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遗址乡间觅踪
□张荣起
好多烟台人并不知道,硝烟弥漫的七八十年前,在我们胶东曾有一所响当当的高等军事院校,在近10年的时间里,上万名侠肝义胆的男女学子,在此边斗争边学习。这所军校的名字叫胶东抗大。聂凤智曾在这里当校长,迟浩田曾在这里上过学。
1940年4月,在严峻的抗日斗争形势下,为适应就近、就地培养干部的需要,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第一大队,不远数千里,来到胶东掖县(今莱州市)境内的三元村,与胶东军政学校(1938年3月创建于牟平崖子村)合并,组建成抗大胶东支校,通称胶东抗大(简称“抗大”)。胶东抗大没有固定校址,与百姓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树林、场院做课堂,膝盖、背包当桌凳,政治、军事、文化、哲学等课程一样也不缺。学员们边打仗边学习,还要自力更生,减轻人民负担。
1941年3月,牙山解放以后,胶东抗大进入栖霞,迂回山区办学8年之久,学员最多时达2000余人,曾享有“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盛誉。新中国建立后实行军衔制,有好多将军就是从“抗大”这座火线大学里走出来的。然而,世事沧桑,这段辉煌的历史,已被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淹没,不但好多60岁以下的人对这段历史浑然不知,甚至有人还对栖霞有这样一所大学提出质疑:“有证据吗?”证据当然有。三位“抗大”政治教员罗森、赵云锦、洪国治,牙山埋忠骨,“为国捐躯”“永垂不孝”碑,赫然屹立于英雄的山脊,深藏在民间的遗迹,更是举不胜举,笔者涉足抗大历史的调查近20年来,去过好多驻过“抗大”的村庄,先后采访过百余名抗大老兵或知情人,读过凡能搜集到的有关抗大的史料,基本弄清了“抗大”迂回迁移尤其是在栖霞流动办学的脉络,“抗大”留下的遗迹也一码一码浮出水面,诸如抗战期间,“抗大”进驻刁崖后与东夼(今凤凰庄)村时的村容照片,抗大宣传队在东夼村墙上写下的蓝字标语、聂凤智住过的民房及照片;抗战胜利后,“抗大”进驻牟氏庄园时,迟浩田曾站过岗的大门口图片,师古堂墙上的标语口号,少爷楼梁上宣传队写的快板、唱词等,均历历在目。然而,纵跨1948至1949年,“抗大”离开栖霞之前驻扎一年多的蛇窝泊镇文石村,不仅没留下相关的图片,文字资料也只在一篇回忆录中看到 “驻文石村”四个字。因没有任何线索,我也就无法前往调查。由于这个缘故,多次撰写胶东抗大史料方面的文稿,总难免留下 “抗大”后期无图片的遗憾。
幸运的是,近些年,随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建教育活动的推动,挖掘和保护红色文化遗址、开展红色旅游成为社会热点。胶东是革命老区,红色文化底蕴丰厚,包括胶东抗大在内的红色文化遗址,比比皆是,亮点纷呈,继海阳市地雷战纪念馆、牟平区杨子荣纪念馆建成之后,2018年6月,栖霞市胶东抗大精神教育基地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建中,我有幸参与,于是寻觅红色文化遗址有了充分的理由和正规的途径,与“抗大”有密切关联的崖子村和文石村,常在我脑海里旋转。胶东抗大组建前,胶东抗日军政学校创建于崖子村,资料只显示 “1938年3月成立于牟平县(今乳山市)崖子村”,没有当时住址的照片。偌大的崖子村,军校创建于何处,一直是我心中的谜。退休后每年回老家都要路过崖子村,在村口遇到老人,总要习惯地问一问:“当年您村有一所军政学校,知道不?”得到的回答,总是“没听说”三个字。参与胶东抗大精神教育基地筹建之后,我想进一步考证一下其具体住址究竟在哪里。先是拨打了114,经镇政府找到村支部孙书记的电话乃至加为微信好友,军校遗址自然成为主聊话题,孙书记虽然对此话题十分感兴趣,但遗憾的是50多岁的他,只听老人说崖子村在战争年代是共产党的大本营,好多重大事件从这里发起,但提起细节,概莫所闻,至于军校遗址,他发了好多张老房子照片并附言:据说这些老房子当年都有故事,具体情况说不清。我拜托他进一步了解一下,写个书面材料来,此后通过几次电话,都因善于操笔杆子的老人到威海住闺女家未归搁置下来。2019年6月16日,我同儿子驱车回乳山银滩老家给老哥烧“五七”,中午返程较早,行至崖子公交站点时,我让儿子在车上休息一下,我下车和几位老人闲聊起来,想不到邻村一位送女儿上车的王姓老人非常热心,他说,崖子村的孙氏祠堂和参加革命很早的一孙姓大户人家的闲房子,是当年八路军(三军)的老据点,兵工厂、军政学校发起时都离不开这些地方。他当时便打电话和崖子村一个姓孙的退休干部联系上并亲自把我送去见了面,说“崖子的事你就问他就行了”,方告辞而去。
