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一条泥土小道穿过一片翠绿竹林一座白墙围合的小院出
沿一条泥土小道，穿过一片翠绿竹林，一座白墙围合的小院出现：“中国营造学社旧址”，门上悬挂着一方黄色木牌，刻着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梁思成“关门弟子”罗哲文的亲笔题词。
2月24日，记者一行来到宜宾市翠屏区李庄镇上坝村月亮田，70年前，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曾经在此居住了6年。
今年1月底，位于北京北总布胡同的梁林故居被拆毁，令人扼腕。而在四川李庄的梁林旧居，记录下了怎样的旧事？保护是否依然完好？“有多少次，我在梦中都会想到再回李庄一次。”远在北京的罗哲文，在电话里这样对记者感叹。
A
情忆月亮田 煤油灯曾是奢侈品
“三叠阳关唱不停，催航汽笛一声声；难分难舍长回望，月亮田边情最深。”1946年离别李庄时，罗哲文写下了这首小诗。其实，对他们来说，在月亮田的生活并不是那么轻松。缺吃少医，连煤油灯都是过于“现代化”的奢侈品。
阳光洒落在李庄梁林旧居的天井中。这是一处清代晚期的四合院式建筑，天井后的一排房屋中还居住着上坝村的村民。
77岁的老婆婆陈安福头发已花白，正站在门前，“从小我就住在这里。”她指着前院那排房屋说，“以前那是我娘家的房子，后来梁思成他们看上了，我们就让出来了。”说这话时，她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1939年秋，梁思成带领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事从昆明入川。他们沿着岷江、嘉陵江和川陕公路，考察了30多个县，调查古建筑、崖墓、摩崖石刻、汉阙等长达半年。1940年，在当地开明士绅罗南陔等人的引荐担保下，“中国营造学社”一行人在李庄落脚。
在那风雨飘摇的年代，偏处长江边的李庄远离纷飞的战火，用广阔的心怀接纳着八方来客。不过，在李庄人的眼里，这些外来人非常神秘。
“他们出门都是四五个一路，穿着西装，与我们穿得很不一样。”80多岁的钟德芬，家在梁林旧居旁。那时她还不到10岁，并不知道这个院子里住的什么人，也不清楚这些人是做什么的。她只看见，院子里的人总拿些骨头、老房子残片回去，“开始大家好害怕哦。”渐渐的，当村民们与营造学社的学者们熟悉之后，才不害怕了。
当年，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只比钟德芬大两三岁，两人成了玩伴。不过，每次都是梁再冰出院到路口，叫上钟德芬一起玩。因为“梁思成的院子里，狗叫得凶，我们都不敢去。”加上路口长期有人守，一人守两炷香又再换人。
在钟德芬记忆里，梁林旧居的院子前有一棵桂圆树，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经常爬到树上去玩耍。旧居中，梁从诫的卧室里，挂着他对李庄生活的儿时回忆。
——“家里惟一能给母亲养病用的‘软床\’是一张摇摇晃晃的帆布行军床；晚上，为了父亲写书和我们姐弟做功课，全家点两盏菜籽油灯，当时，连煤油灯都是过于‘现代化\’的奢侈品。记得我在这里读小学时，除了冬天外婆亲手做的一双布鞋外，平时都只能穿草鞋。父亲爱吃甜食，但这里除了土制红糖之外没有别的。父亲就把土糖蒸熟消毒，当果酱抹在馒头上，戏称之为‘甘蔗酱\’。”
——“整个李庄没有一家医院，没有一个正式医生，没有任何药品。家里惟一的一支温度计被我失手打破，大半年母亲竟无法量体温。几个月的工夫，母亲就失掉了她那一向焕发美丽的面容，成了一个憔悴、苍老，不停咳喘的病人。”
和梁再冰玩了好几年，钟德芬却没有面见过梁思成。直到1946年梁思成一行离开李庄时，由于路太窄，搬东西时踩到别人家的菜地，商量赔偿，她才看清楚梁再冰的爸爸梁思成。“那时候，他们没钱，陪人家一张单人床和写字台，都是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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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映书案陋室完成《中国建筑史》
