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历即魅力
五味评书
读刘汉君先生《西藏记忆》
□孙为刚
大约1年前，刘汉君先生到我办公室，送我1本他的新书———《西藏记忆》。当时因杂事缠身，未能及时阅读。近日稍有闲暇，整理柜子里的书籍时，偶然翻出了汉君先生的这本书，便静下心来，一鼓作气读完了这本100多页的小册子。
读罢掩卷，有一句话立即跳到我的眼前———阅历即魅力。就用这5个字权作这篇读后感的标题吧。
汉君先生是我敬重的前辈。他1935年1月出生于掖县（今莱州市）一户贫苦农民之家，1949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进藏，1971年8月调回内地。调回内地后，先后在中共烟台市委党校、烟台日报社工作。1995年1月离休。汉君先生1956年开始发表新闻和文学作品，先后出版过《昆仑散记》（二人集）《刘汉君短篇小说选》《框框文学与新闻乱弹》等著作。《西藏记忆》是记录他在西藏工作16年经历的专著。书中没有孤立地叙述个人的生活琐事，而是把它置于西藏历史进程的背景下，反映西藏的风云变化、风土人情。
西藏是个神秘的地方，这里有世界上隆起最晚、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高原，因而有“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之称。这里雄奇瑰丽的风光，独具特色
的民族风情，令人向往。但西藏艰苦的条件也毋庸讳言，能在西藏工作生活实属不易，更何况汉君先
生在这里工作了16年。更为难得的是，在
16年的西藏工作经历中，汉君先
生先后在西藏的党政机关、新闻单位工作过，党政机关的视野，记者工作的特性，让他广泛接触社会，比起单一的工作岗位有着更加丰富的阅历。
《西藏记忆》带给我们的是一份与众不同的记忆。
《西藏记忆》的第一篇文章是《青藏公路传奇》，诚如作者所言：“我对西藏的认识，是从青藏公路开始。我是1956年7月沿青藏公路进藏的，途中所见所闻，印象深刻，那些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的人物和故事，令我震撼，难以忘怀。”自从国家实行干部援藏计划以来，在烟台乃至山东，有成百上千的干部撇家舍业，支援西藏建设。汉君先生1956年进藏，1971年调回内地，在西藏工作16年，他的青春年华是在西藏度过的。其间，汉君先生先后在西藏工委组织部、青藏公路管理局、西藏交通党委、西藏日报社等单位工作。作为一位五十年代的援藏干部，他在西藏工作时间不是很长，职务也不算高，但党政机关机要秘书的工作岗位，报社记者的采访生涯，让他的足迹比其他人走得更远，接触的社会面比其他人更为广泛，经历了许多别人没有经历的大事。1958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视察柴达木盆地和青藏公路，当时没有录音设备，时任青藏公路管理局党委办公室机要秘书的汉君先生被领导指定为彭老总讲话做记录。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地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他记录的彭总讲话也成为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其后，1959年的西藏平叛、1962年的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1965年西藏自治区政府成立
及“文革”时期的西藏动乱，他都是亲历者、见证人。参加援藏的干部很多，但有汉君先生这样丰富经历的恐怕不多。因此，这本《西藏记忆》留给我们的是一份与众不同的记忆。《西藏记忆》带给我们的是一份丰富多彩的记忆。
