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烟台条约》史料补记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是英国凭借外交手段和政治军事手腕胁迫清政府签订的一个丧权辱国之约。中英《烟台条约》两次续约《烟台条约》签订后，双方博弈并没有就此完结，而是一波三折继续发酵，英国政府一直到1885年7月18日才予以批准。此时，距《烟台条约》签订已过去9年。其实，《烟台条约》还有两次续约，且时间跨度长达14年之久。
第一次是1885年7月18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续约竟是清政府主动提出要求的。中法战争以后，清廷开始整顿边防、建设海军、筹建铁路等，但是由于国库入不敷出，深感困拙。正当清廷进退维谷无计可施之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为扩大海关的权力，建议采取提高鸦片税、实行税厘并征的办法，解决财源问题。这样一来，每年可增加税收上千万两白银。此时，烟台口岸鸦片贸易达到最高峰，1874年进口鸦片高达4476担，是进口鸦片数量最多的口岸之一。清廷遂令驻英公使曾纪泽全权促成此事。曾纪泽以《烟台条约》中有关“认真整顿洋药（鸦片）贸易之法尚欠详细”为由，在伦敦与英国外务大臣进行了谈判。英国政府见鸦片贸易利润丰厚，自然乐享其成，遂将9年前威妥玛与李鸿章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和此次签订的《烟台条约续增专约》一并批准。《续增专约》规定，鸦片进口每百斤向海关完纳正税30两白银、厘金80两白银，实行税厘并征；清廷可派员查禁香港至中国偷漏税课问题。此后，外商在中国各处行销可不再缴纳其他税捐。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利益，但也是清廷丧失外国货物在内地征收税捐权利的开始。
第二次是1890年3月31日在北京签订中英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这是《烟台条约》签订14年、英国政府批准5年之后的事情。十九世纪后期，世界列强掠夺殖民地已近疯狂。英国一直将我国长江流域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欲由长江水道进入四川、控制重庆，进而直驱云南、西藏，与在缅甸、印度的侵略势力相呼应。英国后悔1876年的《烟台条约》未开重庆为商埠，因此迫使清廷签订了中英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
新订《续增专条》共6款，主要内容为：开重庆为商埠；英商可自由在宜昌至重庆间往来运货，其有关规定由宜昌关监督、川东道、重庆宜昌税务司及英国领事会商。英轮不再驶入长江，清以银12万两购买英在宜昌所设码头等设施。1891年3月1日，重庆海关正式开关，赫德任命英国人霍伯森为重庆关税务司。至此，英国终于将侵略势力延伸至长江上游最末端的通商口岸———重庆，基本确立了在整个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也取得了控制中国西南边境的先机。中英《烟台条约》带来的遗患中英《烟台条约》和两次续约的签订，使英国从中攫取了巨大的权益，其他列强也“一体均沾”，中国的大门至此完全洞开。仅就西南边境而言，英国多年来扩大侵略特权的贪婪愿望得以施行，获得了染指云南和西藏的所谓“条约权利”。此衅一开，兵连祸结，遗患无穷，西南边境再无宁日。
《烟台条约》签订不久，英国打着“入藏探路”的幌子，派英属印度殖民政府财务秘书英人马科蕾率领一支300人的武装队伍，由印度进入西藏边境，结果遭到了西藏地方势力的坚决抵制。此后，边境挑衅一直没有间断。
1885年11月13日，英国发动第三次侵略缅甸战争，29日俘虏缅甸王锡保。次年1月1日，将缅甸并入英属印度。清廷因中缅两国存在“宗藩关系”，感到不向英国提出交涉有失国体，遂令驻英公使与之谈判。1886年7月24日，中英双方代表在北京签订《中英缅甸条款》，主要内容是：1、清政府承认英国占领缅甸。2、英国允许缅甸每10年来华“呈进方物一次”。3、《烟台条约》允许英人进藏一事（即“入藏探路专条”），因“诸多窒碍”，应即停止。4、清政府与英国以后再商订滇缅边界及通商问题。
