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那年我长大了
高守莲
我生于上世纪甲午年，第一个本命年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年，发生了许多让一个十二岁孩子难以承受的事情，我也从一个只知好好学习的懵懂女孩，变成了大人口中的“少年老成的小大人”。
反动标语案
当时，烟台相对封闭，“文革”也没有大城市闹得那么迅猛。在我五年级还差两个月放暑假、六年级的学哥学姐备考初中时，腾出了两名大队干部名额，我选上了。可是，我并没戴上三趟杠。快放假时，大队辅导员姜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三趟杠的大队干部臂标，对我说：“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学校有了红卫兵，我这个大队辅导员靠边站了，你这个三趟杠也不能戴了。”说着，又把它放回抽屉里。我什么也没说，咬着嘴唇回到教室。下课了，我向班主任崇老师说了这件事儿。崇老师安慰我一番，并嘱咐说：“你自己知道就行了，不要对别人说，运动中一定不要乱说话。”我点点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尝到失落的滋味。
很快，学校出现了大字报，校长和一些老师遭批判，我们则遭遇了“停课闹革命”，中学的“老三届”开始“大串联”，小学的只能呆在家里。岁数大点儿的小学生也有随着去串联的，也有出去干活、就此踏入社会的。1969年3月，上面又号召“复课闹革命”，三届学生直接进中学，我们1961年上小学的，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九年制高中生，1970年12月就“被毕业”，1971年拿到毕业证。改革开放后，又在职补习了初、高中文化。“停课闹革命”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儿，我难以忘怀。刚离开东升街小学没几天，五年级四班全体同学被召回学校。每人领到一支铅笔一个本，军代表在黑板上写满字，限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内抄完上交。连续三天抄写了不同的文字。最后那天，军代表突然发话：“会画画的把手举起来！”十三岁的男生施同学举起了手。
第二天，施同学和于同学被请进市府街派出所。民警让他俩说说最近都干了什么事儿？俩人一头雾水，说“什么事儿也没干”，民警让他们“好好想想”。耗了一个下午，俩人也没说出个所以然。快到晚饭时间了，民警拿出纸和笔，让施同学画毛主席戴军帽的像。他说“不会画”，民警问：“为什么不画？”这个机灵的男生这样回答：“画得不像就是侮辱毛主席！游街示众怎么办？”任凭民警软硬兼施，他就是不画。直到半夜，家人找到派出所：“这么小的孩子犯了什么罪、不让回家吃饭？”派出所这才将俩人放了，他们已经十多个小时没吃饭了。原来，公安局在二马路公园等公共场所发现了反动标语，牵扯到我们班几位同学。让大家抄写文字是为了对笔迹，让施同学画画是为了检验是否出自他手，结果一无所获。次日上午，公安局李科长穿着便衣来到我家，从皮包里拿出一张32K画有毛主席军帽像的素描递到我手里，说：“你看看，像谁画的？”我接过一看，毛主席像下面还有一条反动标语和施同学的名字，登时我的手就哆嗦了，脸涨得通红。李科长说：“你不要害怕，没你什么事儿。你就仔细看看是谁画、谁写的就行了。”他把纸反过来，只见背面还写着许多“打倒×××”，分别是校长、老师和我与另一同学的名字。李科长又让我辨认是谁写的。我拿着这张纸反复看，虽然手不停地抖，脑子却也转个不停：“再笨的人写了反动标语，也不会署上自己的名字啊，何况施同学那么机灵！”我对李科长说：“我从没看见施同学画毛主席像，只看见他画树和鸟。”“那你看看这些字是不是他写的？”我反问道：“施同学怎么会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反动标语上？这不是不打自招吗？肯定不是他画的！”“那你们班还有会画画的吗？”李科长问。我说“有啊，他会两只手画画———不过，他早就干活了。”李科长“哦”了一声，起身离开我家。
过了没几天，我们班的同学又被召回学校，这回不是写字，而是通报我们：写反动标语的人被巡逻的红卫兵和民警抓到了。是日凌晨，一名男生借着月光用粉笔在男厕所墙上写字，内容与那些32K纸上的一样。反动标语案破了，同学们解除了嫌疑当然高兴，但老师和同学都很疑惑：他一个小学生，为什么要写反动标语？公安局给出了答案：他是被人教唆的。
