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蓦然思登州 随笔苑

登州鼓楼

陈鹏 撰文/供图

古登州在文登落根，于牟平、黄县生发，唐神龙三年（707年），改蓬莱镇为蓬莱县，登州治所移至蓬莱。蓬莱是登州的治所，也称“首县”。相当一个时期内，说去往登州，实际就是落脚蓬莱；说赶脚蓬莱，其实就是下榻登州城。一城两称谓，府县共一城。

“一海天色一城船，半城官家半城兵”，这14个字，大体可以概括出清末登州府城的地缘政治、经济地理、文化风情以及社会生态。

一海天色一城船

蓬莱“人间仙境”之名，很大程度仰赖一海天色所赐。渤、黄二海联袂在此吐出一串珍珠——长山列岛；时不时在海天间凭空搬来海市蜃楼，影影绰绰，缥缥渺渺，百般变化。中国神仙文化一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此天然大背景下起笔。

所谓一海天色，云在水中飘，鱼在空中游，“海到天边云作岸”，“鱼龙潜跃水成文”，说的是镜儿海，像镜子一样平滑且一望无际的海面。镜儿海在蓬莱籍作家杨朔的散文《海市》里有过这样的描述：“好一片镜儿海。海水碧蓝碧蓝的，蓝得人心醉，我真想变成条鱼，钻进波浪里去。”宋代魏野有诗云：“寻真误入蓬莱岛，香风不动松花老。采芝何处未归来，白云遍地无人扫。”

清人张弓有诗曰：“赖有公来官五日，三山万古重蓬莱。”苏轼名义上只做了五天的登州知州，只因在丹崖山畔站了一站，便落下一生都挥之不去的记挂，“终有弱水替沧海，再无相思寄巫山”，一生都没有停歇唠叨登州任上这一抹海色。“莫嫌五日匆匆守，归去先传乐职诗”，《登州孙氏万松堂》《登州海市》《奉和陈贤良》《留别登州举人》《过莱州雪后望三山》《文登弹子涡石》等诗篇喷涌而出。毕竟一海天色是带不走的，于是，满腔的沉醉便托付于岸边的弹子涡石（鹅卵石），“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置之盆盎中，日与山海对”。

历朝历代到过蓬莱的文人骚客都不乏“袖中沧海烦倾出，要看毫端浪拍天”的浪漫情怀，生生将这“一海天色”整成了蓬莱的文化符号。

自宋朝始建刀鱼寨后置水城以降，丹崖山脚下，“日出千杆旗，日落万盏灯”，水城连通四海，贸易世界。

据史料记载，蓬莱“东扼岛夷，北控辽左，南通吴会，西翼燕云”，“外捍朝辽则为藩篱，内障中原又为门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蓬莱成为海上南北交通的中枢。

“一城船”，得益于蓬莱的自然地理秉性和水文气象优势。水城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蓬莱角，北依丹崖山，南锚紫荆山，东有黄土台地掩护，东北是一座巍峨雄峻的水门。港口联通渤、黄二海，扼渤海海峡之咽喉，控西进北上的海路命脉，兼顾货物贸易、军事防御双重功能，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贸易港和军事港口。

这里终年有北进南出的海流，夏季盛行偏南风和西南风，冬季盛行偏北风和东北风。这种有规律的海流与季风，对帆船航行十分有利。

“一城船”，还得益于区位优势衍生的物流渠道和国际航线。特别是元明两朝，漕粮多是海运，时断时续，维持了几百年。南来北往的物流人流，刺激了当地商业经济的发展，带来空前的繁荣和发达。

自隋唐起，日本和朝鲜半岛的船只往来日益频繁，譬如，“从630年到894年，日本共任命了19批次遣唐使团，人数从100人到600人不等，成员除了官员，还有大量的医师﹑画师﹑乐师、史生、工匠、学问僧﹑留学生。许多官员、留学生为唐的繁华深深折服，一住就是几年、十几年，有的干脆在唐娶妻生子，终生不归”。使团驻泊登岸之地大都在蓬莱港。使团的随从不能进京，成年累月待在登州，闲着也是闲着，私下互通有无，一不留神便推开了蓬莱港口国际贸易的大门。因此，登州“一城船”的盛况便有了些许“国际范儿”。

登州的兴衰与“一城船”产生了内在的逻辑勾连。1861年1月7日，英国人马理生（亦称小马礼逊）乘坐一辆“京车”（马拉的轿子）赶到山东。中英《北京条约》签订尚不到两个月，这位时任驻天津英国领事便迫不及待地直取登州开埠。尔后又直奔烟台，宣布登州开埠地在烟台。开埠港口东移，挪走了“一城船”，登州便不为登州矣。

