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鸣和他的“文化苦旅”
他积淀几十载写下了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研究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的专著———《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揭示山东半岛与韩国交往的历史专著《山东半岛与古代中韩关系》。
前不久，一本名为《山东半岛与古代中韩关系》的书在我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作者通过20世纪以来、尤其近30年来考古发现的大量挖掘和东夷文化研究众多学术成果的问世，证明了山东半岛在史前时期与朝鲜半岛就已经有了多种形式的联系与人员往来，而到了春秋时期，齐国已与韩国有了大量的贸易往来。书中分析了先秦时期山东半岛人群向朝鲜半岛的迁徙、秦人徐福东渡，以及从汉、唐到宋、元、明、清时期山东半岛与韩国关系的发展等内容，为中外文化交流史和齐鲁文化研究提出了新成果。
众所周知，1912年创办的中华书局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是最能代表中国古籍、学术著作出版水准的出版社，能够把自己的作品上印上“中华书局”的字样，也是很多学术作家梦寐以求的努力方向。在位于鲁东大学的胶东文化研究中心，YMG记者见到了该书的作者刘凤鸣，一起对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山东半岛与韩国交往的历史进行了梳理，也听这位多年来孜孜不倦挖掘拯救胶东文化的老学者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寻找“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1949年出生的刘凤鸣是莱州人，曾任山东烟台师范学院副院长和党委副书记，现任鲁东大学党委副书记、胶东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多年来专注于胶东文化研究。说起为何会想到研究山东半岛的中韩关系，并写出了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专著，就不能不提起刘凤鸣的上一本著作———2007年12月出版的《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刘凤鸣告诉记者，近几年来，我国沿海一些港口城市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活动火热开展，特别是宁波、泉州、广州等中国东部沿海城市，投入了许多资金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址进行保护和开发性研究，并依据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各具特色的“海上丝绸之路”城市，一时间“海上丝绸之路东方最早始发港”、“海上丝绸之路的启锚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首发地”等招牌纷纷打出。
“从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对‘丝绸之路\’进行国际性的全面研究，但联合国的多次关于丝绸之路的考察，无论是陆路的还是海上的，作为丝绸之路源头和最先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山东半岛并没有列于考察名单，山东半岛在丝绸之路上所应有的重要历史地位并没有得到认可。”刘凤鸣认为，作为山东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山东对外开放文化，即山东的丝绸之路文化，并没有进入联合国有关组织机构官员们的视野，这与中国最先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大省的地位很不相符。
于是，刘凤鸣通过对史料记载、考古发掘开始了艰辛的研究工作，终于通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为山东半岛沿海港口城市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提供学术支撑。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山东半岛在不同历史时期中韩日三国的经贸、文化交流和友好，不仅首次提出了山东半岛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首航地，还把山东半岛先民开创中朝日民间文化交流活动提前到史前时代，扩展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时间跨度。
一系列崭新课题的推出，也得到了国际上的关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丝绸之路项目办公室的技术总顾问、波兰华沙大学终身教授侯伟泰先生，这位被联合国派驻中国的丝绸之路项目最高负责人对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这是一部非常合时的著作，谱写了该研究领域的新篇章”。
登州中国对外开放海上首航地
鉴于该书研究成果的重大影响，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宣传齐国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2008年10月11日至12日，联合国泛丝绸之路·系列活动组委会与鲁东大学共同倡议联合相关研究机构，在蓬莱召开了“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联合国泛丝绸之路活动组委会秘书长董建国、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耿昇、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王子今、日本亚洲文化交流中心主任松浦章、韩国国际商学会会长金德洙等国内外知名专家都出席了会议，以登州古港为中心，对登州古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登州古港在促进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所起到的重大作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正是这本书和这次会议的影响，2009年7月，国家文物局决定将蓬莱（指古登州地区）和广州、泉州、宁波、扬州五港口城市一起纳入“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计划。蓬莱市为配合申遗活动，还出巨资修建了海上丝绸之路“古港古船博物馆”，以展示发掘出土的元、明时期的朝鲜古船等珍贵文物，以打造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旅游品牌。
