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在烟台

□金延铭中国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近代工业杰出的开拓者盛宣怀，1886至1892年（清光绪十二年至十八年）署理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他是登莱青兵备道任职时间较长、在地方经济发展中颇有建树的一位道台。他在烟台切切实实地为地方发展和民生办了几件大事，并开创了若干个早期实业的中国第一。组织登州探矿出任登莱青兵备道盛宣怀在就署理登莱青兵备道之前，对烟台已比较熟悉。1876年，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围绕滇案（即马嘉理事件）在烟台进行最后谈判时，盛宣怀作为幕僚参与了谈判工作。在烟台期间，盛宣怀还利用谈判的间隙时间，委托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帮助聘雇英国矿师来华帮助采矿。此事第二年春天就办成了。

从参加烟台谈判至1886年来烟台任道台的十年间，盛宣怀多次来过烟台，其中在烟台所待时间较长的是1882年，当时他来烟台组织在山东、主要是在登州辖区进行探矿。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洋务派在湖北等地兴起了第一个勘矿热潮，主要是开采铁、煤。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又兴起了办五金矿的热潮。1882年6月，因李鸿章丁忧离任而署理北洋大臣的张树声，命令盛宣怀带留学归国的矿务技术人员池贞铨等赴山东勘探铅矿。当时清廷虽然购置了不少洋枪装备军队，但不仅造不出枪，就连制造子弹也得进口洋铅。洋务派急于寻找铅矿的目的，是为了生产铅弹。盛宣怀随即赶往烟台，从7月中旬到8月底，在山东整整待了四十多天，而这段时间正值盛夏酷暑季节。盛宣怀在山东探矿期间，与郑观应、朱其诏等洋务实业专家一直保持书信交流，探讨有关技术和经济问题。如对莒州铅矿，郑观应就认为“出水太远”。后来盛宣怀一行着重在登州辖区进行勘探，勘得登州府所属的宁海州、栖霞县、招远县俱产铅矿。他们将宁海、栖霞的矿石送天津制造局化验，将招远的铜铅矿苗寄往外洋化验。盛宣怀从烟台回到上海后，将勘探情况和自己起草的《试办山东滨海各铅矿章程》一起禀报。李鸿章认为，登州府属之宁海、栖霞、招远距海甚近，转运甚便，于海防军需大有裨益，批示山东抚部院并行东海关道转饬宁海等州、县妥为照料，并将以后办理情形随时报查。

1886年5月，醇亲王奕譞巡阅北洋海防。6月2日，奕譞奏请对这次巡阅出力人员盛宣怀等奖叙，李鸿章乘势力荐盛宣怀。7月31日（农历七月初一），盛宣怀被简授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烟台东海关监督。盛宣怀到烟台上任，是李鸿章精心安排的，而盛宣怀也确实不负期望，在烟台一展抱负。开办中国第一家内河轮船公司在到烟台赴任之前，盛宣怀已从事轮船招商局的高层管理工作达十多年之久。他看到太古、怡和等外国公司一方面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在中国的运输特权，一方面依仗先进的蒸汽机轮船抢占市场，中国水上运输业不断地被外资企业夺占，利益也大量被外资公司拿走。他在艰苦支撑轮船招商局与太古、怡和等公司争夺市场和利益的同时，逐步形成了对外国轮船尚不能运营的内河（包括一部分近海）航运要由中方抓紧设立公司、开展业务的思路。他曾积极运作在广东等地筹办内河轮船公司，但因不掌握地方权利而难以进行。1886年4月，他向李鸿章正式提交了《内地设轮船公司议》。他说，外国的富强，无不自通商始，口岸通商人与我共之，内地通商我自主之；欲求中国富强，莫如一变而至火轮，设一内地快船公司，与招商局相为表里，以兴中国内地自有之商务，而收中国内地自有之利权。三个月后，他被简授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从而有了实现这一想法的机会。

