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庙战斗若干数据、事件考
□刘学雷关于围困雷神庙日军的具体人数，以及当时击毙、击伤日军的人数，几十年来各种报道文章很多，差别也很大。
在《雷神庙战斗遗址资料选编》一书收录的所有参战人员的回忆文章中，都没有提到日军兵车的数量。后期大多数的报道称是五辆，但这一数量仍然没有确切的证据。
在纪念雷神庙战斗的很多文章中都提到击落一架日军飞机，主要根据是第二天很多人看见日军把一架飞机用牛车拖了回去。
在雷神庙战斗中，被包围在雷神庙中的“三军”指战员能够在当日晚上安全撤离，跟当时友军的接应有很大关系。关于双方参战及伤亡人数关于我方的被围人数，张修己在《怀念理琦同志》一文中称为22人。李今辉《雷神庙战斗见闻》和黄在《雷神庙战斗片断》以及林一山、姜克两人的回忆文章都只说有20多人，没有精确到个位数。《雷神庙战斗遗址资料汇编》一书“雷神庙战斗群英谱”记载共有22人，但后面又特别注明“参加雷神庙战斗的战士尚有几位，但已不知其姓名。”山东师范大学《抗日战争时期山东人民的反帝斗争》一文称被包围的三军干部是25人。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各种情况综合判断，当时被围困的共产党部队人数当在25人左右。
我军有记载的伤亡共六人：牺牲的有理琪和杜梓林二人，负轻重伤的有林一山、宋澄、胡秀山、“大老黑”四个人。有资料说“共有十几人伤亡”，但没有具体受伤和死亡人员名单。从参战者的回忆文章记述看，这种说法的准确性不是很高。
关于围困雷神庙日军的具体人数，以及当时击毙、击伤日军的人数，几十年来各种报道文章很多，差别也很大。如山东师范大学《抗日战争时期山东人民的反帝斗争》一文称“五辆汽车，两架飞机，共六百多人。”此说法显然不合情理。因为当时日军都是乘车从烟台快速赶来的，而五辆汽车载六百多人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按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战力和前期的飞机侦察，围攻被压缩在一个小庙里的地方武装，也不需要这么多人。再如1939年2月2日《大众日报》载：“他们在城东五里的雷神庙被二百多鬼子重重包围，同时青岛开出飞机十二架掩护轰炸。当场他们以英勇的精神，冲出重围，击毙敌人五十三名，烧毁汽车五辆，打落敌机一架。”这里所谓“青岛开出飞机十二架”纯属虚构。因为所有当年参战人员的回忆文章中无一人提及此事，而且从这次战斗的规模来说，也根本无需动用从青岛起飞飞机赶来轰炸，更何况达十二架之多。最重要的是，据当事人回忆，当时日军参战的飞机都是侦查机，并没有投弹轰炸。
关于这些报道中数字的来源，目前尚没有发现有介绍这些数字的原始出处或统计方法的文章，另外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数字来源于日军部队的相关统计资料。所以为保证资料的有效性，我们仍然以《雷神庙战斗遗址资料汇编》一书中战斗亲历者讲述为基本依据。
在这些文章中，只有三个人提到日军人数和毙伤人数：常毅传文章中提到“抵抗了上百名日军的猖狂进攻”，毙伤日军50余人；姜克说“抗击着日本海军陆战队100多人的进攻，毙伤敌人50余名”。李今辉称“后来听说，雷神庙战斗打死打伤敌人50余名”。
在这些人的陈述中，仍然没有见到相关数字的汇总方式。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当时参加战斗的人员都忙于防御作战，无暇判断计算对方的参战人数。另外，当时也没有一个可以清晰观察战场全局的角度和位置，所以只能凭事后进行回忆、揣测、估计，甚至根据宣传上的需要而加以放大。
从雷神庙的地理位置和所占地域的大小来看，即便是100多人前来包围，仍然是属于比较密集的。所以“100多日军包围雷神庙”的说法，仍然是一个值得考证的数字。
从亲历者的陈述文章可以知道，当时与日军发生交火并可能击毙日军的地点有：南大门、南倒厅窗口附近、后花园墙、东西厢。其中西便门方向只有理琪被击中的简单文字记载，没有其它双方交火的记载。南大门为开始时日军的主攻方向，关于在此击毙击伤敌人的数字，只有姜克在其回忆录里面说“已有两三个敌尸躺在大门口了”这样的记载；另外就是林一山描述“敌人刚从庙外伸进一条腿来，立即被一个射手击中”的场景。其他记载中，有的说是击退；有的说门口留下一具具尸体，都没有具体数量的记述。此外，后花园的北围墙也是一个争夺的重点。负责指挥后花园战斗的张玉华记述：“我们刚进入后花园时，花墙上正爬上敌人，有的站在墙顶准备下来，有的刚露出半截身子。我们一阵猛烈射击，敌人全部被打了下去。”后面又接着打退了日军的四次进攻。依然没有相关毙伤数字的记载。描述南倒厅窗口附近和东西厢的战斗，也都只有击中情节上的描述，没有数量上的记录。另外可以肯定的是，在战斗中，自始至终没有一个日军士兵被击毙横尸在雷神庙的院子里。
