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沙旺有支果园队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响应国家号召，我的家乡烟台芝罘岛大疃村在村后的山沟地和村南三里桥西侧的一片沙滩上（村民称“沙旺”），栽种了几百亩的果树，西沙旺尤多，有葡萄、梨和桃等，但绝大多数是苹果。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发生严重饥荒。村委会只得将村里所有可耕地和可开垦的撂荒地按照人头划分成五个农业生产队，种粮种菜，生产自救。为了多种粮食，人们就顾不上果树了，很多种了好几年、马上就要结果的果树，处境不妙。村里决定：将我们第四农业生产队改成一个专业果园队，把西沙旺原各队的一百多亩果园地全部划给我们统一管理。就这样，我们这个海岛渔村就诞生了一个新的专业组织———芝罘岛大疃果园队（亦称“老四队”）。
果树园里
昔日的打鱼人，如今要种水果，我们老四队的社员都有些担心。在那个连肚子都填不饱的荒年斋月，要经营好这百多亩果园谈何容易。种水果，我们是外行，更重要的是，我们已把原来的粮食地交出去了，已经断了口粮的来路，果树又在短期内无果可收，这无疑是丢了饭碗，等着吃树叶啦。
老队长沈德全带领大家开了三天会，七八十条汉子和婆姨们争得面红耳赤。主意出了一箩筐，中午还得回家喝菜汤。老队长果断决定：全队成立一个专业果园组，其他人分成三个农田小组，分片在果树间隙的空闲地上种植粮食，先解决吃饭问题。
果园组无疑是核心力量，老队长从全队中精心挑选了十三名青壮年，其中有沈德鹏、刘本荣、安邦林、夏树全、张士曼、郑元庆、刘克福、夏广福、安邦成、沈训和我。另外还选了两名女青年王云秋和王君华。这些人当中，除了沈德鹏已结婚，其他全是一帮刚下学不久的年轻人，都是十八九岁，最小的安邦成，当时只有十七岁。
当年冬天，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给果树剪枝。十三人中除了沈德鹏略懂一点，其他人全都一窍不通。老队长便跑到原幸福八村，请来管理果树的技术队长潘师傅给我们现场示范讲解，顺便讲了讲怎么打药、施肥。
为了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当年底，老队长把我和他的儿子沈训派到原烟台园艺场学习。临走时，老队长语重心长地地对我俩说：“你们年轻有文化，去了一定要好好学习，把技术带回来，可别辜负了全队老少的希望啊！”这句话多年以后我都记忆犹新。
我和沈训每天早上背着干粮，步行十五六里路早早赶去学习。之后，我俩成了芝罘大疃果园队的第一批果树技术员，干活时，什么果树主干留多高、三大主枝的位置、侧枝的走势、萌条留多长、结果枝群怎么保留等等，讲得头头是道，剪得准确合理，社员们看了都挺服气。
果园队有两辆大马车，那可是全队最棒的生产工具，由老队长亲自调度。每年十一二月份，农田地里的活儿停了，果树的施肥季节便来了。
老队长安排马车到烟台大粪场花钱买粪往果园地拉。马车装上个四方大粪桶，一趟能拉四五十担。当时两位赶马车的师傅一位叫姜平，赶一个大灰骡子车，一位叫夏述祥，赶一个大黑骡子车。他们头戴白色卷边防晒帽，坐在马车上，一扬长鞭，“叭”地一声，大骡子便颠颠地跑起来。他们一天拉两趟，几天便把果园边上十几个大粪池全部填满，再由我们果园组的人把粪挑到树下挖坑填埋。每天早饭后，我们十三个人便扛着担杖去上工，担杖钩“哗啦哗啦”直响，引来村民戏谑：“这怎么成立棒子队啦？”还有的说：“这是十三棍僧啊。”我们队伍里不知是谁回了一句：“我们不但有棍僧，还有两个尼姑哪！”两个女同志听了，不好意思地抓起一把沙土扬在那人头上，逗得大家一阵大笑。
到了果园，每人从窝棚里挑上两只木桶，到大粪池边把桶往池里一抛，用担杖钩往上一提，两桶大粪便满满的———比挑两桶水那可是要沉得多，很多人的肩膀都被压得红肿，有的只好用毛巾缠在担杖上。挑粪累，倒粪更难。把粪挑到树下，倒进事先挖好的树坑里，要想把粪倒净，就得一手提着桶系，一手掀起桶底，木桶周边沾满粪便，实在无处下手。有人干脆就地抓起一把沙土往桶底一摔，管它脏臭，挈底掀起，倒净后再抓把沙土搓搓手，回头再挑下趟。