至此，古登州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海上首航地的地位也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从历史的角度看，蓬莱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起点，从新丝绸之路的研究和实践角度看，它又是新丝绸之路的端点；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在这里实现了对接，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中华文明和海外文明在这里实现了融合。由此可见，登州作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首航地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学术赶上了一回“韩流”
从那以后，刘凤鸣也被很多媒体誉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现者”，但刘凤鸣认为这样的说法不对，“海上丝绸之路一直都在那里，我仅仅是用事实去证实它的存在。”刘凤鸣在成功地攻占了“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高地之后，并没有满足，眼下，他又一次从山东半岛这一特定的地域切入中韩关系研究，写出了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专著———《山东半岛与古代中韩关系》，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
“中韩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交往。山东半岛与韩国隔海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是中国通过海上与韩国交往的最早最多的地区之一。在中韩交往的历史上，几乎每一次重大事件都与山东半岛有关联。”刘凤鸣表示，近些年来，随着中韩经济、政治文化交往的日趋频繁，不仅电视剧等娱乐领域刮来了一股“韩流”，在学术界也同样出现了中韩关系的研究热。
娱乐上追逐“韩流”或许很时尚，但学术上的研究却是一个枯燥而艰苦的过程。书的创作期间，刘凤鸣查阅了大量的史料与考古发现，无数次赴韩国考察取证，他说，“写一本书虽然只用了两三年的时间，但其内容的积累却是几十年的过程。”现在，即使粗览该书的大致内容也能感受到刘凤鸣的竭尽心力，书中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让人感到耳目一新。
例如，关于徐福东渡的问题，刘凤鸣提出了：徐福船队从山东半岛北部，今蓬莱一带入海，沿庙岛群岛，渡过渤海湾，沿辽东半岛、朝鲜半岛西海岸线“循海岸水行”南下，徐福的船队到了朝鲜半岛南部，并最先定居在了朝鲜半岛东南部。朝鲜半岛三韩时期辰韩的许多部落是徐福东渡时在朝鲜半岛东南部所建立的等等。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较多论证和考实，这无疑在徐福研究上增添了新说。又如，作者对汉武帝时代出兵朝鲜，从山东半岛出海的楼船军人数、船只、启航地及韩国古代州胡国的考证，都对一些传统观点进行重新审视、考证，提出自己的见解，考之有据，言之成理。
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民在看过本书之后表示，刘凤鸣走出了一般历史文化研究者以史证史的老路子，立足当代，往观历史，以一正确的文化史观来看待历史，探讨未来。在书中刘凤鸣特别注重挖掘历史上两国人民相互支持、友好往来的历史足迹和文化渊源。例如：从唐代新罗人在山东半岛的生活习俗和宗教活动来解析中韩两国人民相互尊重和谐相处的文化传统的形成。又如：作者用较多的笔墨探讨了明代在支援反击日军侵朝的“壬辰战争”中，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实际是支援朝鲜的战略大后方，提供了粮食、布匹。明军前线总指挥、青州人邢玠为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山东人为“壬辰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等等，都在这些方面挖掘新史料，提出了新的有见地的看法。
一首中韩传统友谊的赞歌
目前，刘凤鸣在书中提出的很多观点也得到了韩国学者的认同。韩国群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朴炳仙读完此书后在《当代韩国》中发表了文章，认为在中韩两国经济文化交往日趋频繁的今天，在传统的东西越来越淡漠的时候，《山东半岛与古代中韩关系》一书，把中韩关系的源和流都追溯出来，为风行两国的“汉风”与“韩流”找到了互动的基因，为中韩关系之“近”给出了历史的依据。“从这本书中，我们几乎可以找到中韩关系史上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可以读到中韩两国民众为维护中韩传统友谊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和重要贡献。史实可以证明，在漫长的历史中，中、韩两国人民一直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从这一点上说，该书也是一部中韩传统友谊的赞歌。”
很多学者都普遍认为，在建设山东蓝色海洋文化活动中，无疑是精品之作，它不仅是中韩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代表作，丰富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而且对宣传山东的海洋文化，宣传山东对外开放、包容和谐的好客山东文化也是一本很好的教材。不仅从事中韩关系史研究的中韩两国专家们会关注它的学术价值，而且身处山东半岛和北韩半岛两地的人们，特别是与两地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政府官员、企业家、留学生，甚至普通的民众都会从中受益。
采访的最后，刘凤鸣还说，“我是鲁东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又一直工作在母校，母校见证了我的成长，我为母校的发展付出了自己的努力。现在80年校庆即将到来，我愿意把《山东半岛与古代中韩关系》的出版，作为向母校80年大庆的献礼。”ＹＭＧ记者邵壮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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