在李庄贫病交织的日子，梁思成和林徽因悉心指导着弟子，并在陋室中完成了10多万字的《中国建筑史》等著作。
梁从诫常常爬的那一棵桂圆树，对梁思成的“关门弟子”罗哲文来说，一样记忆深刻。梁思成在这棵树上拴了一根竹竿，每天带头爬竹竿练功夫，因为在野外测绘古代建筑，需要登房上屋。
罗哲文是宜宾人，从小就喜欢画画、做手工。由于抗战时期，上大学不用交学费，所以中学毕业后罗哲文报考上了好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可他听说在“中国营造学社”要测绘古建筑、要画画，觉得挺有意思，就选择了营造学社。
起初，罗哲文是为刘敦桢先生抄写《西南古建筑调查报告》的文稿。半年后，林徽因见这个宜宾本地招的年轻人对古建筑有悟性，在测量与绘图方面有培养前途，就提出把他调到梁思成手下培养，梁思成正式收罗哲文为弟子。
当年，梁思成指定罗哲文学摄影。当时测绘古建筑一靠手画，二靠照相。当时用的是捷克“方匣子”，不但会照，还要会修理。慢慢地，相机、手表、座钟之类的精密器械出了问题，大家都找罗哲文解决。
罗哲文回忆，执毫写字、拍古建筑、以诗纪实，是他生活的重要部分和工作技能，都形成于李庄的那段日子。时年16岁的罗哲文，仰慕师母林徽因用流利的英语与傅斯年、陶孟如、李济等人对话讨论。“可是，他们反而更为关注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技能的培训。”林徽因在给罗哲文和莫宗江开英语课的同时，又特意让刚刚来的卢绳讲授古典诗词。正是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督促下，罗哲文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学的钻研，养成“以诗为证”、“吟诗留史”的习惯。
对事业的热忱和学术报国的信念，仿佛一轮明月，照亮着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梦境。抗战前的十几年中，梁思成和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就已经调查了全国10多个省，近200个县，测量、摄影、绘制了2000余项建筑与文物。
在李庄，梁思成也常常带着罗哲文等人出去测量古建筑。旋螺殿，这座位于李庄镇南石牛山上的木结构建筑，明万历二十四年建成，梁架、花纹藻井都极富研究价值。奇特的是，整座建筑二层三檐，没有使用一根立柱，其力学结构堪称一绝。后来，梁思成将其写入《中国建筑史》，并在设计联合国议事大厅时借鉴了该建筑的力学原理。
阳光透过梁林旧居的木格花窗，洒落窗下的办公桌。墙上，挂着梁思成当年的窗下工作照。也是这样的角落、这样的阳光，1941年至1946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开始写作《中国建筑史》。书案上、病榻前堆起厚厚的《二十四史》和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文字记录等考察中国建筑的第一手资料。有时为了赶制绘图，梁思成不得不彻夜工作。林徽因的肺病越来越严重，经常大口大口地咳血。梁思成的身体也垮了，脊椎软骨硬化病使他不得不经常戴着铁马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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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在传递梁林旧居成“国保”
钟德芬平时还要回到梁林旧居去看一看、耍一耍。尽管她58岁的儿子江云松，已继她之后担任起旧居的看护人。“我还是要去看看才心安，丢不下那个人情呀。”钟德芬说。
李庄滨河公园，矗立着一尊梁思成的铜像。大师睿智的目光面向长江，似乎穿透岁月沧桑。这尊铜像，是去年罗哲文为恩师所立。
对李庄梁林旧居保护完好，罗哲文格外欣慰。但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对于故居，应该进入到保护的更高层次，那就是发掘、阐释、传递其所蕴含的感染力，“故居的力量，远远不只是产生旅游，而在于我们对往事和精神的寻找。”为立像一事，罗哲文还回了一次月亮田的梁林旧居。那个上午，大家徜徉在恬静祥和的小院里，谈论着中央电视台正在播出的系列传记片《梁思成与林徽因》，罗哲文再次回忆当年生活的艰辛、人生的曲折，特别是两位大师对他们这些弟子的激励。在罗哲文看来，这就是“故居”的意义——“通过缅怀产生认同，通过认同坚定脚步。”
