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曾主持烟台开埠

烟台日报 2019-03-19 10:20 大字

□蔡玉臻主持烟台开埠的王启曾,病逝于1880年,他的官

场行踪,见诸于地方史志的记载虽然不多,但是,在当今的收藏圈里,他的书法却被公认为翰墨精品。他的书法,取法颜真卿,森然有法度,在厚重敦实的运笔之中,能自出新意,给人扑面而来的是温厚纯良的气息,透露着端庄与严谨,能够彰显那个时代学子忠君爱国不辱名节的追求,也可以使人们体味到清代蓬莱仕子优雅的学识与风度。烟台是一个只有150多年历史的新兴城市,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山东半岛的中心城市之一和环渤海地区重要的港口城市,它还是中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亚洲唯一的国际葡萄·葡萄酒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重点建设港口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文明城市等。但是,对于它的开埠与主持开埠的长官的掌故轶事,却鲜为人知。烟台开埠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强迫清政府于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增开登州等多处通商口岸。1861年1月19日,清政府任命崇厚为北方三口(天津、牛庄、登州)通商大臣。英国公使普鲁士急派驻登州领事毛里逊到登州办理筹建领事馆和开埠事宜。

通过勘察,毛里逊认为登州“滩薄水浅”,不宜作通商口岸,而被烟台的“天然良港”所吸引,于是提出改登州为烟台。烟台就这样被历史推到了前面。

1861年的烟台开埠,与其说是按《天津条约》第11款所规定开放为通商口岸,倒不如说是清廷昏庸的外交和愚蠢的伎俩一再失效后,在英法两强的枪炮威逼下屈膝媾和,以烟台为筹码换取了一时的和平。19世纪50年代初的清王朝,可谓内忧外患:占据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进攻———石达开西征仍令湘军和八旗疲于奔命,借助鸦片战争打开中国门户,尝到门户开放后商品倾销甜头的英法等列强不满足于《南京条约》仅开放区区五个通商口岸,伺机借第二次鸦片战争进一步向中国渗透势力。而清廷虽然战败并签订《天津条约》,其中第11款规定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为通商口岸,但在执行上却始终虚与委蛇。迟迟不予开埠,给了英法两国再次用兵的口实。

1860年4月,英法联军沿海路北上袭扰登州、莱州,登莱军民保家卫国,给予侵略者沉重打击。战事胶着的5月,史载登州“精兵暗地设伏登州、福山一带要隘”,清廷“增派团练使贾桢、杜翩前往,增发兵饷禄米”,抗战到底之情跃然纸上。然而伴随6月法军凭借装备优势攻陷烟台并封锁渤海湾,节节败退的清廷已经流露出媾和之意,虽然史书记载此时“夷酋不肯见”,但清廷仍对议和官员三令五申:“当设法消弭此事,万不可现在议抚,任听该夷肆意要求,漫无限制,天津通商历八年,原约本系以登州、牛庄所止,今若允许,岂非又多此口岸大臣等。”字里行间可见清廷虽然仍对开埠一事拖拖拉拉,但登州已经属于“可作谈判的筹码”。

清廷的“拖字诀”显然于事无补,1860年10月底,英法联军以焚毁紫禁城作为威胁,迫使恭亲王奕欣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不平等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登州按照中英《天津条约》第11款被迫开埠,仅是时间问题。1861年初,清政府任命侍郎衔候补京堂崇厚为北方三口通商大臣,督办牛庄、天津、登州通商事务。与此同时,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也派驻登州领事毛里逊,勘查开埠和筹办领事馆等事宜。同年5月,清政府下旨,改定烟台为通商口岸,委派王启曾到烟台督办通商事宜,开设了海关,第二年便把胶东的行政中心迁到了烟台。英法相继也在烟台设立了领事馆,奠定了烟台地区行政区的雏形,而王启曾也成为历史上主持烟台开埠的人。王启曾与汉南在烟台开埠的关键时间节点上,王启曾与汉南,分别代表了大清帝国和大英帝国。这两位在烟台分署办公、各行其事的地方大员,心境却大不相同。

身为土生土长的蓬莱人,王启曾从直隶候补知府转回故乡上任,想必心头别有一番滋味;而身为首任东海关总税务司的汉南,不但在烟台山上修建了总税务司公署,更成为烟台财政大权实际意义上的掌控者。耐人寻味的是,开埠后载入《清实录》和地方志的王启曾,其政声是有口皆碑的。而在东海关档案中随处可见的汉南,在近代中国史料中却几近销声匿迹。

王启曾是蓬莱城的望族之后,生于1802年,道光十六年(1836年)考中进士。他的祖父王錞是一位武举。伯父王壬垣是嘉庆戊午(1798年)举人,曾任陕西韩城、洵阳、三原知县,后迁孝义同知。父亲王戟垣掌管家业,赠资政大夫。堂兄王启炳,嘉庆丙子(1816年)优贡,初任镶红旗教习,后任湖北大冶知县、江苏通州、直隶知州、湖北陨阳知府,颇有政声。王启曾之子王尔植,随官京师,咸丰戊午(1858年)顺天副贡,任户部郎中,光绪八年(1882年)曾参与编撰江瑞采主修的《蓬莱县续志》。

