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七十多年的恩与爱
王光禄撰文/供图
①烽火弃婴
“小孩儿没娘，说来话长”，对蓬莱73岁的骆万强老人来说，应该是“小孩儿俩娘，说来话更长”。
蓬莱市小门家镇大骆家村的戚和春老人已经89岁高龄，骆万强老宅的邻居骆行伦、张桂芬夫妇也年近八旬，寻访时，在他们那里获知的信息，后来都得到了骆万强、门玲英夫妇的确认，也有相关的文字来佐证。这些材料所反映的，都是骆万强的来历———
1945年冬，陕西延安。经过组织安排，时年41岁的李造森（江西于都县人，1904年出生，1932年参加革命，是经历过长征的红军）与年龄小他21岁的杨波（江苏泗洪县人，1925年出生，1944年参加革命，新四军护士）结为夫妻。次年春天，李造森随部队北上，年底，迎来了他们的孩子李吉东。烽火连天的岁月，身为护士的杨波一边工作一边哺育婴儿。1947年秋季，转战在山东蓬莱艾崮山区的杨波所在部队面临着国民党的清剿，形势紧迫，部队要紧急撤离（当地人称为“跑反”）。国民党的大部队已经逼近，而带着伤病员的卫生队却行进缓慢，险象环生，差点儿被包围在山沟里，婴儿的啼哭随时都可能暴露行踪。为保证部队的整体安全，杨波含泪给孩子喂饱奶后，将熟睡的婴儿放在了村里集镇大刘家村一处废弃的碾房里，亲了又亲孩子双耳后面的“耳仓”（耳廓外侧天生的好像被手指甲掐出的印痕），看了又看孩子左腿内侧的一枚黑痣，然后用组织配发的粗棉布把婴儿包好系紧，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②艰难育儿
1947年的秋天，好像来得早也冷得快。一天早晨，家住蓬莱小门家镇大骆家村的骆行道、王桂芳夫妇正在家里吃饭，王桂芳的弟弟风风火火地从五里外的李家沟村跑来，“邻村大刘家妇救会干部捡了个男孩儿，说是可能是前两天‘跑反\’的队伍丢下的，我让他们先照顾着，想要来送给你俩养，咋样？”骆行道夫妇成家多年，一直没有生育，不久前跟弟弟提过想领养孩子。夫妻俩当即跟着弟弟出了门，看到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婴儿，王桂芳抱起孩子就不撒手了。几天后，通过当地政府办理了领养手续，两人给孩子起名“骆万强”（因为襁褓里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信息，就这样，“李吉东”变成了“骆万强”）。
在那艰苦的年月里，大人尚且食不果腹，哪有营养品喂养才十个月大的婴儿？据戚和春老人透露，骆氏夫妇对这孩子视如己出，主要靠三个办法喂养：一是金贵的苞米面或者胡秫面（高粱面）粥，但不能保障充足供应；二是王桂芳成天抱着孩子满村转悠，挨家挨户恳求哺乳期的妇女可怜孩子几口奶水；再就是，家里储藏了大量漤好的柿子，提前搁在饭碗里，用葫芦瓢扣在锅盖上保温，孩子一哭就赶紧堵在嘴上给他吸吮。冬天的夜晚异常寒冷，没有取暖设施的屋子犹如冰窖，孩子冻得哇哇哭，骆行道就用破棉袄紧紧包裹着孩子，整夜整夜躲在村里的油坊里，靠油坊榨油的热量取暖，经常一晚上一晚上捞不着睡觉。
辛苦没有白费，骆万强健健康康地成长，会站立了，能行走了，敢撒手跑了，会叫“爸爸妈妈”了，每一点成长进步都令夫妇二人喜不自禁。日子虽清苦，但一家人有说有笑，和美知足。
③两厢揪心
1955年春，已经转业到江西省基建局的李造森与转业到南昌市保育院的杨波夫妇，用小车推着女儿李吉华在人民公园散步，恰遇李造森的工友骆行忠。来自山东蓬莱的骆行忠带有胶东人特有的直率秉性，快言快语道：“哥嫂你们真幸福啊，有儿有女，而且都长得那么漂亮可爱。”一句话惹得杨波当即止不住地抹泪，随后放声大哭，搞得骆行忠一时不知所措。第二天，骆行忠向李造森询问缘由。李造森长叹一声，这才讲起1947年秋天杨波碾房弃婴的往事，说是多年来一直在找都没有音信。他们现在的一儿一女都不是亲生，因为杨波在转战中患了病，不能再生育。儿子李吉安是收养的老红军的后代，女儿李吉华是杨波哥哥家过继来的侄女。距离亲生儿子李吉东失散已经七八年了，这些年来，杨波几乎夜夜哭泣、无法安睡。骆行忠听了，为自己的冒昧自责了好久。
许多事情的转机都在不经意间。“作为两家的牵线人，骆行忠一直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对还是错。”戚和春老人很是感慨。当年夏天，骆行忠申请到一次回乡探亲的机会，回到阔别多年的蓬莱老家。听说邻家骆行道大哥40多岁添了一个大儿子，但他很快就从乡亲那里得知，这孩子是捡来的！联想到李造森讲述的故事，他心里“咯噔”一下：难道，世上真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待查问了孩子抱来时的包裹物、衣着等细节后，他确信这就是李家失散的孩子李吉东。回到南昌后，他连夜赶到李造森家，把李单独拉到房间里，“老李，你的孩子有下落啦！”李造森当即就双膝跪地，恳求骆行忠细说端详。为了进一步确认，骆行忠又写信给骆行道，编排了个理由索要全家福照片。不明就里的骆行道专程带着妻儿赶往几十里外的乡政府驻地，拍了张黑白照邮寄过去。通过照片，李杨夫妇基本认定孩子就是失散的李吉东。
