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划舢板接“重庆号”起义代表, 84岁老战士孙喜庭回忆“重庆号”在烟台的5天

1949年2月25日，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在上海吴淞口光荣起义，次日安全驶到解放区烟台港，5天后，“重庆号”由烟台港开赴葫芦岛。虽然“重庆号”在烟台仅仅停留了5天，但这5天对“重庆号”的起义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家住蓬莱市、今年已经84岁高龄的老战士孙喜庭，他当年所在的部队就驻扎在烟台山下，也正是孙喜庭与另一位战士一起，划着小舢板接回了“重庆号”上的起义代表，并保持着起义代表与中共烟台市委之间的密切联系。

一夜之间，一艘军舰出现在烟台近海

“我当时只有19岁，是一名普通的通讯兵。”孙喜庭老人回忆，当年他所在的部队是烟台独立团三营，就驻扎在烟台山下。1949年2月26日的早上，当他到哨所进行观察的时候，突然发现在烟台山北面不远的大海里，赫然停泊着一艘大型的军舰。“我当时立刻跟营部领导进行了汇报，不一会儿，领导作出了指示，把所有重武器全部布置在烟台山北侧，并命令我继续对这艘军舰进行监视。”孙喜庭说，后来自己才知道这艘军舰就是大名鼎鼎的“重庆号”。

原来，“重庆号”轻巡洋舰是二战后英国政府送给中国政府的一艘著名军舰，是国民党海军中最大最强的主力战舰，被视为“王牌”军舰，并于1948年8月从英国驶至上海，准备参加内战，同年10月，被推上内战的第一线。然而在“重庆号”上的地下党组织和一些爱国志士的努力下，1949年2月25日，“重庆号”在上海吴淞口光荣起义，经过25小时的持续航行，行程520海里，于26日清晨，胜利到达山东解放区烟台港。“从发现军舰，一上午船上也没有任何动静，一直到中午，我看见军舰上挂起了白旗。”孙喜庭说，当他把这一消息向上级汇报时，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可能是一支起义的部队。”孙喜庭奉命继续监视军舰的一举一动。

划着小舢板，迎接起义的代表

就在军舰挂出白旗后不久，孙喜庭通过监视发现，有一艘小快艇从军舰附近驶向岸边，当这一发现再次汇报给营部时，孙喜庭得到了一个新的任务：到海上迎接。“烟台那时也刚解放不久，条件很有限，没有快艇，只能划着小舢板去迎接。”孙喜庭回忆，当时他跟一位副班长一起，划着舢板来到了海上，并跟快艇上的人进行了接触。“我还记得快艇上一共三四个人，带头人个头不高，黑黑的，也很瘦。”孙喜庭说，自己也是后来才知道，这位带头人就是一直“潜伏”在“重庆号”上的地下党组织成员王颐桢，也正是在王颐桢和其他地下党组织成员一起的努力下，成功策划了“重庆号”起义。

在跟王颐桢一行人一起登岸后，从王颐桢口中得知，军舰上虽然大部分官兵支持起义，但仍有一部分顽固派，目前被关押在船舱里。“为了保险起见，部队又从其他地方调配了一些重武器。”孙喜庭回忆，当天晚上烟台山北侧就架满了榴弹炮、高射炮等重武器。

5天后，“重庆号”秘密驶离烟台港

既然当时烟台地区已经是解放区，为何“重庆号”不直接在烟台港靠岸呢？“当时也有多方面的考虑，最后上级决定不在烟台港靠岸。”孙喜庭回忆，在王颐桢一行人登陆后的第三天，又从军舰上下来一批人，而这其中就有“重庆号”舰长，后历任我国北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的著名爱国将领邓兆祥。“邓兆祥登陆后，被安排住在烟台山上的一座房子内，并由我负责日常的一些照顾。”孙喜庭说，自己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双方的意愿进行互相传达。

据孙喜庭回忆，当时烟台虽然已经是解放区，但仍不时有敌军的侦察机在天空盘旋，为了保证“重庆号”和军舰上官兵的安全，起义代表希望军舰在烟台港靠岸。经过上级的研究，这一要求并未通过。“我记得当时有3个条件制约了‘重庆号\’靠岸，第一个是必须要等到涨大潮才能靠港；第二是烟台港并不是军港，军舰要想停靠，需要破坏一些港口设施，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旦敌空军来袭，军舰无法隐藏。”孙喜庭告诉记者，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重庆号”在烟台停留了5天后，按照上级决定准备秘密驶向葫芦岛。“当时，为了防止‘重庆号\’上一些顽固派的反抗，我们还挑选了100多名身强力壮的战士，携带武器登船押送。”孙喜庭说，由于当时自己年纪小，个头不高，并未被选中，他随即也就结束了此次“重庆号”停靠烟台一系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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