盛宣怀从天津到烟台赴任，最省时的方式应该是走水路，即乘船经渤海湾直达。这条水路他走过多次，十分熟悉。但是，盛宣怀这次却特意走陆路，从天津经济南前往烟台，以便于沿途考察民情，了解实际情况。途中，他专门取道掖县（今莱州），调查当地土产品出口的陆路运输情况，论证组建轮船公司的可行性。到了烟台后，他又进一步了解胶东沿海港口情况和近海土产品在烟台口岸集结出口的运输情况，与华商、洋商多方调研。这年11月9日（农历十月十四日），他依据调研情况禀报李鸿章，建议在山东发展内河轮船运输业。他说，查西方各国律法，不通商各埠只准许本国轮船行驶，日本也是如此。惟我中国因噎废食，则江海之利有与外人公共而无独得者，甚是可惜。他认为，办内地轮船公司这件事，除了李鸿章，其他人谁也不肯做。他说，查山东沿海各口，南与江苏盐城毗连，北与直隶盐沧毗连，所辖一千三百余里。大小海口一百余处，而水深七八尺可驶浅水小轮者约有十余处。如掖县出草帽辫，每年约产三百万包，皆由陆路盘山驼运，每包须运费京钱四千。而距掖县三四十里即有太平湾、虎头崖两口，可驶浅轮。他估算小火轮由虎头崖、太平湾驳运，半日可到烟台，水脚又省，运程又快，并可售去草帽辫买回别货，实为商民之便。

李鸿章对这件事给予很大支持。他在12月8日（农历十一月十三日）即复函盛宣怀，同意在不通商口岸试办商局浅轮，别其称为“内地华民轮船”，并就如何去办成这件事对盛宣怀进行了指点。李鸿章对盛宣怀所提的不通商口岸只准民轮来往、总在常关领牌纳税、不与洋船交混等意见，表示非常赞成。他担心先请示总理衙门批准再办恐怕难成，便告诉盛宣怀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无须先咨，免生枝节，如其来回，再复可耳”。李鸿章根据自己的经验，此类事情先奏请不准，则很难办成；但是如果一旦办成，朝廷也只能承认现实。不过，登莱青道是山东巡抚衙门的分巡机构，此事还得山东巡抚张曜认可。

得到李鸿章的支持后，盛宣怀在1887年农历正月从烟台前往济南，办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在路过掖县沙河时，召集草帽辫商人代表杜荫溥、徐克敏等进行筹议，得到了商人们的支持；同时和商人们就草帽辫的花样、质量、价格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要求，以保持和日本商人竞争的优势。另一件是，和招商局会办马建忠一起具禀山东巡抚张曜，请求他的批准。为了使张曜支持这个项目，盛宣怀专门就此举对山东省财政收入的影响作了分析。他说，本来担心办起小火轮运输后会对陆路征收厘金有损碍。不过，经调查，山东沿海各口陆路是不收厘金的，因而不会减少省里的财政收入。此举对于商苦不便的陆路运输却是一大改变，客观上将起到籍兴商务、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由于有李鸿章的支持，盛宣怀又说得有理有利，张曜很快批准了盛宣怀等在山东设内河小轮船公司的禀请，中国第一家内河轮船公司在烟台诞生，随后即通航运行。先是用一艘300多吨位的广济号轮船来往于烟台、登州、龙口等港，以货运为主，兼带旅客。后来不断发展，航运范围扩展到山东整个沿海港口，还开辟了烟台至辽东半岛旅顺的航线。积极从事慈善事业和主张向东北移民从事慈善事业，在盛宣怀的一生中，几乎是与他从事洋务实业相始终的。在烟台任登莱青道台期间，他多次组织赈灾活动，并利用官府的和教会的力量，兴办了一些载入史册的慈善事业。

盛宣怀在烟台办的广仁堂，至今仍有建筑留存。《芝罘区志》记载，1891年（光绪十七年），登莱青道兼东海关监督盛宣怀会同地方绅商，在龚易图（1871-1877年任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所创兼善堂的基础上，创办广仁堂（后称胶东第一广仁堂）。烟台广仁堂有房屋1800余间，义地1200余亩，属官办慈善机构，下设慈幼所、施医所、疪寒所、养病所、备棺会、掩骨会等若干慈善场所。慈幼所，主要收容孤儿及被拐骗卖入娼户的未成年女童；施医所，专为无力延医买药的贫病者施医施药；疪寒所，收容老幼游民、乞丐，每年冬至开始收容，入所时每人发棉衣一套，每日供饭两餐，第二年农历二月初一放出；养病所，设于疪寒所里院，为无依靠的孤老患病者治病；备棺会，为无力购买棺材的死亡贫民和码头病故劳工而设；掩骨会，供贫民掩埋尸骨，有义地七处。

