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抗日那些年 往事如昨

姜杜民

沐浴村我也成了“地下工作者”

1937年，我出生在檠山区（现莱山区）解村，我的姥姥和姥爷都已过世，3岁以后我基本上住在舅舅家，舅舅住在邻村沐浴村。

舅舅和舅妈都是17岁的青年人，因为于芹芝姥爷是我亲姥爷的叔弟，任职牟平县参议院，他的儿子于宝山，是一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我叫他堂舅。受他们的影响，我的舅舅也参加了抗日队伍。那时我的舅舅住在沐浴东街，街北有条长胡同，自家的东墙不高，很容易翻过去，从东院邻居家方便撤退，且比较隐蔽，再加上是参议院侄子的家，相对安全些，所以就成了檠山区和福山区共产党组织的地下秘密联络点。檠山区委徐宗武、金醒民、姜启国、孙振叶等共产党员和福山区委林春芝、鲁中田、刘众、王会涛等共产党人，经常在舅舅家开会。每当这时，我就在外面放哨。我很喜欢做这样的事情，觉得自己也成了一名“地下工作者”。记得6岁那年，村里来了一位中共地下党工作者，他在我村发展的第一位共产党员是我的一位街坊姑姑———姜桂芝，又帮助建立解村党支部，姑姑任书记。那时沐浴村驻扎着以“胡大肚子”为首的二鬼子，还有名为“苗部”、“安部”等土匪及国民党军，这些日本鬼子的走狗和帮凶，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无恶不作。那个地下党员教会了我们一首歌谣：“天上乌云遮太阳，停在空中老不开。幸亏来了救星共产党，拨开乌云见太阳，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

当时在牟平县马格庄有一座学校，共产党利用这里宣传马列主义，日本鬼子得知后，派飞机向整个马格庄投放炸弹，放火焚烧房屋，一时火光冲天，老百姓哭天抢地。同样遭敌机轰炸的还有福山回里镇土峻头村的兴隆山学校，附近的胡家夼村被炸毁，回里公路被破坏。

耳闻目睹，让7岁的我有了分明的爱憎。现在我还能哼起那时的儿歌：“小板凳，碰锅台，我是妈妈的好乖乖。抗日救国我愿去，打不出鬼子我不回来。我不和妈妈要钱买糖吃，留着钱买枪炮，要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打不出小鬼子我不来。”“月儿弯弯，星光闪闪，我们都是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为了防奸防特，来了鬼子我就跑，找到八路去报告。”

有一天，我看见二鬼子强迫老百姓送来和小山一样高的干松枝垛，烧火做饭用。我就盘算着把这些柴草烧了，让二鬼子饿肚子。我找来火绳，把柴草垛点着了，一溜烟跑回了家，骄傲地告诉了舅妈。可把舅妈吓坏了：“你这小崽子，不要命了，是不是不想活了！”她把我拉到东邻家，又去找于芹芝姥爷想办法，最后把我关到一间小屋里，叫我不许作声。二鬼子果然怀疑是我点的火，找到家里来，舅妈说：“这小崽子上午就跟他妈回家了。”我在小屋关了两天才被放出来，有惊无险。

二鬼子“胡大肚子”在沐浴村作恶多端，鱼肉乡里，1943年秋的一天，我三姨接到上级任务，让她查清楚“胡大肚子”的活动规律。三姨发现，“胡大肚子”每逢沐浴村赶集，9点钟肯定带着两个二鬼子到集上白吃白喝白拿。三姨准备下午到回里村送情报，并特意叫上我。路上遇到二鬼子盘问，三姨对答如流，我也一点都不怕，按三姨事先教给我的，大声喊：“妈，咱快走吧，天快黑了。”二鬼子没发现破绽，放了我们。我们顺利地把情报送到了联络点。

第二天沐浴赶集，“胡大肚子”正在指挥手下拿这个、捎那个的时候，两名化装成赶集群众的武工队员，慢慢靠近他，从手中的篮子里掏出手枪，一枪结果了他。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我感到无比自豪，因为我也贡献了小小的力量。

自从舅舅参加了抗日队伍，我就和舅妈在家看门，有时候舅妈也出去做宣传动员工作，家里便只剩我一个。1946年，舅妈病了，我只有7岁，根本照顾不了她，舅妈说：“孩子，你回家叫你妈来照顾我吧。”这年春天，舅妈病重，我母亲看情况不好，找来于芹芝姥爷和元华舅舅商量，决定叫元华舅舅到军队去找我舅舅回来。找了半个月才找到，舅舅请了10天假，结果就在舅舅回来的第7天，舅妈便过世了，我伤心极了！大人的事我也不太懂，后来才知道，舅妈过世的当天下午，舅舅把村里干部于忠云、于敬芝还有于芹芝姥爷及元华舅舅聚在一起见证，舅舅说道：“我马上要回军队了，我走后，这个家就让我姐姐和我侄子（也就是我）在这里住，房地都由他们管理，我当兵所获得的待遇，都由他娘俩负责接收。”

