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大姐

于士山

我们姐弟十人。我有二姊、一兄、三弟和三妹。大姐是我们十姐弟中的老大。记得上世纪40年代初，姐姐在爷爷的支持下，获得了上学读书的机会。姐姐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因此读书特别刻苦。自姐姐入校后，她所在班的第一名就非她莫属了。姐姐完小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太差，不得不辍学。这时，姐姐母校的赵竹平校长了解到情况后，亲自找到我家，动员爸爸让姐姐回校教学。就这样，一个刚离校的完小毕业生转身又走上了讲台。

因家庭经济拮据，冬天，姐姐穿的是单薄的衣裤和自己手工做的布鞋，姐姐的手脚都冻了。姐姐工作了，却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还是也当教师的大表姐，给了姐姐一身可体衣服，姐姐穿上它，走上了三尺讲台。

工作后的姐姐，凭着对工作的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久，就独自一人主持村小学的全面工作，一至四年级的全部课程由她一人讲授。姐姐深知，自己的文化水平远远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她始终充满着对知识的渴望。她考入函授学校，一面工作，一面接受函授教育。每天晚上，批改完作业和完成备课后，她还要在油灯下学习一个多小时。有一次函授班授课期间，姐姐扁桃体发炎，发着高烧，但她仍坚持让爸爸送她去县城函校听课。凭着坚韧的毅力，姐姐读完函授学业，以优异成绩获得师范文凭。

姐姐就像一枚红蜡烛，点燃自己，照亮弟弟妹妹们的前程。为了照顾家庭，照顾弟妹们，姐姐的婚事一拖再拖，1962年姐姐结婚时，已是近三十岁的大龄姑娘了。

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国家把振兴教育事业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姐姐担任一所小学的校长，除了姐姐等几位公职教师外，大部分都是民办教师，她们大都是文革期间毕业的高（初）中生，谈不上有什么教学经验。姐姐深知，要把教育搞上去，教师是关键。姐姐把每天下午的课余时间用来给教师讲课，和大家探讨怎样提高教育质量。姐姐让教师们相互观摩教学，共同进步，学校的教学水平迅速提高，姐姐被评为优秀教师，并被选为人民代表。前些年我去姐姐家玩，遇到了这所学校的几个毕业生和学生家长，当他们知道我是姐姐的弟弟，无不夸赞姐姐当年如何克服困难，把学校带出了好的风气。

姐姐对奶奶、爸爸、妈妈的孝道，对弟弟妹妹们的关心和爱护，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姐姐工作以后，每月领到工资，自己仅留下一点伙食费，其余全部交给了爸爸。奶奶在世时，姐姐每次回来，总会给奶奶买点时令瓜果或者糖果点心之类。她还把国家供应的大米、面粉捎回家，自己则是吃一些从妈妈那儿拿的粗粮。她一回来，就换上旧衣裤替妈妈料理家务，上锅做饭。姐姐不仅从生活上关心照顾爸爸妈妈，只要有空闲，她就会把一些国家政策和国际大事讲给爸爸听。

1991年冬，妈妈突发心脏病住进医院，我这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只能到医院里看看，陪妈妈住了一晚，又急急返回工作岗位。而年近六旬的大姐，却撇下烟台的家业，日夜不休，一直守护在妈妈的病床前，直到妈妈病愈出院。姐姐常把爸爸妈妈接到自己家里，耐心调理生活。爸爸重病，姐姐又一直守护在爸爸身旁，亲自护理。大姐的言行举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家姐仁弟恭，誉满周边的十里八村。

姐姐关心她的每一个弟弟和妹妹的成长。我读小学时，姐姐经常了解我在学校的表现，配合老师教育我。记得有一次姐姐开会回来，天很晚了，我已上炕睡下了，听到外屋姐姐和爸爸谈起了我，并把她学到的新式教育理念告诉爸爸。当我考上中专离家和工作以后，姐姐工作再忙，也总抽时间给我写信，鼓励我努力学习，安心工作，父母由她照应，让我把精力用在事业上。

我们是踏着姐姐的肩膀走出农村、走上社会的。姐姐就像一把遮风挡雨的大伞，护卫着弟弟妹妹们。姐姐自己没有机会进入更高的学堂，她却为把弟弟妹妹和子侄们送进高等学府尽了心，出了力。哥哥考入泰安水校后，她多高兴啊，为支持哥哥读书，她从自己每月的生活费中又抠出2元钱，为哥哥积攒每学期的往返路费。姐姐自己也得拉扯孩子，可无论是那个弟弟妹妹有了困难，她都倾力相助。我那时工资低，妻子有病，孩子小，生活很吃力，姐姐给了我不少接济。1998年，我小儿子中专毕业要找工作，姐姐又寄给我一笔钱。

鲁迅先生曾赞美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我的姐姐不正是这样吗？我由衷感谢我亲爱的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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