盛宣怀办的善堂为什么要叫“广仁堂”？原来，早在1878年（光绪四年），因北方五省连年大旱，天津灾民日益增多。当年2月，盛宣怀与郑观应、徐润等在上海成立了义赈公所，组织社会民间力量捐助灾区、救济灾民。3月下旬，盛宣怀又奉李鸿章之命筹办天津河间赈灾事宜。1879年（光绪五年），因赈灾有功，盛宣怀被李鸿章奏署天津河间兵备道。在天津河间道任上，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赈灾。为了安置和解决最贫困的灾民生活问题，他接受李金镛的建议，在天津创建了广仁堂这一慈善机构。“值灾情方剧，受任伊始，首先综理赈务，集捐数十万，兼资工抚，救济甚众。并裁革天津县书差供应各项积弊，建广仁堂留养孤嫠”。五年后的1884年（光绪十年）7月，盛宣怀在与朝鲜使者李用俊笔谈中还写道：“广仁堂系弟在天津道（指1879年天津河间兵备道）任内捐资创立，收养茕独数百名，讲求耕织，设义塾课读。”正因为如此，盛宣怀在烟台办的慈善机构仍沿用“广仁堂”的名称。后来，盛宣怀又先后建起了莱州广仁堂（胶东第二广仁堂）、日照广仁堂（胶东第三广仁堂）、上海广仁堂。

除了官办慈善机构，盛宣怀在出任登莱青道台期间，在胶东的外国教会组织也开办了一些慈善场所，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天主教在烟台办的孤儿院与残老院、基督教长老会在蓬莱办的登州启喑学馆等。天主教孤儿院创办于1886年，附设于1860年法国传教士创办的天主教施医院，孤儿院对收容的孤儿供应衣食，按年龄划分班级，进行识字、宗教教育和劳动。1890年，烟台天主教会又创办残老院，仍附属天主教施医院，收容残老20人左右，多时30余人。1887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蓬莱城内创办登州启喑学堂，为中国第一所聋哑学校，首期有学生4人，衣食由学校供给。后因长老会停止拨款，学馆于1895年停办，1898年迁到烟台继续办学。

盛宣怀在兴办慈善事业尤其是在赈灾中，看到胶东地区大多处于丘陵地区，土薄地瘠，人口众多，在当时的农耕时代人民生活很难摆脱贫困，而东北地区土地肥沃、人口稀少，便萌发了把辖区内缺田的贫困农民迁移到东北地区垦荒或开矿的想法。于是，他致信给赈灾和开矿的老搭档、老部下，时任漠河金矿总办的李金镛，请李金镛就山东向东北移民的可行性，如东北的土地肥沃程度、旷地的区域、旗民与汉民的关系等，进行调查回复。李金镛于1889年9月9日（光绪十五年八月十四日）和1890年1月16日（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两次致函盛宣怀，对有关情况作了汇报和陈述。由于东北是满清王朝发祥之地，许多地方宁肯荒闲也被列为封禁之地，就是东北全境亦不允许汉人迁徙。盛宣怀办这件事情，当然不会留下文墨实迹，所以李金镛的几封复函，成为盛宣怀移民东北的珍贵史料。李金镛在信中称赞“此举非常功德”，“夫救灾大惠也，移民不得已之举也”。他建议盛宣怀，“东省迁民如果开办，宜向江省择地安置”，“东省由烟至珲一水可达，轮舟装载费省而轻，江省则自营起旱二千余里，程途遥远，费必倍之。”在这里，李金镛把水路、旱路向黑龙江移民的费用都算过了。后来山东人闯关东，多数也是走水路。李金镛说，“此间上下二千数百里，人烟绝迹，矿务如能日有起色，募民实边，窃有志焉”。但鉴于东北在满清时期特殊的政治地理位置，他提醒盛宣怀此事要请李鸿章、张曜等出奏朝廷。从在这之前的1889年3月10日（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九日）李金镛给盛宣怀的信中可以看出，尽管这是“迁民德政”，但已有“杨侍御奏请迁民开垦一折，奉旨不准”。既然朝廷不准，就不能采取公开的官方行动进行移民。而向东北移民的主张，不论对山东还是对东北，都是有利于安置贫困百姓和发展生产力的。于是，地方官对此都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贫困百姓开始大批向东北迁徙。从盛宣怀担任登莱青道台开始，胶东地区向东北移民是比较多的，这从东北地区祖籍山东的家庭中有很多今天已是第六、七代的时间上可以推算出来。扶持发展烟台地方民族工商业盛宣怀作为中国早期的实业巨匠，在烟台任道台期间，对烟台民族工业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关心和支持。