这位同学是我们班年龄最大的男生，性格内向，与同学不太入流，喜欢一个人写写画画，擅长左右手开弓。由于家里弟兄多，又排行老大，继母早早让他辍学工作了。他本身个子就高，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经常吃不饱肚子，有一次偷吃家里的东西被父亲吊打，晚上便在街头游荡，被一劳改释放人员发现，经常买饭给他吃。了解到他会左右手写字画画，就诱导他到教室（学校停课后作业本都放在课桌里）从同学的作业本上撕空白纸，右手画毛主席头像，左手写字签名，再散发到公众场合。这名男生交代后，教唆者被抓重判，男生被劳动教养。施、于两位同学则因为反动标语的纸是从他俩的作业本上撕下的，施又会画画，才被派出所找去询问的。这件事让施同学放弃了画画，改攻模型和机械，成为烟台本领域的行家，虽然早已退休，至今还在带徒。
待学在家的日子
这件事刚过去，“破四旧立四新”就开始了，大庙和所城的牌坊被拆，大字报、大辩论随处可见，抄家、游街、批斗会全面展开。父母嫌我岁数小，又是女孩子，怕被一些场面惊吓，就把我的活动范围锁定在胡同和大院。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
那天，我正在帮院里邻居姐姐铺底绣花，突然，一队红卫兵闯进来抄她的家。原因是她父亲曾在法国人开的烟台山医院工作过，被怀疑是法国特务，来搜什么电台和枪，真可谓惊心动魄！红卫兵挨个房间搜，挨个人问，一无所获，但她父亲还是被匆匆带走隔离审查了。
这位邻居大伯的肺有毛病，就怕后背受凉，大妈让子女去给他送棉背心，他们害怕不敢去。此时此刻，我坐不住了：我小时候身体有病，大伯常为我寻医拿药，现在我为何不帮他忙？于是，我拿起大妈包好的棉背心，说：“大妈，我去送吧，反正我是小孩儿。”经过医院红卫兵检查，邻居大伯穿上了棉背心。
待学在家，无所事事，许多家庭便想办法让孩子干活挣钱。母亲所在的食品厂组织家属去包糖果，这活儿我倒是能胜任，但父亲不允许，他嫌我年纪小，让我学《新华字典》，重看家里存的《中国少年报》，跟着他学描图，跟着奶奶学干家务活。
那个年代，戴毛主席纪念章、背着“为人民服务”的军用挎包很时尚。父亲在天津的师傅给我们带来了纪念章，父亲的朋友赠给我们一个军用黄书包，我自己把毛泽东主席书写的“为人民服务”字样用油光纸描成镂空字，缝在书包翻盖上，再用刺绣针穿上红线，一针一线地上下把镂空刺满，最后细细剪断，剪成毛茸茸的红色“为人民服务”，手被针扎也顾不得疼，背上自己刺绣的挎包很自豪。
除了跟父亲学描图，我还通过帮邻居姐姐铺底学会了绣毛线花，可以挣些零花钱。大家闺秀王大妈织毛衣最拿手，我就向她请教。买不到毛线，我就把父亲节省的劳保手套拆开、染色，织线衣线裤。竹针容易折，父亲就用旧自行车辐条或旧焊条，磨成粗细不等的毛衣针给我用。奶奶则一点一点儿地理顺染织厂的废线头，合成六股的织线衣，三股的织袜子，各种颜色搭配，织出不同花色的成衣和袜子，过年就焕然一新了。
奶奶说：“技不压人，女人越会干活儿，日子越好过。有些活儿现在不用你干，自己成家立业就用上了。”先学做饭，擀面条、包饺子、包包子、蒸馒头、烙饼、烀片片，她都从和面开始教，凉水面、烫面、发面，水温特别讲究；温水、响水、开水用在哪里很严格；和完面必须面光、盆光、手光。醒面的时间、发酵的时间也毫不含糊，这些技能我至今受用。奶奶教我做棉被，从絮棉花到缝纫一丝不苟。先在胡同的平坦路面铺苇席，再平摊被里、絮棉花，然后铺上被面，打上粉线，让我沿线穿针，两只手要协调，针脚不能离线。学会这些，一个活脱脱的小主妇就差不多练成了！十二岁，本命年，我真的长大了！街面上原先送煤、送水的营生，这时都不允许干了，居民得自己买煤、挑水。父母工作忙没时间，我和妹妹便从俩人抬开始，慢慢地就一个人挑。爸爸专门给我们做了小扁担，打了小水桶，还教我学会了左右换肩挑。我去买煤，把一根木棍绑在自行车后座上，让父亲在左右两边刻上槽，挂上两个小铁桶，用绳子一拦，能装六七十斤煤，与我的体重相当，推着走，两只手根本压不住车把，而人骑上去就平衡了，这样，全家供应的二百一十斤煤，我驮三次就能带回家。
第一个本命年，遭逢时代大变故，虽然我的大学梦被兜头浇灭，但幸运的是，我没有卷入众声喧嚣中，而是在一天天琐碎的日常中，练就了一身生活技能，更重要的是，抗压抗挫的能力大大增强。而我在“文革”中养成的自学习惯，终生受益。命运就是这样，给你关上了一扇门，也为你打开了一扇窗。我没有蹉跎岁月，岁月也没有辜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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