1962年7月，汉君先生调到西藏日报社，从一名业余作者成为一名专职的新闻记者。在进入报社之前，汉君先生就经常在《西藏日报》上发表小说、散文和新闻稿件，同时在《人民文学》《新观察》《延河》等刊物也有作品发表，是西藏小有名气的业余作者。调入报社后，他如鱼得水，大显身手。他以记者敏锐的视角，以作家准确生动的语言，为我们留下了一篇篇丰富多彩的记忆。青藏公路的传奇故事、草原风情、格尔木垦荒、平叛后的拉萨、八廓街印象、西藏的温泉、痴情的骆驼……无不精彩纷呈。在《格尔木垦荒》一文中，他写道：“格尔木的风我领教过，说刮就刮，事先毫无征兆，有时天气晴好，没风没尘，突然间在你面前从戈壁滩底下窜出一股透明的气流，像游蛇一样，开始就地打旋，愈旋愈快，卷裹起沙尘，由下而上，平地腾空，直上云间，形成为顶天立地的沙柱，如同黄色的蘑菇云状，恰似唐诗描述的那样：‘黄沙直上白云间\’。”此时此刻，格尔木的风仿佛就在我们的眼前。在《平叛后的拉萨》一文中，汉君先生这样写道：“拉萨河谷天鹅绒般的田野也苏醒了，庄园四周的杨柳，又张开了伞盖般的绿荫，株株桃杏万花开放，散发着阵阵清香，纵横交错的渠道和小溪喧闹着，涌着白色的泡沫，田垄间蒸腾起一层水气，‘玛尼堆\’旁的神像前又升起一股松烟。在那一块块不规则的田畦里，头系红缨的犏牛迈着碎步，拉着犁。妇女赤着脚，光着紫铜色的臂膀，跟在扶犁的丈夫后面撒种，老人们从家里提来酥油茶和青稞酒，孩子们跑跳着，在田岸上打着滚。”优美的句子、生动的描
述，为我们展现了一副平定叛乱后生机勃勃的画面。
《西藏记忆》带给我们的是一份耐人寻味的记忆。在《西藏记忆》中，汉君先生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与众不同和丰富多彩的记忆，还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记忆。在《青藏公路传奇》一文的结尾处，汉君先生写道：“公路为沿线带来机遇和生机。现在许多已具有规模的城镇就是在这样的起点上发展起来的。慕生忠、任启明等许多公路开拓者已经作古，但他们的精神和事迹永载史册。”在《痴情的骆驼》一文中，汉君先生写道：“骆驼无动于衷，安详地反刍起来。也许理解主人对它的夸奖，也许它什么也听不懂，然而关于骆驼和拉骆驼人的那种忍辱负重的赤诚，却使我永远不忘。”在《采访纪事》中，汉君先生写到一次《访珞巴村寨》，他在文章的结尾处写道：“这是一次失败的采访，从拉萨到羌纳，一千多里，乘车，骑马，坐船，徒步，来回十多天，途中还险些遇难。此行除了解到珞巴人的一些风习外，竟无一个字可以见报。我遵循一条原则：不强逼自己硬写，不能够感动我的事，我不报道。”这就是刘汉君！读罢这段文字，一个耿直、倔强的汉君先生活脱脱地站立在我的眼前。1966年11月，32岁的刘汉君“以过分的热情和虔诚的顺从，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一项苦差事———徒步采访”。他和新华社、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等新闻单位的驻藏记者一道，跟随一支计划徒步到北京的红卫兵长征宣传队采访。采访活动历时100天，步行4000里，最后因形势变化，采访流产，没有一个字见报。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汉君先生写道：“我曾经后悔过，也许参加登山报道不至于劳而无功。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拟定1967年的登山活动也因政治形势变化而半途夭折。沉重的回忆方使我明白，政治决定记者的命运，谁也无法超脱。”虽然我没有汉君先生那样丰富的人生阅历，但读到这段文字，我依然深有同感，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为什么要编印这本《西藏记忆》？汉君先生这样写道：“当年我的老领导和一同进藏的老友，多数已经过世，见证半个多世纪以前西藏那段历史的人，健在者不多了，而我已年逾八十。归结整理这些短文确有迫切之感。于是便有结集出书的念头，以西藏记忆为题，对前半生作个交代。”他在自己为《西藏记忆》撰写的简短的“前言”中写道：“在西藏艰苦的环境里，我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各方面均有进步。写了不少文章，有了一定的知名度，颇为自慰。但也有老朋友为我叹惜，说我在西藏十六年，未能取得一官半职，个人得到了什么？我难以回答。……比起那些身已凋残和长眠在高原上的老西藏，我属于幸运者，知足无怨。”
感谢汉君先生，为我们留下这份难得的《西藏记忆》。写下这段文字，表达一个读者肤浅的读后感，也表达一个晚辈对这位老西藏、老前辈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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