由此可以看出，清政府是企图修正《烟台条约》的有关条款。但《中英缅甸条款》对英国只有利益，没有什么约束力。此时，距英国政府批准《烟台条约》和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约》仅过了一年。1886年，英国污蔑藏人在隆吐山（属中国西藏本土）设卡是占据哲孟雄（今锡金）土地，威胁拟派兵“驱逐”。1888年2月19日，英军攻毁隆吐山兵房，悍然发动了第一次侵藏战争。清政府害怕事态扩大，将驻藏大臣文硕革职。1890年3月17日，特派全权驻藏帮办大臣升泰在加尔各答与英印总督兰斯顿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英国印度殖民政府占领了中国属国哲孟雄及西藏从隆吐山至岗巴宗以南的大片领土。《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签订后的第14天（3月31日），中英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签订。1893年12月5日，中英再签《藏印条款》（又称《中英会议藏印续约》），规定自1894年5月1日起开西藏亚东（今西藏日喀则市下辖县）为商埠，英国印度殖民政府从中获得了多项特权，变哲孟雄为其保护国。他们打开中国西南大门的侵略计划，由此又迈进了一步。
1903年12月，英国以边界和通商问题为借口，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藏汉僧俗军民经过英勇惨烈的江孜（今日喀则市下辖县）保卫战败退。1904年7月6日，英军攻占江孜；8月3日侵入拉萨；9月7日英国军官荣赫鹏上校强迫西藏地方机构的摄政私自签订了《拉萨条约》，单方面划定锡金与西藏的边界，取得了除亚东外，增开江孜、噶大克为商埠及修筑铁路、架设电线、开发矿产等特权，并勒索50万英镑赔款。但清政府未予承认。
1906年4月27日，中英在北京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主要内容为：英国“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承认中国对西藏地方拥有领土主权。但仍将《拉萨条约》作为附约，维持了英国在西藏的侵略特权。
以上种种，为英国和西藏地方政府非法划定“麦克马洪线”、私签《西姆拉条约》留下了隐患。与《烟台条约》签订有关的主要外国人与《烟台条约》签订有关的几个主要外国人，或曾在烟台工作、生活过，或是烟台签约的参与者、当事人。
马嘉理（A.R.Margary 1846—1875），英国人，生于印度，父亲为驻印英军军官。作为滇案始作俑者，他绝非普通上海英国领事馆翻译官的等闲之辈。据《近代中国报道》一书记载：马嘉理“历任驻台湾、烟台等地领事”。烟台有学者考证，马嘉理1867年（22岁）来华，曾在英国驻烟台领事馆工作过，但没有可靠史料左证他担任过烟台领事馆领事职务。《近代中国报道》记载：马嘉理1874年刚调入上海英领事馆，是年底奉威妥玛之命，以翻译官身份（有资料称其为使馆副领事）专程赴云南中缅边境迎接柏郎“探险队”，可见英国对这次“探险”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几个月后，他在云南蛮允毙命。马嘉理此行很可能是从烟台调往上海专门执行这一特殊使命的。
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英国人，地地道道的中国通，初为英国驻华使馆参赞，1869—1882年任驻华公使。威妥玛在整个事件中充当了指挥者和操盘手的角色，签约前后狂妄傲慢、手段老辣，始终牢牢掌控着事件的走势。因压服清廷有功，他被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爵士”头衔。
威妥玛在左宗棠大军攻占乌鲁木齐后，为继续利用新疆分裂势力阿古柏阻挡俄国人南下，确保英国在新疆的既得利益，于1876年9月15日（《烟台条约》签订的第三天），竟自降身份，屈尊代阿古柏向清廷请降，遭到了清廷的拒绝。其政客双面、多面嘴脸暴露无遗。
在华期间，威妥玛根据北京读音，用拉丁文字母为汉字注音，创立了威妥玛—翟理斯拼音法，简称威氏拼音。这成为清末以后国内外广泛应用的汉字拼音方法，直至1958年《现代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才逐步将其取代。如北京“Peking”、芝罘“Chefoo”、张裕“Changyu”等，都是威氏拼音留下的痕迹。