1947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传来噩耗，上级来信说我舅舅在孟良崮战役中牺牲了。我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多亏村干部还有街坊邻居都来安慰母亲。后来上级政府发了二百斤谷子，还给了一部分钱。从那以后，家里的土地由村里给代耕，我和母亲一直在沐浴村舅舅家里住。到1949年冬，在上海空军招待所工作的父亲捎信回家，母亲安排了家事，母子二人便回到了解村。

解村血泪仇恨永生不忘

那时我居住的解村，划分在牟平县檠山区，我们这个不到一百户人家的小村子，也未逃脱日本鬼子的魔爪。我大姑的小姑子嫁到解村，男人叫侯通庆，家里很穷。我姑父帮他筹备盖房的材料，好容易备齐了，正准备开工，日本鬼子来了，抢了个精光。全家哭成一团。差不多村里所有的树木以及老百姓的建筑材料，都被日本鬼子抢了去，盖炮楼。全村百姓敢怒不敢言。

那时解村只有72户人家，可被鬼子抓到东北当劳工的，就有十多人，年龄最小的才12岁，名叫李显明，和他哥哥李显凯一块儿被逮到了东北。随同去的还有我们村的张进海、姜玉珍、解作奎、张德春、张培军、侯丰庆等人。在东北不仅要干重活，还要挨打，忍饥挨饿，苦不堪言。我们村有个叫侯丰庆的孩子，才13岁，被抓到大连铁工厂干活，不小心掉进了硫酸池子里，活活给烧死了。家里人得到消息后，找到工厂，一分赔偿金也拿不到。

1942年10月10日那天，农民正欢欢喜喜抢收粮食时，来了一对日本鬼子，端着刺刀大盖枪，逼迫村里派出10名青壮年，跟他们去“扫荡”，若不去就要在村里杀人放火。村里不得已，找了10个青壮年，其中一个叫于同起，他是我母亲的姨表三哥。走之前他跟家里人说，不去，怕连累村里人遭殃，暂时先跟他们去，找机会再逃出来，绝不能和他们同流合污，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

三天过后，噩耗传来，等大家把于同起抬回来一看，只见他全身都是伤，满身是血，让日本鬼子的刺刀挑死了。全村人无不伤心落泪，全家人哭得死去活来，我母亲也伤心欲绝，几日粒米未进。母亲说：“我表哥和表嫂刚结婚，是一对恩爱夫妻，还没生下一男半女就这样走了！多么可恨的日本鬼子！”这血泪仇恨，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深深印记，永生不忘。

鬼子的飞机不管是村庄还是田地，想轰炸就轰炸。记忆中有一次，南朱堡被炸倒了很多房屋，还有一头大骡子。最令人伤心的是，朱塂堡村有一位老中医，叫王风亭，医术高明，在当地德高望重。有一天，崖前有一位病人请他出诊，回来的路上遇上鬼子的飞机，“轰”地一声响，老中医被炸飞了一条腿，当场疼昏过去，幸亏救治及时，才保住了性命。后来，老中医收了两个弟子，叫姜永远和王好亮，他俩对师傅特别尊重，师傅出诊不管多远，两人都用小推车推着去。徒弟王好亮现已年过八旬，和师父一样，也是一辈子行医。

1943年是日本鬼子的飞机扫射、轰炸最疯狂的一年，老百姓无处躲藏，随时有性命之忧。早春时节，有一天，我的两个街坊姥爷，一个叫于同芝，一个叫于壮芝，他俩都是生龙活虎二十岁的好年纪，下地干活时发现了日本鬼子飞机扔的一个炸弹在地里并没有响。于同芝想把炸弹搬到地边的水沟里，以免伤到别人，结果刚一靠近，炸弹就爆炸了，于同芝当场身亡，于壮芝身受重伤。那几天全村人都在伤心流泪，大骂“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他们不得好死！这血海深仇，中国人民一定要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上世纪30年代，我们村有近20名青壮年闯上海。其中，姜玉青、张培京、于同夏、姜玉昆和李家四兄弟，都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队伍，不幸的是，他们先后遭到了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的队伍日益壮大。在1943年的春天，牟平县檠山区中队长杨振禄带领几个战士，深入敌后去炸鬼子的炮楼，不幸被日本鬼子和顽匪孙振先包围了，突围中，杨振禄和几名战士壮烈牺牲。

第二天下午，区委区政府在马格庄召开了数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揭露日本鬼子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更加激发了人们对日伪军的仇恨，增强了大家抗日的决心和热情。地下党组织趁势发动，当时在沐浴村的金醒民、孙进叶等几人，不分昼夜，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宣传抗日，在他们的发动下，村中的热血男儿纷纷走上保家卫国的道路，他们有于家军、于中汉、于家昌、于元起、于伦芝、于功努、于家辉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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