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名背后的家族故事
吕伟达
胶东屋脊栖霞蛇窝泊东牙山山脉的群山中，有一个村子曾有个奇特的名字———泥都韶庄，如今称为小庄泥都村，但走访村中的王氏族人，他们更认可的还是泥都韶庄这个名字，因为这个村名背后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于七两次造反
明崇祯十五年（1642），清兵八旗从海上浩浩荡荡直插山东半岛，登陆后，先是攻克了宁海（今牟平）、福山、栖霞、莱阳、文登、平度等县城，所到之处，烧杀抢掠。顺治二年（1648）二月的一天，清兵又在栖霞唐家泊村敲诈勒索，一位被乡亲们俗称“于七”的好汉见状，怒不可遏，一顿拳脚三下五除二将几个官兵打翻在地，余下官兵见势不敌，便逃回了县城。随后官府几次征讨、报复，均被于七率众打败。这一消息像惊了枪的鸟儿，风快地传到了北京：于七造反了！
于七（1607—1701），生于栖霞县唐家泊村一个富户家庭，字孟熹，号乐吾、依本家兄弟大排行行七，俗称于七。顺治八年（1651），清廷登州知府张尚贤亲赴唐家泊陈言利害，招安了于七，解散了义军，并委以“栖霞把总”职务。顺治十八年（1661），农历五月初五，于七妾与于九之妻在莱阳县宝泉山赶庙会，被当朝兵部主事宋璜之子宋彝秉撞见，宋见于九之妻年轻貌美，上前调戏。于七妾上前警告：我等栖霞于七眷属，休得无礼……宋彝秉对于七这个名字不屑一顾，令家奴抢人。此时于九大怒，将几个家奴打翻在地，又将宋彝秉暴打了一顿。宋彝秉被打伤后，反而诬告于七谋反，于是于七被迫再次举起反清大旗。于七依托牙山为屏障，在牙山与清兵展开生死血战。清兵采取长围久困战术并调来红衣大炮，于康熙元年二月攻陷牙山。据传危急之时，于七趁夜杀出重围，逃到福山峆寺。被方丈毁容后，到今青岛崂山华严寺出家，法号照瞳，后成为华严寺第三代方丈高僧。如今于七墓仍在崂山。
韶庄泥都村名来历
2006年6月14日，笔者有幸参加今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古现镇河北村王懿荣家族族谱续修大会，笔者承蒙厚爱，担任顾问之职。有一天，从栖霞来了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叫王振山，是来认祖归宗的。落座后，讲述了一段尘封了400多年的陈年往事，使在场的人无不感慨不已。他说，他的始祖是王道增。他们全村王氏均为王道增与戚继光女儿戚韶君的后裔，因为是戚韶君建立的这个村所以叫韶庄泥都。据《栖霞市地名图集》记载：“地名中没有韶庄泥都，只有一个小庄泥都。”为什么称泥都？因此处旧称泥都洼，又因庄小人稀故称。笔者又采访过来自小庄泥都的原古现三中校长王金耀、原福山区文化局老干部王者昌等人，他们异口同声称是韶庄泥都。至于现称小庄泥都不知是何时说法。
又据《戚继光志》记载：“戚继光原配夫人王氏不能生育，后又相继娶陈氏、沈氏、杨氏三妾，先后有五子：祚国、安国、报国、昌国、兴国。”旧时重男轻女，没有列出戚继光的女儿。不过据史料显示，戚继光确有两个女儿，长戚元君、次戚韶君。
王道增（1577—1659），字仰池，生于明万历五年丁丑，卒于顺治十六年已亥，享年83岁。王懿荣直系八世祖。《福山县志稿》《王氏家谱》记载：王道增“生而俊伟，秀目美髯，性阔达倜傥，多大略。”父亲王久任，岁贡生，官至山西文水县主簿，有官声。王道增17岁便挑起家庭重担，为了还贷，他敢于揭登州府告示榜，率领本家兄弟，远航为军队送给养到今长山列岛、长海列岛等诸岛，以及一些偏远小岛，他被地方志称“闯岛送给养第一人”，朝廷为他记下军功。在明朝叛将皮岛守将李九成攻打福山县城时，王道增与知县共商大计，并发动族人组成“敢死队”，击退了叛军，保卫了福山县城。崇祯十四年（1641），福山遭遇到千年不遇的自然灾害，王道增第一个站出来发动族人，赈济灾民，设粥棚，救济往来灾民。福山知县十分感动，赠诗赠匾。王道增还被百姓推举到“乡贤祠”。王道增有六个儿子：长子王骘，于清顺治十二年（1654）考取进士，历官主事、郎中、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户部尚书，官居正一品高官。其他五子皆为朝廷命官。王道增逝后，被朝廷诰赠礼部儒官高衔封典。在胶东一带流传的“罗山坡故事”原型即是王道增。
2006年10月出版的《王氏家谱·老谱卷》第397页有这样一段话：“王道增有两房夫人，原配夫人戚继光之女戚韶君，生一子王阮……第二夫人生六子。”这王阮自幼喜欢舞枪弄棒，长大后文武双全，清初于七在栖霞牙山起义抗清，顺治十八年攻打福山城，曾在古现磁山一带招兵买马，训练军队。这时王阮与于七联系紧密。王道增怕受牵连遭灭门灭族大祸，将其母子送到远离家乡的栖霞山区隐居。母子二人在那里安居乐业，繁衍生息，并取名韶庄。
王氏家谱中隐去的故事
王道增为避祸遣走妻儿的事，只在王氏家族中口口相传，而不见于王氏家谱，这是为什么呢？
为了修撰韶庄王氏家谱，1991年，我们一行三人去古现访问，见到了王珍士老人。我们提出《王氏家谱》上没有王道增遣走妻儿的记载。老人解释道：“我们王家做清朝的官，子孙反清是大逆不道，要遭满门抄斩之祸，家谱岂能记载？”老人见我们持怀疑态度，坚定地说：“韶庄《王氏家谱》上的记载：始祖（八世）道增，二世阮，我是十三世……”
其实，从王氏家谱的字里行间已经给出了一些端倪：其一，王骘于顺治十二年（1654）中进士，授户部主事。身为王氏家族第二个进士，王道增把家族振兴希望寄托在王骘身上。所以他要坚决与于七划清界限。不过有个问题是，于七第二次造反，已是顺治朝最后一年了。离于七起义失败仅二年，王道增已于顺治十六年（1659）去世。送戚韶君母子的时间应是王骘考取进士以后。当时虽然是于七招安期间，可能王道增知道，于七在韬光养晦，伺机东山再起，所以怕影响王骘政治前途，坚决采取果断措施。其二，据《王氏家谱》记载：“于七造反时，在古现招兵买马，发现古现河北村有一力大无比的王金，被于七相中，想委以重任。”王氏家族怕家族受到牵连，果断地将其用计处死，并立一碑为记，后称“小北碑”，此事流传至今。可见当时王氏家族对于其子弟参与造反者，一定是讳莫如深，王道增遣走妻儿的事自然不会记在家谱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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