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信 往事如昨
高守莲
当今时代，不管你在哪里，用手机传递信息只是瞬间，可在上世纪70年代，送个信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记得1971年秋，“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运动在全国开展，我所在的烟台蔬菜公司进驻了以军代表、公检法（合并单位）为主的工作组，重点开展反贪污运动。公私合营时的私营业主和小商小贩，分期集中办学习班，重点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在规定的时限内主动交代问题，可给予宽大处理。
参加学习的人员，按照工作组规定的时限，都想尽快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他们利用班前班后的一点工夫，起早贪黑地去向工作组交代多吃多占或贪污售货款的问题。由于主动交代问题的人太过集中，工作组院内排队的人都转了好几个圆圈，当时，这被称为“跑卫星”。这些人交代的问题五花八门：有的说，我一天从钱柜里拿个一毛两毛买点儿小酒喝；有的说，柜台没人时，我就偷盒烟抽抽；有的说，秋天往家拿过粗盐腌咸菜；还有的说，我家孩子多，天天卖不了的剩菜，就装一网兜拿回家；还有交代拿饭盒偷碎鸡蛋的、拿干干鱼的……只有一个从小发烧留下后遗症、说话不清楚的售货员，一分钱也没交代。“跑卫星”交代问题的人果真得到了宽大处理：一律免予处分，只进行经济退赔。退赔依据是根据个人交代的数额，一二百、三四百元不等，五六百的较多，很少有超过千元的，主要是减去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多吃多占的货款和拿剩菜折价的部分，不用退赔。确认了退赔的数额，实行分期退赔，即在不影响家庭生活的前提下，每个月从工资中扣除1—5元不等，也可以用家里的家具首饰等作价退赔。“文革”结束时，退赔就停止了，家具首饰则基本退回给了本人。
那时，我就业不到一年，在私营业主小商小贩“跑卫星”交代问题时，我们新就业的年轻人则天天开会学习，不断接受“斗私批修”和“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的教育，要我们从思想上与他们划清界限，立足三尺柜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有一天晚上开完会，我和另外三名女售货员被军代表通知：第二天上午到驻公司工作组开会。原来是工作组捉住了一个“大贪污犯”———一名单身女会计，需要隔离审查，工作组安排我们四人轮流值班看管。工作组经过一个多月的查账和女会计自己交代、合伙人交代，确定的贪污金额是2000多元，但需要落实资金流向。女会计交代后，工作组一一落实，其中有500元，女会计说不出流向。那几天，我们看到女会计彻夜不眠。这天，轮到我和小季值白班，工作组成员、也是女会计曾经的同事老J递给我一封信，说道：“小季不会骑自行车，你骑车把这封信送到四马路，找到这个人（他指着信封说），把信交给他。”我接过信，装到衣兜里，骑着一辆大国防自行车，从北大西街赶往四马路。从三马路开始一路上坡，我蹬不动了，就推着走，累得浑身是汗。半小时左右，找到了收信人，那是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有一米八的个子。把信交到他手里，我就离开了。回去是一溜下坡，我慢悠悠地骑着车子往下溜，身上的汗也就慢慢消了。
不紧不慢赶回工作组交差，我顿时傻眼了———我去送信给他的那个男人就在工作组办公室站着，我送的那封信就在军代表的桌子上！不等我说话，军代表摆摆手：“你先回去，一会儿找你！”我怏怏地回到了值班室。
那个男人走了，我被叫到了工作组办公室。军代表问我：“谁让你送的信？”我脱口而出：“老J。”老J 急了，大声说：“我没叫你送！”还没等我辩驳，负责查账的李科长发话了：“老J，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好意思把责任推给一个小闺女，你不发话，她敢送吗？”李科长这么一说，军代表又一次对我摆摆手说：“没事了，回去吧。”第二天，老J就被打发回原岗位了。女会计又被审查了半个月，她如实交代了写信的原委，最后定案贪污2000多元，免于起诉，由会计改为售货员，每月从工资扣除10元钱退赔。
好多年以后，老J向我道歉。他说，当时之所以把责任推给我，是怕自己与女会计因同事关系受牵连，而我刚就业，又不足17岁，最多就是挨几句批评。我问他为什么我这送信的人还没回来，收信的人却先到了？老J 说：女会计差500元说不出流向，就写信让她曾经相好的男人承认借了500元。那男人看信后吓了一跳，他怕承认了，又要受审又要退赔。500元在那时可不是个小数目，他怎么拿得出！人家一看信是用蔬菜公司的信封装的，就照着信封上的地址送到工作组。人家心急如焚，一个大男人骑车当然比你快了！能不先到？
我说，幸亏李科长说了公道话，不然我也要受纪律处分了。老J苦笑。
新闻推荐
本报讯（YMG记者滕新书通讯员牟公宣）近日，牟平警方又查处一聚众赌博案，抓获五名涉赌人员，包括为赌博提供场所的人员，将其移...
烟台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烟台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