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总用后悔药为校车超载“埋单”
本报评论员王小丹
12月27日6时50分，蓬莱交警四中队在开发区小学对接送学生车辆进行突击检查时查获一辆中型客车，清点发现这辆核载8人的中型客车实际装了30名小学生，超员达到200%，车内景象令交警震惊。蓬莱市民郑某购买此辆中型客车私自运送蓬莱开发区小学学生上放学，为谋求利益最大化置学生安全于不顾严重超员载客。另据调查发现，这所学校并没有一辆正规校车，学生主要依赖如郑某这种私家车司机接送上下学。（详见本报今日A15版报道）
这则不过千余字的新闻，让人读来字字沉重，冷汗直流。距离12月24日“平安夜”江西贵溪市滨江镇幼儿园面包车侧翻水塘造成11名孩子死亡事故不过短短3天，身边这让人倒吸一口冷气的事实再一次捶打拷问：如何在校车超载伤亡事故发生之前就扼住悲剧的喉咙？仅靠一再的沉痛追问和媒体呼吁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治愈违规校车痼疾？
校车超载事故发生频率之高，百度搜索就可显见，仅仅进入12月以来，全国各地发生的校车伤亡事故就有数起。一边是血的教训之后痛彻心扉的捶胸顿足，一边是既得利益者麻木恣睢地违规操作。“夺命超载”不歇，究其根源至少有两点原因：其一，利益最大化前，罔顾法纪铤而走险；其二，条件所限，存侥幸心理得过且过。但根源无论在何，都决不容有任何姑息，因为对校车超载的任何一点姑息，带来的都必是悲剧。
国内的校车超载多集中在偏远和农村地区，教育发展不平衡、公共资源不均衡等是现实原因，为此，政府对民办学校的教育扶持十分重要。但与此同时，面对铤而走险的“夺命超载”、面对屡屡现于报端的校车伤亡惨剧，我们不能只是哀伤地说一句“愿天堂里没有超载校车”，而是痛定思痛，最快地制定最完备的对策、最严格的执行最严厉的处罚，来补上校车安全的缺位。
推动立法完善校车制度，将校车安全上升到法律法规严格管理层面，从严制定处罚措施、加大惩处力度以儆效尤，只有极大地增加“做坏事”的成本，人们才能更趋同于去“做好事”，没有严苛的查纠处罚力度，校车之痛就无法在根源上得到遏制。
还有令人痛心的一点，就是家长在事关孩子生命安全的校车问题上的“宽容”。就以此次为例，蓬莱交警部门曾经查扣了一辆违规接送学生的私家车，车主认错认罚，家长却意见很大，因为没了这辆车，孩子上学都是问题。只图眼前方便，却将孩子的安全乃至性命丢在超载校车上不顾，如此为人父母者，虽是因有现实情况的限制，但不负责任的程度也令人嗟叹。
在每一起校车事故背后，都是对学生安全责任的失守，这种失守，有政府和主管部门的监管缺位，也有学校和家长的职责缺失。超载校车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安全意识层面的问题，而是缺少了一条从国家立法、政府投入、制度管理、处罚规定等环环相扣的“安全链”，这条“安全链”倘不完善，校车安全就无从谈起。
整治违规校车不应等待，不容懈怠，别再让为孩子敲响的丧钟，敲击得胸口生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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