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全球城市” 中国怎么做？
【导读】
全球城市几乎都占据交通枢纽的“地利”，左拥经济中心、右抱金融中心，不仅是跨国企业总部的集聚地，更像中央处理器那样是全球信息中枢。
自2006年上海GDP首度突破万亿元后，如今中国的“万亿俱乐部”城市已经扩容到16个。随着“队伍”的扩张，“万亿俱乐部”也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
那么“万亿俱乐部”到底意味着什么？
新一线城市跨级别跃升
不得不承认，随着中国众多城市迅速发展，正让全球城市迈入“中国世纪”。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城市一直表现惊艳。2019年5月30日，国际管理咨询公司A.T. Kearney（科尔尼公司）发布了《2019全球城市指数报告》。
根据该报告，中国城市的综合指数排名平均得分增长速度是北美城市的3倍；而在潜力城市排名中，增长速度更是欧洲城市的3.4倍。
其中，北京、上海均进入榜单前20名。苏州首次进入百强，排名第95，这归功于其商业活动的繁荣，尤其是货运量的提升；与2018年榜单相比，长沙上升11位，排在第113名，这多半由于商业活动、人力资本分数的上升；重庆排名上升9位，排名第105名，这主要是人力资本带动；郑州排名上升9位，排名第119名，这恐怕要源于其商业活动指数的增加。
除此之外，宁波、无锡、佛山、烟台也再次登上《全球城市综合排名》榜单，并且其排名比2018年首次入围时均有所上升。
什么才是全球城市
随着中国城市体量上的崛起，这些城市也开始放眼世界，提出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比如，上海提出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深圳、重庆等也纷纷对标世界先进城市，成都、杭州等亦雄赳赳、气昂昂地挺进世界。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全球城市？
早在18世纪后叶，歌德将罗马和巴黎称为全球城市，因为当时的欧洲就是世界的中心。
虽然城市在农耕文明就已诞生，但人类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是由于工业革命的发展，在250年前才真正开始。英国作为“日不落帝国”，一手工业革命，一手殖民统治，前所未有地开疆拓土，让伦敦成为了世界中心。
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重挫整个欧洲，美国偏安一隅坐收渔翁之利顺势崛起，才让世界经济中心从伦敦转到了纽约。
之后，不管是日本的辉煌，还是中国的崛起，都带动了东京、上海等各自大城市的迅猛发展。
于是，一边是地方城市化，一边是经济全球化，加速世界城市网络的形成。到如今，从城市发展的意义上来说，世界并不是平的，40个最大的城市化区域虽然仅拥有18%的世界人口，却贡献了全球2/3的经济总量和90%的创新能力。
而且，世界经济重心在哪儿，哪儿就会诞生全球城市，即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事务中发生全球性作用和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都市（1966年英国城市规划师彼得·霍尔）。
之后，不管是弗里德曼从新国际分工角度分析全球城市特征，还是丝雅奇·沙森用生产性服务业鉴别全球城市，说到底，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城市正是全球经济系统的中枢或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的组织节点。
城市——要素配置的节点
世界来到21世纪早就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元化下变成一个巨大网络空间，人、物、资金、技术、信息等都在上面充分流动、合理配置。
城市就是要素配置的节点，并根据等级高低、能量大小、联系紧密度让世界呈现一个多极化、多层次的城市网络体系，而这个金字塔的塔尖便是全球城市。
在西方眼中，伦敦、纽约、巴黎、东京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象征，自是“全球城市”黄袍加身。
尤其是伦敦在殖民统治时期一度成为全球资源最重要的交换、传播和控制中心，即便当下话语权下降，也依然凭借地缘和金融优势、制度话语权处于世界城市和金融网络的核心位置。