老干部不足70岁,1938年他还没出生,他也是听老父亲在世时说过,孙氏祠堂等老房子曾驻过军政学校等革命组织。他也是个热心人,要领我去看看,很快打电话找来70多岁的孙老书记,一起来到孙氏祠堂。这是一座一溜七间坐北向南带大过道的砖石结构、保存较好的古建筑,大门上套有锈迹斑斑足有几十年没开过的大锁,透过门缝可以看到宽敞的大院内长满比人头还高的蒿草。老书记想找人把锁砸开,到里面看看,我深怀敬意地说,还是原封不动的好,胶东抗日军政学校创建的遗址基本可以尘埃落定了,我当即用手机将祠堂的外貌拍了照。接下来,我向他们讲述了栖霞衣氏祠堂风雨三百年,摇摇欲坠,就是因为沾了住过抗大、后方医院又是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谈判旧址的光,现已修复一新,作为红色文化遗址保护起来,说不定孙氏祠堂有朝一日,被有识之士重视起来,也会被复修保护,他们静静地听着,露出期待的目光。
胶东抗大驻文石村的具体住址也同崖子村一样。为了找到弥补这一遗憾的途径,我同样与文石村的负责人林成学建立了微信好友,而且开宗明义地表示要寻找驻过抗大的老房子。林成学同志确实很负责,不仅在村里做过一些调查,而且捎来一份《抗日军政大学在文石村驻军情况汇报》的资料,对驻军期间的人和事,尤其宣传队演了哪些节目,介绍得比较详细,但我急切寻找的旧住址却未提及。后来我又委托几拨下乡调研及驻点干部协助了解有关信息,都无果而终。
为了找到答案,我决定亲自去调查,并请林成学帮我召开了一次老人座谈会。在大家畅所欲言的启发下,今年86岁、当年十四五岁的林谣亭老师,回忆了当年的往事:“抗大”进村时,刚经历过1947年的土改复查,没收了地主不少的房屋,有的分给了无房的贫雇农,有的房子还闲着。“抗大”来了几百号人,闲房子不够用,就和群众同房居住。印象较深的有两处,一处是原地主“上海客”(绰号)林成章的东厢房两间客厅,是“抗大”王儒林校长的办公室。王校长平易近人,有时候也在这里接见村干部和烈军属,此房的大致位置虽然能够弄清,但原貌已不复存在;另一处是公兴福(堂号)林曰玳在文石南河北的油坊南厅,一溜五间,前有大院,院外有场院,是当时文石村最宽敞的闲屋,顺理成章地成为抗大宣传队排练节目、演出前化妆兼作男队员宿舍的地方,也是最吸引全村青少年的地方。当时为配合斗争形势,宣传队排演了大型歌剧《三世仇》《辖老妈》及演唱节目,文石村的男女青年林曰琴、林淑清、林曰忠、林琴英、林月英、林曰法7人,被吸收进去参与演出,要不是1949年5月为解放青岛部队走得急,说不定这7位青年也成为“抗大”人了。后来好长一段时间,《三世仇》《瞎老妈》成为文石村业余剧团的传统节目,就是抗大文艺宣传队播下的种子。所以,在人们的印象中,宣传队就是抗大的象征。大家像听故事一样听完了林老师的讲述,我也被带进新中国建立前那段岁月的回忆中。
会后,林老师和与会者顺着文石村靠东的一条南北大街,走了一段距离,在一幢带车库和耳房的新式民居前驻足,林老师说,这就是当年王儒林校长的办公旧址,几经拆迁后,这块宅基地重新分配,如今的户主是林春祥。花甲之年的林春祥也在现场,但他并不清楚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在林谣亭老师的引领下,大家几经转弯,进入一条鲜有人出入的小巷,面前突兀出现一幢与全村现有建筑颇不匹配的老房子,林老说: “这就是当年公兴福的油坊南厅,‘抗大’宣传队的所在地。”房子虽旧,但仔细观察会发现这里的做工很精细,尤其是门旁镶嵌的石雕拴马桩,可以见证它的年龄和品位。林老师说,从他记事起,村里人就说这座房子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他还记得拉道具的马车卸驾后,那匹枣红大马就拴在这个拴马桩上。抗大已离开文石70多个年头,由于村庄的幅圆不断外扩,原本位于村庄边缘的油房南厅,现已隐藏村舍深处,虽多年无人居住和料理,仍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是全村唯一没翻新的老房子。
“抗大”老兵虽然远去,但我的耳边仍然回响着他们昂扬的歌声。我情不自禁地按下相机快门,为胶东抗大后期未留图片的遗憾填补了一个空白,我对红色文化遗址的寻觅,也由此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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