而今，水城岸畔的登州古船博物馆里，依然陈列着元朝的战舰、明时高丽国尚未回航的货船。“一城船”的故事，说不尽，道不完。

半城官家半城兵

登州城里曾有“七十二衙门”的说法，如今蓬莱城里80岁左右土生土长的老人对此仍有记忆。

大衙门、二衙门、府衙门、县衙门、道台衙门、糠市衙门、守备衙门以及巡抚衙门、臬台衙门、藩台衙门、都司衙门、御史衙门……虽说可考的衙门不一定有七十二座之多，但古登州衙门林立确是事实。

登州府衙具体方位坐落于现在原驻军后勤部大院内外。衙门三进，海防同知署在府治内东偏，经历司署在府治内西偏，儒学教授署在府学东偏，训导署在府学西偏。

“衙门前面总设有戒石碑或厅。镌二行大字于其前，其阴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大门外有二坊，东曰“环齐重地”，西曰“表海雄封”。

蓬莱县署在府城钟楼东。按照中国礼制，东为大，应该是府衙所在地才对，不知为何却让县衙抢了风头。县衙主体建筑为大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县宅、后厅及两侧的附属建筑。衙门的大门对面有一块影壁，嵌有青砖浮雕。八字墙各有一亭，东边称为旌善亭，右边称为惩恶亭。

大堂为县衙的主体建筑，堂前明柱刻有楹联，上联是：“记吾邑卧龙有阁，亦号蓬莱，衙罢试登临，望乡如入山阴道”；下联是：“看此间虚蜃成楼，别开世界，仙缘欣邂逅，祷海无烦坡老文”。大堂中间悬挂“蓬莱县正堂”金字大匾，匾额下为知县审案暖阁，阁正面立一海水潮屏风，上挂“明镜高悬”金字匾额。

府衙与县衙之间，曾有一处军事机构，大约在2019年坍塌的人民剧场的位置，明清两朝时称登州卫指挥署、巡抚院署，即登莱巡抚时期，军事管辖范围曾包括辽东半岛，即所谓的“金复海盖，辽阳在外”。

登州城里衙门之所以多，除了府衙和县衙及其所属机构外，主要原因是“省”级派出机关和军事官署驻守府城。明、清时期，省级管理体系实行三司制，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布政使管“民政”，按察使管“刑名”，都指挥使则管一省军务。虽然派驻府州县的长官为副职，但地方官和老百姓都拿他们当“省级干部”看待，于是，地方上也有了臬台衙门、藩台衙门和都司衙门的说法。

乾隆朝以降，专设分守道、分巡道，成为省和府州之间一级机构，称道员亦叫道台，接着就有了道台衙门的称呼。登州城里有若干道台衙门：登州海防道、海运道、招练道、监军道、分守道，不一而足。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除了官员，还有端官家饭碗的人，包括“幕友、书吏和差役”，还有“帮闲”。帮闲们没有工资，自己想办法挣外快。一个县衙有几十名衙役，帮闲可能会有几百人，彼此利益勾连。

衙门多、官多，家眷也多，佣人等服务于官家的人就更多。“半城官家”不是空穴来风。

登州在外做官的人亦不在少数，清朝考取进士72名，其中文进士55名，武进士17名。他们在外地为官，在家乡营建官宅。纱帽街、聚魁街、三盘口在县衙的东南，明清两代，这里出过四位尚书、八位进士。明嘉靖皇帝为之亲笔题写“一门三进士，全家尚书郎”的楹联。陈鼎、陈其学以降的陈家一门，仅牌坊就有九座，有父子进士坊、父子经魁坊、父子恩荣坊、总督宣大坊、绳武坊、京兆坊、忠烈流芳坊和两座父子归葬坊。

“半城兵”，则源于蓬莱的战略地理位置。自唐朝起至明清，蓬莱都作为军事重镇水陆并驻，不但镇抚府、县本土，还肩负着守卫山东和中国北方沿海重要国防任务。每个朝代设置的军事机构名称不同。

水营守备署、登州镇署、中军游击署、中营守备署、右营都司署、右营守备署、城汛千总署……看一看登州古城的兵营之多，便知“半城兵”所言不虚。明朝袁可立任登莱巡抚三年，组建了一支5万多人的水师陆战军队，拥有4000艘战船。蓬莱地面兵之多可以想见。

府城、县城外加水城，三城并立，各司其职，大街小巷“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无处不衙门，遍地都是兵。

“半城官家半城兵”，构成了历史上登州府城“官盛民弱”的社会生态，也酝酿出与之伴生的独特的人文风俗。来此上任的官员，或多或少都会受到这种民风民俗的熏染；同样，官员们的个人操行与行事风格，也会给治所留下烙印，甚至影响一方的地域人格。在这里，姑且谓之“流水性”。

这方偏于一隅的小城，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过可歌可泣的作为。特别是在当代，从勇立潮头的“蓬莱新八仙”，到闻名大江南北的“文明村镇”，这片土地从来不乏亮点。然而，“流水性”的另一面，也难免“小钱不想挣，大钱挣不来”的局限。“七桥不见，三山不显”的登州古城已经消失，旧有的社会生态也早已新陈代谢开新篇，但这种“流水性”是不是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里的人们呢？愿思之，愿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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