这活儿不光脏累，稍有不慎，还会殃及自身。记得有一次，张士曼挑了满满两桶大粪，由于太沉，过地沟时，两桶向下一沉，碰到边上，他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两桶大粪一下全澎到身上。大家见状哄堂大笑，张士曼又气又恼，顾不得寒冬腊月，一头扎进旁边的大水塘，从头到脚洗了个凉水澡。
管理果树，每年要打五六遍药水。开春要打硫磺水，为了杀红蜘蛛；夏天要打兰矾、波尔多液，为了保护树叶，防止腐烂病等。兑药水，有点技术含量，要掌握好比例，否则，药兑多了烧芽烂叶，药兑少了害虫又杀不死。刘本荣是我们的老大哥，性稳心细，兑药水的活儿大部分由他来做。刘克福、郑元庆几个人都是拿喷雾器打药的。他们将喷雾器上捆一根长竿，在果树间上下翻腾，均匀喷洒。剩下的我们几个人就负责挑药水了。挑药水跟挑大粪差不多，担着两桶药水既沉甸甸的，还要不停地蹦地沟，好在天已暖和，我们就干脆脱掉鞋子，赤脚奔跑在绵软的沙地上。喷雾器压气的活儿大部分都落在王云秋几个年轻姑娘的手上。那时没有机器喷雾器，只能靠人工作业。一百多亩果园打一遍药需要一个多星期，累得姑娘们个个腰酸背痛，手上磨起了血泡，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她们每人肩上披着一条色泽艳丽的头巾，压气时头巾上下跳动，两条发辫也伴着彩巾上下舞动，宛如彩蝶飞翔在绿树从中，分外亮丽。
到1964年，果园队成立已有三年多，我们每年都在为果树不停地投入，精心地照料，但因早期的投入不足和根系受到伤害，果树只长树不结果，回报并不如意。我们果园队年底结算，连续三年每个劳动日只有三毛二分钱。就是这点钱，也都是全靠三个农业组在果树空隙里种点花生和小杂粮的唯一收入。
我们没有气馁。因为我们知道，一个花蕾从形成到结果一般都需要三年时间，我们的投入不会白费，将来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好的回报。随着时光的流淌，果树一年比一年繁茂，逐渐进入盛果期。我们这些青涩的小伙也都成长为青壮年。
报名参军
就在我们和果树一起成长的时候，1964年冬天，突然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国家为了加强国防建设，当年要在农村征兵。这个喜讯就像一声春雷，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头顶炸响。
保家卫国，当兵光荣，那可是我们那个时代年轻人的最高梦想。大家都知道这机会来之不易。因为三年饥饿时期，农业欠收，国家为节约粮食，只好征召吃统购粮的城市兵。当时我们芝罘岛还属农村户口，因此三年没征一个兵，今年征兵，机会难得。号召报名参军的大红标语贴在村中俱乐部的墙上，村中的大喇叭也在不停地播放着征兵通告，村中的几百个青年个个心潮涌动。
我们果园队里果园组的适龄青年全部报了名。我和安邦林还私下核计，给市武装部写了一份决心书。那封信可能真的被武装部的领导看到了，因为后来我们随大家一起去体检时，有一位武装部的领导同志还专门来打听我俩的名字。同去的伙伴有些奇怪，但我俩谁也没敢说出真相，一直把这个小秘密藏在心里。
体检、政审后一个多月，武装部给村里下发了入伍通知书，大疃村共录取了七人，其中，我们果园队果园组一下录取了四人：安邦林、夏树全、张士曼和我。我们像做梦似的，心中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
入伍那天，全村老少敲锣打鼓欢送我们。在村委会大门口，村委找了七名年轻姑娘给我们献花送行，其中就有我的妹妹戴承华。她把红花给我戴在胸前，笑着说：“哥，你放心走吧，咱们家里兄弟姊妹多，什么事你也不用挂念，爹和妈就希望你能当个好兵就行。”说着，两眼却涌出了泪水。我本想安慰她几句，话还未出口，自己的眼眶也湿了。这时，老队长沈德全来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说：“到部队好好干，等咱们果园的苹果丰收了，一定给你们部队送几筐尝尝。”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老队长你放心，我们一定不会给你丢脸。等复员回来，我们还回咱果园队，还回果园组，还跟着你修剪果树。”话还未说完，大家便拥簇着我们上车。