盛宣怀在实践中发现，“洋人牟利如有把握，断不肯分让华人。且洋人会计精密，而自为谋则自利，为我谋则我损，其始甘言饴我，其继狠心吞我，其终破面讹我”。痛定思痛，盛宣怀要求华商和官员一定要在国际贸易中保持竞争的警惕性。他在扶持莱州草帽辫如何扩大出口时，就清醒地指出，日本人知道了我们用不值钱的麦草就可以赚取西洋人的重利，就会加意仿照编制，而且花样越出越新、产品越出越美。如果他们的出口越来越多，我们的出口就会越来越少。因此，他和莱州的草帽辫商人交谈，要求他们在花样上必须求精，在价格上必须公道，以防止市场被日本商人抢夺走。在盛宣怀的关怀下，1890年，莱州沙河镇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草辫加工厂。此后数年时间，沙河便成为全国草辫生产和出口中心。莱州的草艺品工业也因此得到快速发展，成为地方一大传统工艺产业，一直延续至今。

盛宣怀所支持的烟台民族实业项目，最著名的当属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张裕公司是近代著名爱国侨领张振勋（字弼士，广东大埔人）最早在祖国投资创办的企业，也是中国第一家用西法生产葡萄酒的工厂。

盛宣怀与张振勋的相识，从现有资料看，始于盛宣怀组织的山东赈灾。1889年，盛宣怀禀告李鸿章，在荷属葛罗吧等地经商的华侨领袖、办理山东赈捐委员、候选知府张振勋来到烟台，向盛宣怀诉说南洋各埠以荷兰、西班牙为首的殖民统治者，欺侮虐待华人华侨的种种事实，要求速设领事馆加以保护。盛宣怀还向李鸿章建议，如果朝廷没有建领事馆和派驻领事的资金，“可由在荷华民自筹”。至于领事的人选，李鸿章向朝廷推荐说：“职道访闻张振勋在该国经商多年，极有体面，揆之闻俗问禁之义，彼于荷国政治人情揣摩熟习，必有胜于暂时派往查探之人。”经李鸿章推荐，1890年（光绪十六年），清廷任命张振勋为驻槟榔屿首任领事，五年后升任驻新加坡总领事。1892年（光绪十八年），张振勋在中国经过从南到北的考察，决定投资300万元，在烟台创办葡萄酿酒公司，这是当时烟台境内规模最大的一家现代工业企业。同年7月，盛宣怀奉调天津，但仍然关心张裕公司的筹建。1895年5月，已离任登莱青道近三年的盛宣怀禀报北洋大臣王文韶，为张裕公司申请专利和免税政策：“职道前在东海关任内，查得烟台、天津、营口等处所产葡萄可照西法酿酒，曾与广南槟榔屿领事三品衔候选知府张振勋筹商创造，并于上年延请酒师到烟试造，尽合外洋销路。”“查西洋果酒到华并不收税，销售甚广，所费不赀。现拟在烟台地方建一酒厂，名曰张裕公司，……拟请援照西例，该厂既设，准其专利三十年。凡奉天、直隶、东三省地方，无论华洋商民，不准再有他人仿造。……并准以运酒出口之日起准免税厘三年。”这些给予张裕公司的专利权和优惠政策，很快得到批准。后来，张振勋不仅把张裕公司办起来了，还跟随盛宣怀办铁路、办银行，做了不少大事。

盛宣怀在任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的六年时间里，烟台和胶东地区的工矿企业得到发展。国外的花边、抽纱、发网等工艺品生产技术开始传入境内，纺织、缫丝等工厂纷纷建立，平度、招远、宁海等处的金矿开采引进了国外先进设备，招远玲珑金矿也诞生于这个期间。芝罘、龙口等一批沿海的港口贸易也因航运业的发展而兴旺起来，大大提高了以商品集散港口命名的出口产品的知名度，如龙口粉丝、芝罘花边等。涉足金融领域和对创办近代教育的探索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必然要呼唤近代金融业的成长。盛宣怀在充当李鸿章幕僚、负责轮船招商局和电报总局经营的过程中，早已看到了银行的重要性。而当时的中国，既无官办银行，也无近代制度的商办银行，这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已形成了瓶颈障碍。出任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使盛宣怀有了涉足金融领域的一个台阶。在烟台工作的六年间，他积极涉足金融事务，为后来创办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开始了实质性地探索。

