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西方技艺及物种的引进□蔡玉臻
近代西方基督教传入登州和烟台的是基督新教，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基督教或耶稣教。虽然先后有分属不同国家和不同教派的传教士到过这里，但在这里扎根并长期传教的只有美国南部浸信会和美国北部长老会派出的两个差会。所谓差会，意为一个国家的某宗派教会总部差遣到国外传教的组织。
近代早期来胶东的新教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还带来了一些西方的技艺和物种，在某些方面改变了胶东的面貌和一些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
新式花边
西方技艺有特色的主要是花边和发网，物种方面最典型的是水果和花生。
近代经由传教士传入或传播开来的西方技艺很多，像创办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的狄考文，曾把一些机器制造技术传给了学生，并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但是对于胶东经济和民众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却不是这些当时在西方也属于先进的技艺，而是与一般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花边和发网编织技术。这是因为那些机器技艺当时在民间还曲高和寡，花边、发网编织则不需什么学问，也不要相应的经济和科技基础，简单易行，一般的年轻妇女即可制作，且很快就可见到收益。
中国近代的花边，原有新旧之分，旧式花边为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工艺品，又称“花绦”或“绦子”，系丝绒编结而成，用来装饰衣、裙、衾、枕等生活用品，主要是富贵人家消费。新式花边为舶来品，源于欧洲的抽纱工艺，主要原料为各种机制棉线、麻线、漂布、麻纱等，成品用作台布、窗帘、杯垫、盘垫、枕套、沙发及椅子靠垫、手帕、服饰等，有成为城镇居民大众化用品的趋势。
新式花边传入中国并形成产业，是由来胶东的几个新教传教士完成的。首先是海斯夫人、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郭显德的长女郭范霓，曾在登州蓬莱和烟台两地教授一些女孩新式花边的编织技术。郭范霓出生在中国，早年在生母去世后返美读书，读中学时结识了一位瑞士移民，从她那里学得织花边的技术。大学毕业后与海斯结婚，先在登州文会女校和乡村妇女中教授织花边近三年时间，1890年迁居烟台，在那里曾教授三个女孩织花边技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海斯夫妇返回美国，发展花边事业由马茂兰夫妇所继承。
马茂兰是英国人，1884年来到中国四川，1888年在成都结婚，两年后到烟台。他和夫人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烟台工艺会”,同时组建了一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公司———马茂兰有限公司，中文名字叫“仁德洋行”，从零做起，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就在他们的工作方式与内地教会产生矛盾时，他的夫人结识了熟谙花边技术并在当地教授女孩织花编的郭显德长女郭范霓，他这时便开始寻找销售花边的市场。1894年郭范霓返美后，马茂兰夫人接管了她教授女孩编织的全部家当，开始训练教师，并于1896年初办起一所花边学校。
经过数年努力，马茂兰夫妇的工艺会、花边学校以及他们公司的事业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工艺会做了大量传播基督教的事务，花边学校也发展为一所包括培训花边编织技术、文化课、半工半读多项内容的综合性质的学校，开始以不缠足为条件招收女生寄宿学习文化知识和花边编织技术，并附设幼儿园，为本地年轻妇女解除家庭负担。截至辛亥革命前，马茂兰夫妇的花边学校培养的本地和外地花边编织人员难以计数，一些早期学员已开始自行开办培训班，或开设小作坊从事花边经营，仅烟台一地，以编织花编养家的妇女和女孩，就达数千名之多。
据海关统计，中国花边业在1918年之前，烟台地区一直占全国出口额的95%以上，几乎是独家垄断的局面。这可以说明近代中国花边业起源于胶东，而以烟台为中心的胶东各县也都从事花边生产，对山东特别是胶东民生影响极大。这种情形建国后一度中断，但在“文革”期间又恢复起来，那时城市女孩已经不织花边了，花边业转移到了农村，胶东各地农村织花编的女孩随处可见，对支撑当时的经济，起了很大作用。今天五六十岁以上的胶东人应该记忆犹新。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蓬莱的梭子花边还获得过国家金质奖章，并注册为“蓬莱阁牌梭子花边”。