综上所述，目前各种资料中有关日军的参战人数和被毙伤50余人的数字，基本上都是一种事后的大略估计和揣测，没有确切的依据。据参加《雷神庙战斗遗址资料汇编》一书编纂人员说，他们采访这些当年的战斗亲历者，并向他们核对当年日军的参战和伤亡人数时，他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一起商量后给出一个大体的估计数字。关于日军汽车数量在判断围攻雷神庙日军数量问题上，日军兵车数量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弄清了兵车数量，参战日军的兵力就可以有一个大体的估计。可惜在《雷神庙战斗遗址资料选编》一书收录的所有参战人员的回忆文章中，都没有提到日军兵车的数量。后期大多数的报道称是五辆，但这一数量仍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而且报道中所宣传的随车而来200多、甚至600多的日军数量，明显与车辆数量不相匹配。这种混乱，恰好说明了当时对这一情况的模糊。最后确定的五辆兵车数目，恐怕也是当时作为一种宣传上的需要而夸大其词的说法。
雷神庙道士何武轩《何武轩访问录》中有这样一段：“第二天，听李师父（李晓春，庙内道士，何武轩的师父）说，烟台的鬼子来了三汽车，在南沟村后三棵树那里有两辆，可能城里有一辆。听说鬼子包围庙的有五十多人，具体情况不详细。”这段记载表明，作为发动攻击方隐蔽战术行动的需要，当时日军汽车不在紧邻雷神庙的地方，而是停在离雷神庙有相当距离的南沟村。何武轩的这种说法是合乎战术要求的。也就是说，日军汽车不在三军的视线范围内。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亲历者的记述中没有一人说自己见到了日军乘坐的汽车。
所以我们认为，雷神庙道士何武轩的这种说法可信度是比较高的。其理由，一是其作为第三方的身份，说话可能客观一点；二是有具体停靠地点、分布数量上的描述；三是这种说法与其它各种关联信息互不构成矛盾。比如，三辆汽车和50余人的配比就比较贴合，因为三辆当年运兵军车，是装不下携带全副武装的100多战斗人员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当时包围雷神庙的日军为50多人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说法。同时也佐证了后来很多研究者对宣称“击败了日军100余人的围攻，取得了击毙击伤日军50多人的辉煌战果”提出疑问，是有道理的。至于日军到底伤亡了多少人，由于我们一直没有获得日军相关历史资料，所以无法确知准确数字。是谁烧毁了日军汽车在很多文章中都提到日军汽车被烧毁的事情。如《牟平县文史资料选编》第二辑记载：“张建勋的历史功绩是，抗战初期积极支持三军攻打牟平城，烧过鬼子汽车，策应三军雷神庙突围，使三军免遭大的损失。”还有其他各种文章或明或暗都提到是张建勋的部队配合作战，如《牟平文史资料》（第一辑）中记载：“为策应我军，张建勋率部赶到牟平，向敌发起进攻。”又如常毅传的文章中记述：“为策应我军，张建勋的队伍赶到牟平，向敌人发起进攻。”林一山的文章说：“晚上9点钟，忽然从远处传来枪声，这枪声来自一支地方武装。敌人开始收缩了。”姜克的文章说：“原来，在敌人身后的东北方向传来枪声，敌人恐慌了。这是在攻打牟平城之前一支友军约定要配合我们作战……他们在城东北打枪扰乱敌人。敌人害怕内外夹击被消灭，不敢恋战，急急撤退了。”黄在说：“天黑后，我们听到远处有增援的枪声。宋澄同志喊着：‘同志们，援军来了，冲啊！’指挥大家冲出雷神庙，敌人退却了。”