那个年代，村里连个手扶拖拉机也没有，就安排了好几辆大马车，一路把我们送到烟台武装部。真巧，果园队的两辆大马车也来送我们了，那天，大灰骡子和大黑骡子也格外有精神，马鞍上和骡子头上还系上了两顶大红花。我们坐在马车上，笑声、歌声洒满一路。
出村不久，走到村南三里桥附近，正好看到了我们的果树园。这么多年光在果树园里围着果树忙活，也没觉得果树有什么变化，这会儿要离开了，仔细看看，果园还真是变化不少：果树比前几年长高了许多，而且枝叶繁茂，花蕾丛生，预示着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是硕果累累，丰收在望。我们的心情既兴奋不已，又恋恋不舍，胸前的红花被风吹得不停地摆动，就像我们荡漾的心。
家门口当兵
到武装部集结不久，我们便被带到烟台市附近的一个新兵营。在那里，我们和从芝罘岛西口村征的三人，加上从崆峒岛村征的两人，正好十二个人，组成一个新兵班。其他新兵大部分来自海阳、掖县（今莱州）、招远。很快，我们这个班便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新兵集训完后，我们这十二个人要全部分配回我们自己的家乡———芝罘岛和崆峒岛的驻军部队。
消息一传出，我们这十二个人就像撒了气的皮球，满脸的尴尬与无奈。“到边疆、上前线，南征北战，报效祖国”的理想一下全部化为泡影。到家门口当兵，遇到熟人怎么说？村里乡亲会怎么看？越思越想，非但没有了当兵的光荣感，反而觉得丢人八怪的，有人甚至打了退堂鼓：这兵还能当下去吗？
部队首长当然看到了我们的思想波动，连续给我们上了三天政治课。结合当时的斗争形势，给我们讲述了留在海岛服役的重要意义。听了首长的耐心分析，我们的心结豁然打开了，个个愉快地接受了分配，一起被分配到守备三十六团二营，营部就驻在我们芝罘岛大疃村。我和安邦林、张茂恕、王君才分到东口五连；夏树全分到西口加炮连，张士曼和从崆峒岛入伍的吕志京、吕志利，一起分配回崆峒岛守备连；西口村入伍的出陈维福、徐珍惠、朱广顺，则被分配到离我们果园队不远的西沙旺四连。大家虽然都是在家门口当兵，但我们牢记首长的教导，不论是站岗放哨，还是军事训练，无论是打坑道施工，还是武装泗渡演练，个个斗志满怀，冲锋在前。我和安邦林当年就入了党，同时都被提拔成班长。我们果园队的四个伙伴当年都被评上了“五好战士”。
第二年春节前夕，我们又收到一个意外的惊喜：部队首长破例让我们十几个海岛入伍的新兵回家过年。我们当兵虽在本岛，离家近在咫尺，但部队有严格的纪律，虽然训练或施工中经常能碰见乡亲，但自从穿上军装，我们已有一年多没登家门了。我们换上崭新的绿军装，胸前戴上“五好战士”奖章，个个神采奕奕，没用一个小时就跑回了家。一进家门，全家老少就像从梦中惊醒似的，“噢”地一声，一大家子人欢声笑语就像打开闸门的河水奔涌而出。
大年三十，我们在鞭炮声中和家人一起吃了年夜饭。大年初一一早，我们果园队的几个兵聚在一起，逐家给乡亲们拜年。当然首先是拜老队长。一进门，我们握着老队长的手，嘴里说着祝福的话，脸上挂满了笑容。老队长听了我们在部队上成长的汇报，特别提高了嗓门：“我也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对果园队的贡献没有白费，你们走后，果园组又扩大到二十多人。现在，咱们的果树已进入盛果期，今年咱们的苹果大丰收，劳动日一下刹到一块八毛三啦。”“噢！”大家禁不住鼓起掌来。说着，老队长拿起盘中盛满的大红苹果，举到半空，“来，尝尝咱们果园队自己的果实。”说完给我们每人手中塞上一个。我们咬上一口，又脆又甜，一直甜到了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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