很快，带着组织开具的介绍信，满怀欣喜的杨波独自一人风尘仆仆从一千公里外的南昌赶到蓬莱，直扑大骆家村。乡公所安排她住在骆行道的邻居骆行伦（骆行伦的父亲时任乡长）家里。面对这突然造访的不速之客，骆行道夫妇乱了阵脚，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面对来客、如何安置时年7岁尚未上学的骆万强。当杨波见过孩子，在场人都验证了她之前所描述的孩子耳朵“耳仓”、腿上有黑痣等特征后，杨波难抑激动的心情，将孩子紧紧搂在怀里痛哭不止。骆行道夫妇怕吓着孩子，赶紧劝解开，并告诉懵懂的骆万强：这是远房亲戚，想认他做干儿子。
吃过当天中午的面条，骆万强就被转移到亲戚家躲藏起来。“她（杨波）白天窝在东厢房里抱着个小白条篓子哭，晚上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地哭，成宿不睡觉，声音凄惨，而且那么年轻（时年不到30岁）就掉光了头发，整天戴着帽子，满嘴都起了燎泡，真是可怜……”骆行伦夫妇转述老人们的说法，带着无限同情。
住了将近一个月，杨波一直没能再见到孩子。返程前，她通过组织第二次跟孩子见面，要求带走骆万强，并承诺安排骆王夫妇的工作和生活。骆王夫妇断然拒绝，称他们不接受杨波带来的五千元寄养费，只要把孩子留下；他们也不会跟着去江西南昌，如果杨波非得把孩子带走，那他们夫妇只有以死抗争。带着哭肿的双眼、带着感恩的心绪、带着无限失望和惆怅，杨波洒泪而去，回南昌后一病不起，住了四十多天医院。此后，李造森、杨波夫妇通过书信保持着与骆家的联系，不时给孩子邮寄金星钢笔、高级笔记本等学习用品和食品、衣物，聊慰思念之情。骆行道、王桂芳夫妇一如既往地照顾孩子并把孩子看得更紧，生怕失去了心头肉。一家得不到，一家怕失去，相隔一千多公里的两户人家，就这样在完全不同滋味的两种生活中煎熬。
④相聚言欢
1967年夏，联中毕业后的骆万强已经长成健硕俊朗的棒小伙儿。随着时间的推移，拜望双亲、安慰双亲、报答双亲的念头愈发强烈。一年前，经人介绍，他认识了爱人门玲英。请示养父母后，他决定带着未婚妻去趟江西南昌。“当时的人思想都比较封建保守，没出嫁的姑娘跟着别人外出怕招人议论，所以起先我是不同意跟着去的。可俺爹说，他都答应骆家了，为的是跟着去能把万强拽回来！最后我哭了半宿还是没拗过俺爹。”说起这些，现已七十多岁的门玲英仍满含羞涩。“去之前专门寄了信，以免唐突。当我俩背着蛇皮袋子在江西省基建局找到父亲时，他并不惊愕。我问，‘请问您就是李造森吗？\’他答‘是\’，我就叫了一声‘爸\’。第一次见面就是这么简单”，时隔这么多年，当时见面的情境，骆万强仍然记忆犹新。“到了南昌我那准婆婆家，她上班回家给我们擀面条儿，‘上马饺子下马面\’，规矩跟咱这里基本一样。”门玲英也感觉当年的情景近在眼前。“准婆婆拿出一方粗棉布，让我猜猜能有多少年了，我摇头，‘你屋子里的东西俺咋知道？\’她说，‘万强多大它就多少年了，这是当年组织上配发的布，丢他时用的是另一半儿……”我和小姑子住一屋，万强和他爸住一屋，我躲在卫生间里能直接看到万强那屋。我那当护士的准婆婆晚上下班回家，总是先去万强那里，拉着他的手，摸摸脸儿摸摸\‘耳仓’，抱着哭上一顿，最后给万强盖好被子，总是把那块粗布盖在被子上才回自己的屋睡觉。当时，俺就想，这个妈妈真是太不容易了，要是有机会我愿意替她做些事情来弥补。”
回蓬莱不长时间，骆万强、门玲英就举办了婚礼。次年，骆门夫妇的长子骆福年出生。山东蓬莱与江西南昌，鸿雁传书越发密集，亲情往来其乐融融，每年春节骆万强都去南昌探望双亲，“当年生母来寻我时，村里同帮同岁的孩子听大人说我是捡来的孩子，在干架时他们会欺负我，骂我是‘野孩子\’、‘野种\’，现在我有了两个爸爸、两个妈妈，而且都是至亲至爱，那些小子只有羡慕嫉妒的份儿了！”话语间，骆万强难掩自豪和庆幸。
1971年，李造森申请组织协调，将在村里担任团支部书记的骆万强安置在蓬莱燃料公司工作。1980年，骆万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⑤特殊弥补
