首先将巴县、峨眉、乐山三处文物运至重庆集中,再由重庆经水陆两路分运南京,前后历时两年,全部文物于1947年11月安抵南京,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故宫文物南迁史。

为表彰乐山安谷和峨眉守护国宝的功绩,故宫博物院特地呈报国民政府批准,以国民政府名义颁赠安谷6祠1寺和峨眉3个祠堂金匾各一块,由马衡院长亲书“功侔鲁壁”四个大字,以示嘉奖。

重访宝地安谷

岁月沧桑,时移物易,当年存放文物的祠宇已荡然无存,旧迹难寻。为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追寻久已忘却的历史记忆,再现当年军民守护国宝的丰功伟绩,两个古稀之年的当地残疾农民自发决定,投资一项公益事业,要在当年文物存放遗址——朱潘刘三氏祠堂旧地重新修建一座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以利于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农民企业家的王联春主要承担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曾担任过村支部书记的刘文龙则负责相关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从2008年底开始动工修建,在乐山市、区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下,经过一年多夜以继日的共同努力,一座古朴、典雅的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终于落成并布展完毕,于2010年春节前正式对外免费开放。

民间建成的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得到了故宫博物院的重视和支持。2010年6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85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北京、台北两地故宫协商决定重走文物南迁路。考察队30余名专家,从北京出发,沿当年南迁路线,踏访四省一市,于6月15日下午抵达乐山安谷,对昔日存放文物的遗址旧地进行认真考察,追寻前辈足迹,缅怀护宝情谊,体现了“温故知新——重走文物南迁路”的鲜明主题。考察团领队、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满怀深情地说:“今天我们来到乐山,就像回到了家。8年间,乐山人民与故宫文物同命运共患难,为保护民族文化瑰宝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对此无比感动,在此我要感谢乐山人民所作的贡献。”

当年国民政府颁赠安谷六祠一寺的“功侔鲁壁”牌匾,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已散失民间,经过多方搜寻回来的三块残缺断匾,如今被蒙上红布摆放在陈列馆的院坝中央。(下转第2版)(上接第1版)

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

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共分两大部分,其一为史料陈列馆展览,其二为向游客提供文化旅游服务的“战时故宫文化园”,使人们在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也能进行一次身心愉快的休闲旅游。

史料陈列馆所在地系原朱潘刘三氏祠堂库房旧址,依照原样修复,显得古色古香,庄严气派,从正大门进入院内,十尊南迁护宝功臣的塑像映入眼帘。他们是: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欧阳道达、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主任那志良、故宫博物院安顺及巴县办事处主任庄严、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科员梁廷炜、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及峨眉办事处科员厉钧先、中央博物院驻乐山保管人员尹焕章、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及峨眉办事处驻军警卫连长冯昌运以及与保护故宫文物有关的著名文化人士、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乐山乌尤寺复性书院院长马一浮。通过对这些曾经保护故宫文物的先辈们的深切缅怀,让儿孙后辈永远牢记这段无比辉煌的南迁历史。

展览厅内的图片、资料与实物,翔实、生动、形象,再现了故宫文物南迁的艰难历程,以及近年来海峡两岸开展的有关活动和研究成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近年由南京博物院赠送的当年运送文物的两个包装木箱,年代久远的封条和铁皮上传递出充满沧桑感的历史信息。“功侔鲁壁”的匾额虽然只是残缺部件,依然能让人怀想起国宝珍藏安谷时发生的无数感人肺腑的历史故事。

陈列馆对面山巅,是新开发的“战时故宫文化园”,沿着“长寿坡”高高的台阶拾级而上,一座高大、宏伟的纪念碑出现在眼前,在蓝天白云映衬下,显得格外庄严、肃穆。为纪念故宫文物南迁安谷而树立的这座丰碑,正面镌刻的是马衡院长的题词:“功侔鲁壁”,背面为现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的题词:“战时故宫”,彼此相互辉映,必将永垂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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