发网
胶东地区与花边业差不多同时兴起的发网业，也是一项重要出口产品。但与花边不同的是，这里的发网业不仅前期在全国占有绝对优势，出口额也列为全国总出口额之先，后期其他地区随着世界发网需求的剧烈下降几乎停止生产了，但烟台却一花独放，占全国总出口额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今天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恐怕已经不知道发网为何物了。这里所说的发网，是指手工编织的妇女头饰。据说，为了区别已婚和未婚女子，中国妇女数世纪以前就佩戴黑色丝网。欧洲19世纪上半期，妇女佩戴丝网的风气也很流行。稍后，不知是谁发明了用头发代替丝线编织发网，这种用人的头发编织的头饰就叫做“发网”。人们发现发网与丝网相比有很大优越性，发网作为头饰，既可保持头发整齐，风吹不乱、不变形，而且看不见，且富有弹性，于是发网首先在欧洲逐渐取代了丝网。
发网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产物，虽然编织工艺简单，但原料处理需要现代化学技术，因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头发的颜色千差万别，作为头饰的发网要和佩戴人的发色一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还不具备漂白头发后再给头发染色的技术。
至于发网编织技术是何时由何人传入中国的，众说纷纭。有人说是马茂兰夫人引入花边编织技术的同时，也引入了发网编织技术，也有人说是烟台一家外国公司的技师德国人石乐德传授的，还有人说是天主教的修女把这一技术传入中国的，准确的人选已很难考证。不过，烟台的发网业的发达与传教士们有着密切关系则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也就没有近代胶东一带的发网业。
首先，烟台中外关系融洽，而这种融洽与传教士关系极大。烟台在近代由一个渔村发展为现代工商业城市，得益于替代登州辟为通商口岸。值得注意的是，烟台虽然作为早期的通商口岸，但与其他通商口岸有很大不同。其一是这里不像其他通商口岸，有外国租界，更不像青岛那样曾经是殖民地，烟台的外国人自始便与当地人混居杂处。其二是烟台的兴起与发展，几乎与传教士的到来同步。早期的传教士们在这里创办学校、医院和诊所，兴办慈善机构和实业，改良水果品种，给烟台居民带来了巨大实惠。资料显示，近代烟台人无论中外，在日本人大举入侵之前，大都一致对外，内部少有摩擦，相互关系比较融洽，大多互通往来，彼此尊重对方的风俗习惯，以致联手进行大规模的公益事业。如每逢圣诞节，大批当地居民便前往教堂和外国人住处一起搞庆祝活动，而每逢中国旧历年节，传教士则率儿子走家串户拜年，妇女留守家中招待客人，随和当地习俗。中外居民均有礼物往来，像马茂兰一家每逢年节，便备礼物5000余份。辛亥革命后，随着花边、发网业的发展，数万名女青年涌入烟台，为提高从业人员素质、维护社会安定，以外国女传教士为首，组织中外联合的“烟台益工会”，深入各工厂教授手工技艺和读书识字，宣传提倡天足，兴办夜校，组织女工学习文化等等。在这样的氛围里，烟台的中外居民，特别是一般民众与传教士的关系一直比较融洽，这也是为什么烟台乃至胶东没有发生义和团那样的反洋教运动的重要原因。
其次，近代烟台有一大批勇于创业，掌握一定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开放型人才，而这些人才的培养和成长，与传教士的活动密切相关。清末民初的烟台，方圆不过数里，而就在这样一个海滨小城中，散布着大大小小数十处传教士兴办的各级各类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辛亥革命前后，教会正规学校、夜校和他们所兴办的实业机构，已培养出拥有一定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型人才。这些人因所受教育不同，受传教士异国办学、兴办实业的影响，大多具有不畏艰难、勇于创业、积极开拓进取的精神。例如，1908年创办“发业公司”的王启典和王华亭、同年创办“烟台信丰公司”的李虹轩、1914年创办“亿中公司”的刘滋堂、孙伯峨等，都是烟台美国北长老会创办的各种学校的学生。这三家企业，发业公司是山东发网业第一家，信丰公司、亿中公司则是烟台和山东花边、发网等产品出口产业的先驱，且长期名列同业前茅。这些企业在欧美以及非洲设有多处分支机构或代理处。截至“七七事变”前，烟台从事外贸出口的企业达50余家，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或代办处推销产品有200余人。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