只不过，相比伦敦作为发源地，靠航运贸易自然集聚金融，纽约作为新兴地，上世纪70年代构建全球城市时正值制造业衰退、经济危机，因而选择了向国际金融和高端服务业倾斜的策略。
如果说，纽约与伦敦同属资本吸收型，以金融、制度等虚拟经济见长，那么，巴黎和东京更多靠实体产业集聚（资本供给型）。
前者仗着宫廷贵族的专供，以法国制造的工匠精神+博览会的思想碰撞，才以高精尖引领时尚潮流跻身于全球城市；后者则在日本制造的精益求精中集聚大量制造业、生产型服务业和跨国公司总部，进而引领京滨工业带的崛起，也让东京在世界产业中心上脱颖而出。
世界城市布局从欧洲到北美，如今向亚太地区倾斜，亦让新加坡、香港凭借地缘优势横空出世。
两者同为自由港，以低税收、自由市场及优质的金融服务、完善的法律体制、良好的营商环境引得各路资本、人才等前赴后继，只不过，相较于新加坡仰仗马六甲海峡成为世界最大转运中心，香港特区背靠祖国，长期充当了中国内地与世界的“超级联系人”。
因而，不止于香港名列前茅，北上广深在全球城市榜单上暴力拉升，即是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明证。
全球城市的两个核心
显然，不管是新加坡、香港的地理位置，还是伦敦、纽约的金融网络，抑或是巴黎、东京的产业中心，这六大城市因不同资源禀赋、国际分工，文化差异表现出不同个性，但作为全球城市，它们与世界的“联系”举足轻重。
参照工业经济的标准看，全球城市的两个核心就是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具有控制力和影响力。
控制力不单是对全球战略性资源和产业的定价能力，更体现在对“铁公机”和港口等特定地缘、战略性通道的占领，进而获取使用、收益和再分配的权力。
如果说控制力是“硬实力”，那么影响力就是“软实力”，既有文化、舆论之力，又含组织、制度的能量，还表现为创新和治理的贡献，更在于城市的国际交往力，包括吸引力、辐射力等。
因而，即便一线城市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巨大的国际交易量，若没有足够的定价权和影响力，也很难称为全球城市。
比如，阿姆斯特丹是北欧的金融中心，芝加哥、法兰克福是物流信息中心；罗马、柏林是历史文化中心，均因触角太单一缺乏与世界足够的联系，而与全球城市失之交臂。
这恰恰表明，并非所有一线城市都能成为全球城市。尤其当信息文明全面改造工业经济，曾经所谓的要素集聚已非单纯建造摩天大楼、大搞CBD与形成总部经济，反而更在于资源要素的流动性、资本的周转速度。
再加上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反让金融中心变成危机中心，东京就注意到单纯的金融中心已不能匹配未来的全球城市，为此东京2020行动计划就要求在东京周边建设10个创新中心。
纽约、伦敦等无不从拥有全球经济资源转向激活金融、科创、文化等各要素，争夺流量枢纽，展开足够多的触角与世界充分联系，进而让资源在流动中优化配置，辐射引领世界。
全球城市——“超级枢纽”
以此看全球城市，城市实力与资产家底固然重要，但开放、创新、融入世界、影响世界、进而改变世界无疑更重要。
一般而言，谁成为国际门户枢纽城市，谁就能占据全球城市网络体系的中心节点位置，就可能发展成为全球城市。
不管是“纽伦港”还是“京沪”，只要荣登全球城市，就无一例外指向“超级枢纽”，只不过枢纽侧重不同、节点数目不一、叠加反应差异罢了。
全球城市几乎都占据交通枢纽的“地利”，左拥经济中心、右抱金融中心，不仅是跨国企业总部的集聚地，更像中央处理器那样是全球信息中枢。
因而，从物流集散地到贸易中心，超级枢纽不止于地缘交通意义上的有形枢纽节点，更在于各种要素无形枢纽的节点叠加，背后是信息流、资金流、创新思想等汇集、碰撞、融合与辐射。
关键还在其超级性上，不仅仅指体量的超大，产生规模效应，甚至因量变产生质变，还在于不同层次的节点交叉与叠加形成的复杂度、联系性、熵值（能量）和影响力。
因为当信息、资本、物流乃至城市都从一个个节点连接形成一张张网络，不论是自然生成的江河网络，还是人为造就的信息网络，都将在利益驱动和偏好依附下产生内外链接。
于是，节点重合得越多，其熵值越高；对外联系得越多，其复杂度越高，就将让节点越来越变成整个网络的“中心”，进而成为超级枢纽：一边成为资源高地，产生马太效应，虹吸周边节点；一边又在熵值膨胀中辐射周边、引领其他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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