1970年，随着骆万强次子骆晟年的诞生，遥远的江西南昌发来贺信。待孩子满百岁时，南昌再次来信。“接到那封信，我哭了好几宿。”门玲英说，“那是万强的生母、我那苦命的婆婆写来的，基本意思是，‘我怀着十分忐忑又十分矛盾的心情给你们写信，提出一个不近人情的请求，我知道肯定会让你们为难，但我实在没有办法。寄出的这张信纸，是我写的第十张，前九张都让泪水打湿了。我求求你们，现在你们有了第二个孩子，能不能把大孙子给我们带？好让我有机会来弥补当年丢下万强所带来的缺憾！\’言辞恳切，近乎哀求，我简直都没有办法拒绝……”
当时，由于多年的往来沟通，骆行道、王桂芳夫妇对李造森、杨波的芥蒂和戒备已经消除。同为母亲，王桂芳也感觉自家当年的决断太过不近人情，或许出于歉疚的心理吧，当得知杨波这一请求时，两位老人商量了两天两夜，最终同意送出长孙。这让原本犹豫不决的门玲英不知所措———一直想能够帮助婆婆做点啥儿，可真到了节骨眼儿，怎么也下不了这个狠心。夫妇俩经历了一周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的折磨，还是毅然做出了满足老人愿望的决定。
1971年春节前夕，骆万强带着三岁的长子去了南昌，担心孩子不适应，他还特意多待了些日子。当骆万强正月十五只身回到家，度日如年、日夜巴望的门玲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放声大哭。“这哭一直持续了整整四年。真是的，婆婆当年为了革命，逼不得已才丢下孩子，精神令人敬佩，要不是这种情况，就算要了我的命，我也绝对不会答应！这也是儿媳对老人的孝敬吧，可这代价也确实太大了，挖走了心肝一样，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想像的呀。”“万强告诉我，长子骆福年改从了李姓，名叫李伟。隔了四年，有一天我跟万强说，走，咱也不提前写信，直接去看看李伟在那里生活得咋样。于是俺俩就直接去了南昌，爷爷奶奶和叔叔、姑姑待孩子还是蛮好的，只是，分离多年生分了，孩子完全躲着俺俩，叫俺揪心哪！还有，虽然那边的亲人对孩子多有照顾，但孩子的童年毕竟缺失了母爱和父爱，这让我五十多年来一直愧疚着，对不住俺那大儿啊！”
⑥心存感恩
1975年，骆行道去世。1992年，王桂芳去世。“两位老人走得都很安详”，骆家邻居骆行伦、张桂芬夫妇道：“哎呀人家万强很人性的，对待养父母一点儿没有二心，吃的用的尽着老人，从来不给老人气儿受。他妈妈（养母）没牙了，甚至都嚼着一口一口地喂。他妈妈后期跟着去蓬莱城里住了，天气好的时候，万强总是或抱或搀，陪老人外出晒太阳，这样孝顺的孩子，俺这三里五村的也难找啊。”
骆万强也颇多感慨，“其实早些年也不是没有动过跟随亲生父母去南昌生活的念头，但俺放不下这边儿啊，养父母含辛茹苦把俺喂养大了，我一走多伤他们的心啊，做人不能那么没良心。不觉得隔阂？不觉得！小时候俺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不是他们亲生的，哪怕生母找来以后别人说我是捡来的，我也没有觉得自己是外人。老实说，老人待我太好了。我那养父、养母都是文盲，大字不识一个，但他们善良、他们真诚，他们有一颗热得发烫的心……”1994年清明节，骆万强带着两个儿子给老人竖起墓碑，在碑的背面刻上了八个大字：“养育之恩世代相传”。1993年，杨波去世。1998年，李造森去世。在两位老人生病期间及弥留之际，骆万强、门玲英夫妇一直陪伴在身边。“生父第一次看到我时，我已经成人，此后他曾借助江西省组织干部到蓬莱旅游的机会专程来看过我，虽然我们爷儿俩少有促膝谈心，但他言语间透露出的拳拳父爱，足以让人感动。而我的生身母亲一辈子承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作为一个母亲，这是多大的煎熬啊。应该说，我是不幸的，曾经被丢弃；可我又是万般幸运、幸福的，因为我有两个爸爸、两个妈妈，他们都那么真心地对我好。还有，爱人那么通情达理，仅凭她当初能顾及我生父母的感受、答应把大儿子送出去这一件事情，我就得佩服她、疼爱她一辈子。我一直珍存着生身父母的照片，闲睱时经常拿出来看一看、摸一摸、想一想，我要教育后代，不忘记老一辈革命者的牺牲付出，珍惜现在的和平安宁，做善良、正直的人，做奉献、仁爱的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说到这里，骆万强老人凝视着老人的照片，陷入了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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