据美国商务部20世纪20年代末的一份中国工商业手册统计，截至1923年，广州、汉口、天津、长沙、重庆等地，仍有大量人发出口，而唯有烟台一地只出口发网，不出口人发。究其原因，发网业的繁荣发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一战中美国军队首先要求军中护士要佩戴网状头饰，以避免头发散乱和掉落头发，妨碍护理和协助医生治疗伤员，年轻的护士们选择佩戴发网，引发了欧美各国妇女争相效仿。其时恰值中国辛亥革命后不久，有大量的人发资源，但其他地区没有人涉足染发行业。烟台的孙伯峨经过自己钻研，很快掌握了漂白和染色人发的技术，为当地发网业节约了成本，也提供了发网业就地取材的良好契机，当然这里也就不出口人发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也充分说明了为什么烟台会成为当时世界发网业中心之一，在中国始终独占鳌头。
烟台苹果
再说物种方面。胶东地区富产水果，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烟台苹果闻名全国。其实在近代以前，胶东地区的许多水果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那时的本地水果，个头较小，味道很差。后来的一些品质好的水果，都是与西洋水果嫁接改良而成的，著名的烟台苹果就是典型例子。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就在宁波一带传教，后来因不适应南方的气候来到了登州，1870年迁居烟台。他在毓璜顶南坡建了一处被当地人称为“南楼”的住宅，屋前围起了一个小花园，并打了一口水井。早在到这里定居之前，他就从美国各地搜集树苗，想把胶东一带的水果变成美国或欧洲的各种品质良好的水果。毓璜顶住宅外的花园虽然不大，但却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实验场所。他在这里改良水果的试验取得了巨大成功，从此烟台苹果名闻天下。1888年来登州、1890年迁至烟台的老传教士郭显德的女婿海斯，曾经对烟台的水果和丰富的海产品羡慕不已，决定开办工厂，搞水果和鱼类罐头加工，让颇多的季节性产品产生更好的效益，这也可以说明倪维思近20年改良当地水果的努力是取得了极大成功的。但可惜的是，当时教会大多数人认为海斯作为一名传教士，搞水果和海产品罐头加工赚钱，是不务正业，有失一名神职人员的身份，不合教会的规矩，予以激烈反对，无奈之下，海斯返回美国。
花生
近代由传教士引进的另一西洋物种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是花生。据海关统计，19世纪末山东花生、花生米开始批量出口。直至20世纪40年代，山东出口花生、花生米在全国花生出口总量中，一直约占半数以上，最高年份达90%以上，是山东出口产品的大宗。
近代中国出口的大花生，多出自山东东部，名扬海外。然而，花生原非中国土产，而是来自海外。中国早期的花生，学界一般认为原产于巴西、秘鲁，早在明末清初即传入广东、福建一带，清朝嘉靖和道光年间，江南数省已较为流行，但未大面积种植。早期记载多论及其药用价值，有“番豆”“长生果”、“长果”、“及第果”、“落花生”、“落花甜”等俗称。经中国传入日本后，称“南京豆”。所谓“番豆”，就是外国豆的意思，说明其来自国外。鸦片战争前后，花生已传入胶东，不过，虽然今天已很难考证那时的花生到底是什么样子，但从相关可靠记述以及过去吃豆油的情形看，这些江南和山东的花生，与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花生还是大不相同，那时的花生还不是重要农作物，更不是经济作物，与外贸出口根本不沾边，近代以及今天我们看到的花生，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梅理士引进胶东的。
梅理士1862年因为不适应南方气候，转到登州传教，他到登州数年之后，因四处传教，发现登州一带多沙土地，很适合种植自己家乡的花生。于是，在第一次回国休假时就带了一袋花生回来，分给自己熟悉的教徒试种。结果，这位教徒试种很成功，收获之后特意送给梅理士“尝新”，梅理士再次把这些花生分发教徒们试种。就这样辗转散播，美国花生新品种逐渐在胶东地区传播开来，花生从此成为胶东重要的农作物和经济作物，花生果、花生仁、花生油在近代山东出口产品中占居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海关统计资料看，1891年，山东开始有批量花生出口，10 年后又开始批量出口花生油。正是由于这些现实的效益，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人呼吁向中国的花生贩子倡捐，为梅理士立一铜像，以表彰他引进优质花生的功劳。（根据郭大松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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