这些文章中没有提到烧毁日军汽车这件事，其原因有可能是不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张建勋当时对日军的攻击应该不是像姜克所说的那样，只是打枪扰乱。如果日军只是受到远距离的扰乱，恐怕不会那么轻易地从雷神庙撤军，日军一定是受到像军车被袭被烧这种严重的事情才会撤军。另外，张建勋部队的攻击地点恐怕也不在姜克所说的城东北角，因为那里距离包围雷神庙的日军太远（远超三里），日军当时一定是收到了近距离的明显威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如果确有发生烧毁日军汽车事件的话，应该是前来解围的国民党游击队张建勋部所为。至于烧毁汽车的数量，有的说是五辆，有的说是三辆，有的说是一辆，不同的说法之间差别很大，而且都不是亲历者所述。至今为止，尚没有看到证据力比较强的资料予以披露。关于“击落”日军飞机在纪念雷神庙战斗的很多文章中都提到击落一架日军飞机，主要根据是第二天很多人看见日军把一架飞机用牛车拖了回去。
在这些回忆文章中，有两个人提到了打飞机这件事。张玉华在回忆文章中说，他朝飞机打了五枪。战斗后他听烟台来的人说，日军好像是用老牛把飞机拉回去的，很狼狈。但是具体是谁打下的，不知道。司绍基回忆说，双方在激战时，尚有日军飞机在雷神庙上空盘旋。出于对飞机的害怕，被围困的战士便用白俄式六五步枪朝日军飞机射击，敌机被击中了。是谁打中的不知道。这两人的回忆中，都认为是他们在战斗中击落日军飞机的，不是自己掉下去的。这些描述中只是说了他们曾对空中敌机射击过，但都没有说明日军飞机具体是被谁打中的。也没有描述飞机被击中后的物理、机械特征。
此外，李今辉则在文章中说，在第二天撤退的路上，面对飞来的日军侦查飞机，一个3人战斗小组手持长枪，集中同时对空瞄准射击。后来听说，打下一架飞机。
据威海市一位史志工作者说，有人曾经看到日本人编辑出版的一个资料，其中有当年雷神庙战斗日军参战人员的口述资料，记述日军在雷神庙战斗第二天，飞机在空中侦察过程中突然发生机械故障，被迫降在田野里。飞行员下来检查时，发现飞机发动机构件中有一个子弹击中的枪眼，因此断定这是在前一天战斗中被击中的。由于飞机无法继续起飞，所以只好用畜力把飞机拉回去。笔者没有见到日军的那份资料，其中的细节也无法核实，但其所述情节与目前所掌握的有关史料基本是吻合的。
显然，无论当时的战斗中还是第二天撤退的过程中，日军飞机的确还继续在天上转，但究竟是被三军在当天战斗中击落还是在第二天撤退的路上击中，抑或是被张建勋部击中，从参加战斗人员的回忆文章中很难找到确切证据。关于友邻部队的协同在雷神庙战斗中，被包围在雷神庙中的“三军”指战员能够在当日晚上安全撤离，跟当时友军的接应有很大关系。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友军的协应，日军恐怕不会无故在战场形势占优的情况下撤退的。当时，雷神庙外面是一片没有掩护的开阔地，四周都有包围埋伏的日军。如果没有雷神庙作依托，人员突然暴露在一片开阔地内，而且部队战斗了一天，人困马乏，即便是在夜晚突围也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友军选择在夜色暗下来后发起对日军攻击，可能是在看到“三军”已经突围无望后才展开协助行动的。
许建中《昆嵛英雄于得水》记载：贺致平看到敌机一直在牟平城上空盘旋，便估计是“三军”在进攻牟平城，便建议张建勋赶快前去参战。张建勋立即率部奔向牟平城。在张建勋部队的策应下，宋澄趁机组织和指挥庙里的干部战士从西北角便门突围出去，再折向南去。这段记载仍然没有详细说明张部参战的细节。但无论张建勋在这次战斗中的作为如何，都不可否认他和他的部队为保障“三军”安全突围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支友军的接应，“三军”指战员能否安全顺利地从雷神庙中突围是很难预料的。是谁打响胶东抗战第一枪前些年有台湾人士询问，苗占魁、张建勋在1938年春的一次对日作战，是否应该是胶东地区打响抗日战争的第一枪。笔者在查询有关史料后证实，苗、张的那次对日作战的日期为1938年4月3日，农历三月初三，而雷神庙战斗的时间是1938年2月13日。由此可见，苗、张的这次对日作战时间晚于三军的雷神庙战斗，雷神庙战斗为“打响胶东抗战第一枪”的说法是正确的。
现有史料可以证实，苗占魁、张建勋指挥的那次辛安山（河）战斗，是胶东地区国民党地方武装的第一次对日作战，所以此次辛安山战斗应称为国民党地方武装打响抗战的第一枪。
（本文原刊于烟台市政协编纂出版的《烟台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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