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红头鱼面汤

烟台晚报 2019-12-13 09:11 大字

付玉明

那天给老公做了一碗红头鱼面汤，他头一回吃，因为我很少做。它像一个饮食密码，锁着一段陈年旧事，关于我姥姥和姥爷的。

我的姥爷解放前去了台湾，一走就是四十多年，音信全无。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上六年级时，才有人从台湾辗转捎回来一封信，全家人这才知道他的下落。大陆和台湾刚一通航，我姥爷就大包小包地从台湾回家探亲了。他两鬓已斑白，乡音也改了。

姥爷去台湾的那年，我妈8岁，我舅3岁，住在烟台市里。因为断了经济来源，姥姥只得带着孩子回了老家。姥姥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女红很好，会缝各种大襟棉袄，会盘各式纽扣，会剪大红喜字。村里的女孩子结婚，都找我姥姥缝嫁衣。为了养活两个孩子，姥姥没日没夜地缝，右手拇指和食指都变形了。我妈很小就要上山种地锄草。姥姥是小脚，妈不舍得姥姥干地里的活儿，就把农活儿全都担在肩上，直到13岁才有机会上学。

家里没了顶梁柱，日子别提有多难了。有一年夏天刮台风下大雨，房顶都被风掀跑了，娘儿仨蜷缩在墙角，提心吊胆地熬过了那个雨夜。妈说，姥姥每天都盼着姥爷突然就走进家门。起初，姥姥还会带着我妈妈，每天晚上悄悄到村路去等上一会儿。

40多年后的一个晚上，姥姥和舅舅一家都睡觉了，有人“砰砰”敲门。舅起来开门，门外站着一个老人，舅问：“你找谁？”老人上上下下打量舅，说：“你是虎儿吗？”虎儿是舅舅的小名，只有我姥姥这样叫他。舅马上就知道了，这是他爹回来了。舅喊：“妈，我爹回来了！我爹回来了！”姥姥蹒跚着小脚迎出来，姥爷握住她的手，老泪纵横。第二天，舅来我家告诉我妈：“姐，爹回来了，我们有爹了。”

诉不完的离情！

亲人们操办过好几次隆重的团聚家宴，想用大鱼大肉抚慰亲情隔绝的伤痛。等平静下来之后，我姥爷跟姥姥讲：“这么多年在外面，总是想着你做的红头鱼面汤。”姥姥说：“这个好办，一定让你吃上。”这是什么美味？我们居然也都没吃过。姥姥说，红头鱼就是红鞋鱼，不腥，肉白，适合炖汤。那天，姥姥把全家人召集到一起，先是指派舅舅去烟台市里的鱼市上，专门买刚刚从海上上来的最新鲜的红鞋鱼。其余人在家准备食材，舅妈去地里摘回来大葱、姜、香菜，妈洗好了锅碗瓢盆，姥姥则戴起围裙，和面。

姥爷就坐在太师椅上，看着一家人进进出出地忙着。彼时彼刻，他会想些什么呢？姥姥把面板搁到炕上，姥爷立即问：“这还是我们结婚时的那块面板吧？”姥姥拿出了擀面杖，姥爷又问：“这还是我们一起去集上买的那根？”时光好像停滞了，好像他们还是一对青年夫妇，中间并没有隔着40多年的时光。

姥姥擀面是一把好手，手艺很厉害，早年的女子嫁人之前就得练这个，那是主妇的基本功。我姥姥曾经一顿饭做出5种不一样的面条。

只见姥姥把一张面皮摊开，卷起，“砰砰砰”地推出去、拉回来，几个来回，一张又大又薄的面皮就铺满整个面板。把面皮折叠起来，左手码住面坯，右手拿刀切面，左手有节奏地后退，右手中的刀飞快地紧跟，“梆梆梆”，一溜柳叶面就切好了。姥姥抓起上面一层一提，面条在手中飞舞，旋转着摆到箅子上。那天，姥姥一气擀了两大块面团。我舅回来了，买了8条大红鞋鱼。妈把鱼洗好，去头，摆在大敞盘里。姥姥加盐，撒上葱姜蒜，刷上花生油，放大锅里蒸。妈烧火，锅开了，鱼香混着葱姜蒜的香味飘散出来，姥姥说：“行了，掀锅。”锅盖掀开，带着各种香味的蒸汽“腾”地充满了屋子。

敞盘端出来，姥姥等鱼凉了一些，用筷子夹起一条鱼的大刺一抖，鱼肉就掉落下来，雪白雪白的。

鱼刺全都剔除了，只剩一大堆白花花的鱼肉和蒸下来的鱼汤。重新烧火，倒油，加入葱姜丝爆锅，加适量的水，倒入鱼肉，姥姥在灶台前有条不紊地忙活着。水开了，舅把面条端来，姥姥一扎一扎地下锅，再滚一个开儿，撒盐，最关键的是香菜，绿油油的香菜衬出面汤的白，更提了汤的鲜。大海碗拿来了，第一碗先盛给姥爷。炕桌摆好了，姥爷早就在炕头上等着了。姥姥把那碗面盛得满满的，一勺又一勺，浇上好多鱼肉。

姥爷有点迫不及待了，搛起一筷子面，吹着气，吸溜进了嘴里。一时间，他高兴得像个孩子，说：“好吃！终于吃到了家乡的味道———你们，快、快，都上炕！”

姥姥把面盛到一个大盆里，端上饭桌。一家人说说笑笑，一人端一个碗，排着队领到了这份红头鱼面汤，滋味果然鲜美。那顿饭吃得真是热闹。

后来，姥爷每年都回老家住上一段时间，和姥姥说说话，一直到九十多岁，不能坐飞机了，姥爷就再也没回过老家。姥姥活到一百零三岁，姥爷活到一百零二岁。

时光冲淡了记忆，两位老人悲欢离合的人生遭际在后人心中渐渐模糊了，但那碗红头鱼面汤的清香却留在了味觉记忆中，为我们忠实地保存着这段家族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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