他到烟台上任的第二年，1887年（光绪十三年）7月，替李鸿章起草了一封致驻美公使张荫桓的函，谈到了中美合办官银行的事情，但信函表述的自然是李鸿章的观点。李鸿章不同意美商在华独办像汇丰、法兰西那样的商业银行，认为这些商业银行“于办理官事处处窒碍，其生意仍难驾乎各行之上。今议华美合办，既有华商在内，名正言顺，凡中国兴利大事，该行均可随时议办”。李鸿章要求张荫桓去美国后要推进华美合办银行一事。盛宣怀心里是主张银行商办的。替李鸿章起草这封信函后，他又上书户部尚书翁同龢，阐述关于银行应该商办的观点和中国缺乏人才的现实。他说，一个月前美国商人到天津来讨论合作开设官办银行，傅相督办。他“力陈银行只可商办，本钱虽大，其办法与西帮之银号等耳，盈亏听商自主，官不宜过问”。他认为，“泰西各国以兵商二者交相焜耀，实即足食足兵之道”。西方国家“上有商务大臣，下有工商书院”，在人才上与中国也大不一样。盛宣怀在信中还向翁同龢诉说：“招商一局尚苦无人，遑论银行？”在探索办银行的同时，他在烟台还积极开展铸钱币的工作。先是1887年，山东巡抚张曜指令东海关“铸钱十万串”，后是1888年奉命在烟台开铸钱币。除了铜钱币外，盛宣怀还在烟台试铸银钱币。币样送李鸿章审看，李称赞其银元花纹甚佳，但要大办造币厂需有关部门批准同管才行。此事就此放下。

甲午战败，清政府面临巨额赔款的筹措问题。已离开烟台三年的盛宣怀向朝廷提出，在兴利方面要速办银行。“若仍不加意商务，未有不民穷财尽不战而弱者也。今言变法者多矣，然坐言易，起行难；立法易，收效难。始就力所能行，效所能速者筹之，则铸银币、开银行两端，实为商务之权舆，亟宜首先创办”。1896年11月，盛宣怀接奉筹办银行的谕旨，随即组成董事会，在半年后的1897年5月，中国自己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开行。开行不到二年，就在北京、天津、烟台、汉口、广州、汕头等城市设立了分行。

盛宣怀在经办洋务企业的实践中，深感科技人才培养的重要。他说，“矿务既属兴利之大端，而得人尤为办事之先务”；“织局不难于集资，难于得人”。他说自己虽然对于“地学、化学、格致门类，一名一物，绝无所知，然犹欲勉力考究其近似，冀不为人所蒙蔽”。他认为，各种新式人才必须自己培养，一方面可选学生出洋留学或选人在国内跟随洋师学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自己办培养新式人才的学堂。在登莱青道台任内，他虽然人在烟台，但对办中国近代科技教育事业一直进行着积极地探索。

盛宣怀在创办洋务企业的时候，办了一些附设于企业的学堂，这些学堂应该说只是技术短训班。如办电报局时，于1880年在天津、上海等地办了电报学堂，后来督办汉阳铁厂时也办了附设的学堂。盛宣怀对这些学堂的办学情况注意进行总结，为以后创办正规学堂积累经验。1887年，身为登莱青道兼东海关监督的他虽然公务繁忙，仍然在烟台主持起草了《电报总局学堂汇纂章程》，分列出学习、洋考、薪水等条目，对八年来办电报学堂的经验做法进行规范化、制度化。章程中不仅要求将教育和实业紧密结合，而且对每个学员按知识水平、学习成绩进行分等分级，联系其品德表现，与薪资挂钩。这个章程是洋务运动以来创办近代职业教育的第一个较完整的规章，凝聚了盛宣怀办近代实业教育的心血，是中国近代教育的一份重要历史文献。（本文原刊于烟台市政协编纂出版的《烟台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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