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道上,她努力理解中国

齐鲁晚报 2019-02-16 05:30 大字

《中国古道:1881韦廉臣夫人从烟台到北京行纪》伊莎贝拉·韦廉臣著刘惠琴陈海涛译注中华书局軕子□唐山

1881年4月7日,一小队人马从烟台出发,踏上通往北京的官道。

表面看,他们与其他旅行者并无不同:一样选择黄道吉日出发；一样只能乘坐牲口和軕子(前后是骡子,中间抬着一副轿)；因道路颠簸,一样经常从軕子上掉下来或被軕子甩出来,一样在旅店中忍受臭虫的折磨……

然而,他们又非常不同,其中有大名鼎鼎的韦廉臣夫妇。

韦廉臣夫妇是最先到烟台的西方传教士(1855年),其中韦廉臣先生是后来“广学会”的创办人之一,该会先后出版了400余种、100多万册西学书籍。戊戌变法时,在光绪皇帝搜集到的129种西学书籍中,89种为“广学会”出版。

韦廉臣夫妇在华共进行过四次长途旅行,1881年的这次旅行是其中的第三次。他们把烟台称为“家”,后来果然终老于此。相比于韦廉臣先生,知道夫人伊莎贝拉·韦廉臣的人不多,《中国古道》可能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著述,所记皆为生活小事,却呈现出女性视角中的、不尽相同的中国。

与当时大多数西方传教士执着于东西方文化差异不同,在本书中,韦廉臣夫人更多看到的是相同:等到新婚回门的女儿,老父兴奋地拥抱着她,并无任何扭捏；为让围观者更多关注自己的孩子,新妈妈将婴儿塞到韦廉臣夫人的怀抱中,因为在当时,外国人总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遇到什么热闹,中国男人为讨好女人和孩子,会借来各种登高工具,乃至充当“人肉梯子”；当韦廉臣夫人进入公共浴池时,虽引起一片惊呼,却未遭嫌弃,反而让入浴的中国人“有点兴奋”……

在书中,韦廉臣夫人也不乏批评,毕竟他们一行曾被旅店老板持刀勒索三倍以上的房价,遭遇了懒惰又饶舌的伙计,走到哪里都会遭围观,孩子们追着她叫“鬼子老婆”,大户人家因吸鸦片而败落,还有城市闲汉们的纠缠……但韦廉臣夫人努力从“理解之同情”的角度,予以平视。

韦廉臣夫人既看到中国传统戏剧不追求现场感,少有观众当场洒泪,也看到“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喜欢的戏剧是那种皆大欢喜的喜剧结局”,所以“中国历史典籍中,也从来没有看到近似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残酷的事情在中国发生”。

韦廉臣夫人对传统中国式的善意有异常细致体会,比如“一个诚实善良的中国人,是不可能忍受让自己死在他的朋友,甚至陌生人的房屋里的”,否则会“心存愧疚”。

这些细节让《中国古道》超越了猎奇的层面,作者努力在跨文化中寻求理解。正是基于这一立场,韦廉臣夫人对当时西方盛传的“中国人有溺婴的习俗”的谣言予以批驳,她看到的是: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深爱他们的孩子,甘愿为孩子付出一切,只在最贫穷地区,以及灾荒到来时,才会有少数中国人放弃自己的孩子。这和西方父母并无差别。

正是基于跨文化理解的立场,书中的一些批评至今引人深思。

比如韦廉臣夫人盛赞中餐,认为自己受到的招待只有皇后才有资格享用,却也提出质疑:“如果中国人能把花在做饭和吃饭上的这些精巧的心思、功夫以及礼仪用在别的方面,那中国人将是世界上最举止高雅、彬彬有礼的民族了。”

再比如,“虽然汉民族被人们公认是一个非常勤劳的民族,但你还是会惊讶于在各个城市中,会有这么多的中国人一天几乎什么事都不干,就这样浑浑噩噩地活着”,当外国人出现时,这些人立刻兴奋起来,完全忘掉了礼貌与善意。

人性总是有缺陷的,不免以己度人,不自觉地将自身文化视为更高级、更正确,但时时反省的人会意识到:生而为人,我们相同之处远多于相异之处,我们可以和谐共处,因为在我们心中,都有温存、善良、宽容的部分,关键在能否唤醒它。

韦廉臣夫人常年从事慈善事业,曾开办女校,为穷苦女孩提供帮助。时人称赞她说:“韦夫人为人慈善,每遇穷人,她必周济之,孤儿寡妇,她必收留寄养,故学生与教友,皆奉之如慈母。”

韦廉臣夫妇身后只有独女玛格丽特,嫁给了曾在中国海关工作的英国人庆丕,他们的孩子金路易也在中国生活多年,26岁时写过一本《真实的中国》,称中国人野蛮、狡猾、有偏见、体质差、不洗澡等。对比《真实的中国》与《中国古道》,不难体会出偏见的可怕力量,乃至和解之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道》不只适合历史爱好者阅读,也适合所有内心充满善意、追求公平与美好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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