王启曾少时便以聪颖博学、精通经史闻名故里,善诗词,工书法,初临魏晋名帖,后遍研习唐、宋诸家书体,自成一派。踏入仕途后先任官刑部主事,后转任郎中,旋即擢广平府知府。咸丰十一年(1862年),山东烟台新设东海关,王启曾奉檄往任经理,后加监运使衔,旋知州知府,补正定知府。

王启曾为官清廉,心寄民安。担任广平府知府期间,重修城垣、挖掘壕沟,搭建桥梁,既利农事,又益防御,此后捻军大举进攻山东地区时,惟独广平府得以保全。他勤于政事,史书记载:“昼伏牍提讯疑案,平反案狱,不避权贵;勘受古籍,裁汰陋规,杜绝馈遗,所至有声,尽怀其德。”直隶总督曾国藩得悉王启曾公正廉明,推荐其担任道员,并获清廷赏赐的顶戴花翎,政声卓著。在烟台任上,曾辗转山东多地任职的王启曾编撰了《山东通志》,后人称颂不已。

尽管王启曾是主持烟台开埠的官员,但在东海关日渐把持辖区关税收入、财权旁落的大背景下,首任东海关总税务司汉南的权力可想而知。当时虽然清廷委派的崇芳托名东海关监督,但大权却始终掌握在英国人手中。海关设立后最大的困难,就是对外国商船的征税,原因主要是彼此言语不通。东海关不得不聘任外国人来从事税务工作,开始只是充当翻译。但外国人一则拥有语言优势,二则通晓贸易,很快就被聘任为税务官乃至税务司。在此背景下,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同乡兼密友汉南便被任命为东海关总税务司,可谓顺理成章。他来到烟台,标志着烟台海关权和港口管理权的旁落。在此后的80多年里,东海关税务司一职一直由外国人所把持。

1863年3月23日,汉南一行抵烟,那时,东海关尚无正式办公署,便租世昌洋行房屋居住,后因租房过少而不能应用,乃请示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批准,“在烟台山西侧盖洋楼一所”。清同治四年(1865年)始建,次年竣工。同时建造的海关码头,是烟台有史以来第一个公用码头。

在烟台,汉南办了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是建立了必要的规章制度:1863年3月17日,东海关公布了《烟台口东海关章程》和《船只进口章程》,使烟台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港务方面的规章制度。第二件是建立了必要的原始统计。1863年3月23日,烟台开始对贸易活动进行全面统计。

东海关税务司这一要职被英国人攫取后,就连税务司公署内的高级职员也多由外国人充任。当时,洋人们根本没有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税务司公署内洋人与华人的地位明显不同,华人职员在使用上和待遇上都备受歧视。就连洋人帮办,也处处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在与华人职员的工资、居住条件上更是相差悬殊。深远影响开埠之后,王启曾勤政一面继续展现,他对山东各海口的税收状况进行走访考察,发现各口抽收厘金混乱,偷税漏税严重,立即向清廷奏申,要求尽快改变这种状况。

1862年1月16日,恭亲王奕向皇帝请旨,调登莱青兵备道由莱州移驻烟台,仿照江苏、上海、宁波的做法,专门负责中外税务,并请朝廷礼部颁发关防。2月14日,登莱青兵备道由莱州移往烟台,建立东海关监督衙门,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任东海关监督。3月,东海关监督衙门开关办公。自此,东海关成为山东第一海关,烟台也成了中国较早对外开放的城市。

烟台本为渔村,开埠后商船至山东只有烟台口岸,商务极盛,垄断对外贸易,达五十年之久。这也是开埠给烟台港乃至烟台带来的重要变化。短短时间,英、美、日、德等17个国家先后在烟台设立了领事馆。洋学堂、洋商行、洋医院也相继在烟台建立,洋货洋品也都由烟台上岸销往内地。中国的花生、大豆、丝绸、矿产等土特产则由烟台出口海外。外国商人们运走中国的各种土特产,又从国外运来了工业品。进出口额逐年上升。烟台,堪称开风气之先的摩登城市,聚集了众多外国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

1901年9月7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为赔偿帝国主义各国的巨额军费,总税务司迫使清政府使用关税、厘税和盐税作抵押,从而更加巩固和加强了赫德对中国海关主权的控制。1912年民国成立后,由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烟台港的“税”、“港”大权仍然被东海关税务司所控制。

1938年2月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烟台,全面控制了海关关税、港务管理、内外贸易和海上运输,当年2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通过总税务司下达命令,废除东海关监督。至此,东海关监督度过76个春秋,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不管怎样,从历史意义上来说,烟台开埠促进了山东经济格局的改变,逐步形成了以烟台、青岛为中心的胶东地区、胶济铁路沿线地区、以及济南周围呈横向分布的外向型经济体系,这些地方成为山东经济最活跃和最发达的地区。这种格局的形成,对后来山东经济地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主持烟台开埠的王启曾,病逝于1880年,他的官场行踪,见诸于地方史志的记载虽然不多,但是,在当今的收藏圈里,他的书法却被公认为翰墨精品。他的书法,取法颜真卿,森然有法度,在厚重敦实的运笔之中,能自出新意,给人扑面而来的是温厚纯良的气息,透露着端庄与严谨,能够彰显那个时代学子忠君爱国不辱名节的追求,也可以使人们体味到清代蓬莱仕子优雅的学识与风度。

蓬莱古城万寿宫中的乡贤祠内,列有王启曾的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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