赫德（Roberr Hart 1835—1911），英国人，1835年出生在爱尔兰，1854年7月来华。1863年11月，他取代李泰国出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成为清廷加按察使衔的三品大员，时年仅28岁。作为英国人，如果没有英国政府的背后支持，他的总税务司宝座不可能坐稳，更不可能任职长达48年之久。英国政府曾多次照会清朝政府，税务司必须由英国人担任，这一职务基本是英国人一统天下。赫德始终代表着英国的在华利益，这一本质是丝毫不容置疑的。
作为李鸿章的谈判助理，赫德表面上站在中国一方，却与威妥玛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一内一外、一软一硬，既互有攻防又互相利用，实现了殊途同归的目标。《烟台条约》签订当天（9月13日），赫德就向总理衙门递呈了早已准备好的《关于改善商务关系的建议》长篇节略。节略由50节组成，分引言、商务、司法、行政、总结五部分，声称外国人所要求的主要是获得受到充分保护的经营各种贸易或工业的自由，把问题的发生归咎于中国人对外总是一种自卫和反对变革的态度。《建议》主要内容：1、外商货物运抵通商口岸时，一次性征收进口税和子口税，豁免全部内地税；2、中国开放重庆、宜昌、安庆、芜湖、温州等处为通商口岸；3、建立中外会审制度；4、及时捕拿和惩处侵犯外人在华人身安全的中国人；5、力行改革，改善清朝行政制度。此节略明显就是《烟台条约》的翻版和补充，完全是站在英国的立场上，要求中国放弃种种主权。譬如，开放重庆通商口岸就是赫德在节略中首先提出来的，为此后《烟台条约》续约埋下了伏笔。
赫德把持的总税务司，名义上由总理衙门领导，实则大权独揽。他制定并推行了一整套由外国人管理的海关制度，控制中国财政命脉，左右清廷内政外交。在管理方面，总税务司上下运转高效，少有贪污腐败，与清末腐败糜烂的官场形成了鲜明对比。对此，清政府五味杂陈、爱恨交加，不得不对其褒奖有加，先后赏按察使衔、布政使衔、花翎头品顶戴和封太子少保衔。赫德除1866和1878年两次短暂回国省亲外，长居中国达54年。1907年冬，72岁的赫德因病上书清廷“请长假”，1908年回国，1911年9月20日病逝于英国白金汉郡的家中。病假期间，清廷为其赏尚书衔，病逝后又追赠其太子太保衔。为了表彰对大英帝国的贡献，英国皇室授予赫德男爵头衔和圣迈克尔、乔治十字勋章。
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 1842—1913），英籍德国人。1875年11月23日任烟台东海关税务司，是赫德独当一面的得力助手。《烟台条约》签订过程中，德璀琳鞍前马后出谋献策，进一步得到赫德的赏识，也给初次相识的李鸿章留下了极佳印象，从此飞黄腾达。1877年9月，德璀琳被擢为天津海关税务司，任此职长达22年之久。烟台之所以能成为首批试办海关邮政的五个口岸之一，除了东海关的特殊地位外，也因为烟台是德璀琳曾经任职、第一次在外交场合正式提出开办海关邮政的地方。德璀琳后来多次为李鸿章外交斡旋出力，被慈禧太后赏赐一品顶戴花翎，列强9个国家授予其普鲁士二等王冠、法国荣誉军团等荣誉勋章。
谈判中有一段与烟台有关的小插曲。赫德试图借机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要求在条约中增加由英国人开办邮政事项。谈判期间，他安排德璀琳不止一次致函大清海关驻伦敦税务司金登干，商讨在英国印制邮票事宜。此前曾经同意试办的威妥玛，害怕赫德权力进一步扩大，坚决予以否决。赫德并不气馁，屡次向清政府游说开办邮政的好处，并且拿着拟就的方案威胁说：“如果中国不开办邮政，那就不能怪各国越俎代庖在华自行设立邮局。”《烟台条约》签订一年半后，即1878年3月9日，终经李鸿章同意，赫德委托天津税务司德璀琳以天津为中心，在北京、天津、上海、烟台、牛庄五处设海关书信馆，试办邮政事宜。6月15日，上海海关造册处印制银三分、五分大龙邮票各十万枚，中国第一套邮票———海关大龙邮票得以面世。7月31日，天津海关寄发东海关书信馆大龙五分银邮票2500枚。8月9日，邮政公告送达，烟台即日对外发售。9月6日，收到大龙一分银邮票1250枚，三分银邮票2500枚，亦开始对外出售使用。1896年3月20日，总理衙门以赫德所拟的开办国家邮政章程入奏。当日，光绪皇帝朱批“依议”。时年61岁的赫德终于如愿以偿，兼任大清总邮政司。
（本文原刊于烟台市政协编纂出版的《烟台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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