梁林旧居的保护，也是一个多年坚持的成果。钟德芬记得，2006年梁林旧居房子经过维修，“朽坏的窗格子换了，檩子换了一些。”为了让旧居前那条狭窄的泥巴路稍微宽敞一点，钟德芬家的老房子拆了，搬到了几十米外的楼房上。也就是这一年，梁林旧居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最让钟德芬高兴的是，每隔两三年，梁再冰、梁从诫姐弟俩会回来看看。2009年，梁再冰又回来了一次，找着钟德芬摆了好久的龙门阵。“就在那个院子，她只吃了一点西瓜和糕点。我们还一起照了相。”
记者眼前的梁林旧居静悄悄的，江云松说，“平常都是这样，周末节日来参观的人会多一些。”人来得多时，他一天要打扫三四次院子。江云松笑着说，“总会有人来看看的”。据说李庄中学、小学，已开展“小导游”的特色活动。同学们经常来旧居流连，向游客讲述着那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
我们为什么要小心地保存这样的旧居？“故居是什么？是多元文化的象征和某一种具体情怀的寄托。它仿佛是一口口井，组成了一个城市的历史感、文化独特感和归属感。”罗哲文这样解答。
用平常的心做伟大的事
——罗哲文忆恩师
恩师树立了榜样
记者：80多岁高龄的您还在奔波保护文物，是什么精神在支撑着您？
罗哲文：助手齐欣曾问我，“梁思成和林徽因会想到自己到今天会这么有名吗？连他们住的房子都会有这么多人关注吗？”我和老伴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绝不可能想得到。”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在做认为该做的平常事而已。恩师，为我树立了榜样，那就是永远永远，用平常的心，去做伟大的事。
老天给了我一副很少去医院的身子骨，那我就不停地做呗。因为，旧的保护问题解决了，更多新问题、新要求便会应时而生。这就需要我们坚持不懈的热爱和不言放弃的忧患。
想在日本为恩师立像
记者：纪念恩师梁思成，您还想再做点什么？
罗哲文：2012年，我最大的一个心愿，还是关注将梁思成铜像更多地矗立在他工作、生活过的地方。目前，李庄完成了铜像矗立工作。随后，我们想争取和日本友人一起，尽快在日本也能完成这一项目。
在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转入反攻阶段，盟军准备对中国大陆的敌占区和日本本土进行轰炸。为了保护这些地区地面上的珍贵文物，恩师带着我来到重庆，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小楼里，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绘图工作。恩师特别向盟军提出要保护日本奈良和京都的建议。
就像当年恩师所做的一样，我们可以将文化遗产视作人类共同文明的代表作。而恩师的精神，也已经超越了他个人的魅力、时代的代表和民族的范畴，而日益具有跨文化视角下的传承意义。
蜀道向南是李庄
记者：近两年，您一直致力于蜀道申遗，蜀道和李庄有关吗？
罗哲文：有！从我的感情上说，“蜀道”应该涵括自成都向南，经宜宾蜿蜒的路段。
我所做过的工作中，有三条“线”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那就是推动长城、中国大运河和蜀道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长城，已经实现了。大运河，自2006年推动至今已走到了申遗的关键阶段。而蜀道申遗，2009年，我和齐欣，以及四川文物局的朱小南同志 “三人行”考察蜀道，我曾建议将推动大运河申遗的社会各界成功参与经验，移植到蜀道申遗上来。值得欣慰的是，经过三年的努力，成效显著。
□本报记者 陈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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