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啊，十二级
姜梦遥
上世纪70年代初，不满20岁的我就业了，进了火车站附近的烟台饭店。踏进饭店大门的第一天，一眼就看到了他：一位年近50岁的男人，头戴一顶褪色发白的蓝色棉帽，骑着一辆三轮车从后院进来，将车上拉的活蹦乱跳的小鱼往东厢房的水泥地上一掀，用水把车一冲。收拾完毕，他来到办公室，和我们几个新来的小青年搭话，问寒问暖。原来，这位就是饭店的经理。
接下来，他同我们一起背诵毛主席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他自我介绍：“我姓李，名万洋，以后你们叫我名字就行了……”那时，社会上尚不兴叫经理。他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几点要求，说完就又忙活去了：上市场、堵饭口（开饭的时间去餐厅帮忙）。他是货真价实的饭店经理，但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采购员、勤杂工。
每天早上，他很早就骑上三轮车去鱼市、华丰街菜店采购。到上午九十点钟，等把所有的材料都买回店里，他才拿出从家里带的凉片片，花两分钱买1棵大葱，有时会花1分钱买1碗高汤（煮肉的汤加点酱油、葱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有时正吃着饭，有人喊他：“万洋，来面粉啦！”他立马放下碗筷，参与搬卸或指挥，有时一手拿着片片，一手拿着大葱，嘴里嚼着，两个棉帽耳朵在空中忽闪忽闪。看到这些，我这个新来的小青年心中佩服至极。
接下来，我俩打交道的机会就多了。每天早班10点半，小卖部交班后，别人都会去面案蒸馒头，我却选择去东厢房帮丁大娘洗鱼。到了冬天，这可是又脏又冷又不体面的活儿。万洋上市场回来，经常和我们一起洗鱼，说说笑笑。我太年轻，不好意思对他直呼其名，便自作主张，给他取了个“别号”：“十二级”（即十二级干部）。他并不接受，说：“你不能这么叫，叫我名字就行。”我也是犟，不听，一直坚持这么叫他，叫得顺了嘴。
有一次，我们开会，公司领导也来参加。我们都到齐了，只等万洋了。一会儿，他风尘仆仆地进来了，照旧一手拿大葱一手拿片片，笑嘻嘻的，边走边吃。还没等他落座，我便大声和他打招呼：“‘十二级’，你又没吃饭？”
这时，公司领导呼地站起身来，厉声问：“这是谁呀？哪儿来的歪风邪气，叫起‘十二级’了？”
我顿时哑了，不敢吱声。在座的人无一应答，鸦雀无声。只见我们的“十二级”趁领导不注意，偷偷地用手里的大葱指指我，脸上带着笑意，那表情像是在调侃我：还敢再叫吗？我会意地笑笑。从这以后，只要有领导在场，我就不叫他“十二级”了。
有时洗完鱼，还没下班，他就叫上我，用三轮车或大板车把院子里的垃圾送到海边。冬天，北风呼啸，雪花飘飘，他拉我推，从港务局大门进入，往北走不远（现早已填平修路盖房了），走到路西的海边倾倒。垃圾直接入海是我们常干的活儿，别的单位好像也这么干。那个年代，还谈不到环保意识。
那时的领导，哪里有活儿就往哪里冲，冲在最前面的，一定是领导。到了夏天，散啤酒卖完了，我俩就骑上三轮车，沿南通路大坡往上爬，一人在前费力蹬，一人在后奋力推。到了啤酒厂，灌满4大桶酒（圆酒桶高约60厘米、直径约30厘米）。往回走一路下坡，回到店里，把酒搬到小卖部，安上打气的管子，这边“吱吱”地打着气，那边“哗哗”地流出啤酒，白花花的酒沫升起又落下，酒香扑鼻。熟客们一看是刚拉回的酒，纷纷打上个1毛两毛钱的（两毛钱一碗）。那会儿的散啤，喝到嘴里真是清凉爽口。
那么多年，我们的“十二级”一直在第一线，任劳任怨地干，大家都说他“小车不倒只管蹬”。上世纪70年代中期，工作调动，他离开了我们饭店。再后来，他因病猝然离世，店里的干部职工闻讯无不悲伤。
“十二级”离开我们已经40多年了，我还是常常想起他。我忘不了“十二级”，更忘不了那个人人舍小我、顾大局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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